陈独秀共产党建党九十多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可以像陈独秀一样让人如此难以窥测而其光采完全不输于他的任何一个后辈的人物，他集大任于一身的登上了革命舞台，文学舞台，政治舞台，不像有的人夹着尾巴逃离，有的人无视昔日的正义而随波逐流，他自始至终都在保持着他的硬脾气，傲风骨，就像他自己说的，白发了，他仍是一老书生。

先生在他简短的自传中说了一下自己的身世。

陈家虽然世代读书，但到他父亲这辈才算有了出息，父亲和叔叔都有了功名。

可惜的是他父亲去世的早，所能依靠的只有考取举人并已经做了大官的叔叔陈衍庶，他把幼小的陈独秀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但陈独秀却一直对人宣称他是个没父亲的孩子，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之间的信念不同。

叔叔对独秀很好，在公干时也会把他带在身边给以教导，独秀的国学基本功在幼时就被迫打下了基础，一面是在陈家时祖父的严厉教导和哥哥的苦心开戒，一面是叔父的悉心培育。

值得说的是陈衍庶国画技艺，书法很好，陈独秀小时就对国画和书法有了初步的接触和研究，再加上他固已有的对八股，科场的十足厌倦，急促的暴脾气再添上了一把火，这为他日后掀起批判旧文化的大运动先打了牢靠的基础，也为他自己的学者风范打下了基础。

他不是专门的书法家，却很擅长小篆和隶书，对楷书和草书也有研究；他在政治困顿时都投入了学术研究中，对文字学如痴如迷，音韵研究也有心得；他虽最先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但旧诗做的非常优秀，他对绘画，儒，道，佛都有研究，不然不可能深知儒教弊病和国学烂柯，不可能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引路者。

陈独秀生于1879年，逝于1942年。

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前半期的那段动乱，屈辱，流离，波诡云谲的日子都被他赶上了。

一般而言，乱世出英豪，像众所周知的三国。

就连唐末五代也是有英雄的，即便在这个时候流氓横行。

但也有例外，比如说日本的应仁动乱时期，没有一个出色的英雄，这在他们本国人的眼里也很反常。

陈独秀和那个时期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为寻求救国而东渡日本，并且去过五次。

对中国学生来说，去日留学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路途近，文化接近，国情相同，并且维新后的日本成了各种新思潮的聚汇地。

在日本有许多已翻译的西方文明著作和优秀的学者。

在那里，陈独秀饥渴的翻阅他感兴趣的书文，他是个自学成才的天才，离开家庭后他的每次进步都是他自己学来的，他总是有着自己的想法，不喜欢按着常规做事，于是在日本很自然的他陷入了各种思潮的包围之中。

在他之后的革命生涯中，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之后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毛泽东早期在党的地位中的提升与影响离不开陈独秀的赏识，但陈独秀落难后毛泽东一句异议都没有提，这和受到陈独秀关怀的其他人的表现相差太远，对此我不想为毛做任何辩解。

学说的存在本就有合理性，只要实际情境中有这种需要，学说就不会过时，刚开始的陈独秀无法对一下子接触到的如汪洋一般的学说逐个做个分析，比较然后再选择，更要紧的是国内局势不待人，于是他把驳杂的理论都吸收了，并且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当这种主义追不上他的步伐时他便抛弃了它，不会有别人的难舍之情。

作为思想的启蒙者，不管他的思想怎样随时代而变化，终其一生，他从西方学来的民主思想从未变过，民主是他一生都在寻求的东西，不管他扮演的是反清志士，反袁大将，共党领袖还是托派首领，而且他是以赤子之心来寻找它的。

陈独秀最早参与的大范围的社会运动是领导安徽民众反抗沙俄侵略中国，这是他第一次在自己的家乡以一个反抗者的形象出现，也第一次在安徽—一个相对闭塞的省域—吹起了一股新风，从这时起陈独秀的通缉生活就开始了—为了政治活动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大大背离了他母亲对他的期望—希望他安稳的博个功名。

这时候年轻的陈独秀开始为人所知。

他最早写报论是在上海的《国民日日报》上，这份报刊是他和章士钊，何梅士，苏曼殊一起办的。

当时条件刻苦，几个热火朝天的年轻人挤在一间租来的狭窄房子里，工作辛苦不分昼夜，为此陈独秀衣服上还冒出了不少的虱子，但报纸因政治性被当局查封。

吸收经验，陈独秀回安徽后创办了自己的不带政治性的《安徽俗话报》，当时一些先进城市都有了自己的俗话报，白话报的创办兴起了一个热潮，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办报来开启民智，拯救国民。

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第一次对社会习惯和传统生活进行了解剖，不得不承认这是高瞻远瞩的一次创举，在旧中国各种制度飘飘欲坠之时，批判政治的大有人在，但从社会心理角度观察国势危亡原因的他是第一人，正因为这点才是由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挑起了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

辛亥革命中，他又同同盟会人士合作策划安徽独立（陈独秀的朋友有不少是早期的同盟会成员，比如苏曼殊，柏文蔚，但他一生都没有加入），在反袁行动中他又是柏文蔚仰赖的顾问，袁氏的反扑扑灭了陈独秀高涨的革命激潮，他消沉了一段时间，而才子消沉时需要的是美人的陪伴。

才子爱风流这点似乎很难辩驳，试想一下文坛上有名字，有地位的人哪一个会伴着一个女人终老?只是在各种杂书里记了不少的浪漫痴情又伤痛的情事，非常美化。

比如说一个文人偶经一处村庄，在桃花环绕的村屋旁见到了一位美丽温柔的姑娘，两个人搭了一会讪，文人就害上了相思病，姑娘也暗暗的有了意中人，并且文人还因此而死，有点像梁祝的小前身，可是文人未必是才子，痴情的文人少，痴情的才子更是少。

陈独秀对他的每个女伴都是真心的，只是他不断地换了女伴。

陈独秀这时陪在他身边的是高君曼—陈独秀的小姨子，就是陈独秀原配夫人的妹妹。

陈独秀的原配是包办的，一个只知道三从四德的对他毫无吸引力的女人，而高君曼是一个接受了先进教育知性的女人。

虽然他和他小姨子是自由恋爱，但这在当时太过震动了，以至于陈衍庶将他逐出了家门，而高君曼也只能在姐姐去世时才可以放开一直以来的愧疚情感去吊唁。

以真实的爱情为基础的私奔可以体谅，但发生在这种伦理关系下的私奔是否可以呢？就算是现在，社会道德也不允许这类行为，陈独秀的勇气与叛逆实在让人佩服，但绝不能因为他风流而看轻他，因为这很偏见。

消沉中的陈独秀开始给好友章士钊办的《甲寅杂志》写文章，并由此产生了再办自己的杂志的想法，而这就是青年杂志的孕育了。

新青年刚创办时处境十分艰难，没钱（其实陈独秀的家道殷实，因为他的叔父，但他一向与陈衍庶划清界限，创业不管多么困苦都不会向家里要钱）没人，早期的杂志内容基本上都是他所写的，如果有读者来信，他会把来信与答复信一起刊上杂志，并非常开心诚挚的邀请来信者能再为杂志赐笔。

他一直是以诚挚率真的态度对人对物，他可以因意向不同，同好友大打出手，第二天双方又像没事人一样交往；他可以在当北大学长时边搔虱子便给同学讲课；他会在党的大会上拍着桌子大骂那帮不听他话的人，但没一个人敢吱声，以致有人骂他家长制作风（其实不然，他时常对他身边的人说，党内要做的很重要的事就是民主集中制，凡事不能他自己说了算，但缺憾就是当时的党组织太弱小，他实在有些孤木难支，因此他不断地在各地创办培训组织，不断地把优秀的人送到莫斯科去，党的第一代领导班子几乎都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

）这时候的新青年虽然在维持运行，但只是刚刚的崭露头角，实事求是的说是陈独秀一个人在背着他蹒跚的前行，《新青年》的境遇转折点是蔡元培的提携和慧眼识珠，蔡元培在被任命北大校长之后，就想先以文科为着入点对北大的官僚气进行整顿，因此文科学长的选择很慎重，在他看了《新青年》之后，这一桂冠就锁定在了陈独秀头上，并且为了邀请陈独秀，他甚至提出陈独秀可以把《新青年》从上海带到北大校园来办。

天道酬勤，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到来为北大带去了新的生命，甚至于把他比作普罗米修斯的火种也并不为过。

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思想是兼容并包，除以陈独秀为中心的新派人物外，他还引进了如黄侃一类的旧派人物，旧派在校内从未停止过对新派的攻击，社会上的守旧派也因为北大新青年阵营的存在对陈独秀等妄加攻击。

在当时的文化思想领域最大的神是所谓的儒教，那敢于脱去儒教神秘衣装的人就是社会最大的焦点和靶子，正因为有新派的存在，北大有了浓烈的学术气氛，即便时常作为文人论战场；正因为新派的存在，北大可以成为全国的文化思想神地。

正是在北大的滋补下，新青年茁壮的成长了，在思想界叱咤风云。

（在陈独秀离开北大并投入政治运动之后，新青年成了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并渐渐被其他刊物取代）五四运动是历史上最值得标榜的学生运动，可很多人不知道当时引领着这些造反运动学生思想的就是陈独秀，为此他还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口号：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这句话很快在他自己身上应验，他被捕入狱了，被关了几个月后在各界人士尤其是孙中山的压力下放了出来。

《建党伟业》里面有陈独秀的角色，但主人公不是他，而扮演他的人横看竖看只能划入小人一类角色，是个很会演反面，无能形象的人。

电影抬高了除陈独秀外的所有其他人，像李大钊，张国焘尤其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馆工作员时还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照毛泽东后来自己的话说他是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才真的接受了社会主义，所以他根本不可能会指点陈独秀！在陈独秀的一生中他从未被毛泽东指点过，而相反由于理论水平，地位上的差别毛泽东最初是被陈独秀所指点的，即便在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入狱，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决策者之后他也从未对任何人屈服过，而且以陈独秀的学识，品性他不可能会有影片中的迷茫，呆傻表情，令人气愤的是这个表情竟然还一再出现！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命运一直在走下坡路，这条路上不停的有人给他泼污水。

在他活着的时候，王明可以骂他汉奸；在他死后灵柩运回故里之时没有一人前来迎接这位昔日的思想巨子；中苏建交后出于政治妥协，大革命的失败责任全由他来背；文革中为他稍稍喊冤的史学家立即受到批判；他的所有文字著作都被销毁，他的儿子，女儿无辜受责。

他的得以平反还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而最大的契机就是苏联的解体，因为只有苏联解体了，莫斯科所保存的机密文档才能被公诸于世，关于陈独秀的历史研究才能有确实完整的材料，不然他的平反不知道还要迁延多少年。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会上一锤定音的，国共合作的发明者是马琳，马琳提出之后申请了莫斯科的同意，莫斯科此时把在中国可以合作的人定为了孙中山，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是“奉命执行”（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了它的在中国的支部），但不能说陈独秀对此是完全反对的。

在那时，孙中山旗帜下的国民党是中国势力最大的党派，而且相比于其他势力是最具革命性的。

由于孙中山希望以一个党派实力统一中国的宏愿，他要求共产党员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必须进行党内合作，这点莫斯科同意了，就算不愿，共产党也没有伸张的地方。

但开始的国共合作，共产党员是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和组织自由的，并且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活动，发展国民党左派。

就是因为共产党这种以国民党扩大自己势力的行为严重刺激了国民党中派尤其是右派，才有了西山会议国民党分共分裂组织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