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诗哲”路易斯.康作品中的类型学思想探析1路易斯·康建筑作品的“元语言”与“对象语言”路易斯·康的作品形式感非常强烈,他认为组成远古时期建筑的基本元素是最基本的也是永恒的。
在他的作品中,这一点最明显的体现是基本几何形的运用。
正方形、圆形及三角形大胆甚至是武断地并置在他的作品中,给人以视觉上的强烈冲击。
我们知道,康在设计他著名的建筑作品时,建筑类型学还停留在范型类型学阶段,并没有作为一个较为完善的系统理论被提出,康也没有发表过关于建筑类型学的言论和著作,因此不能说康的建筑与类型学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我们可以从他的设计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发现类型学的影子。
从类型学角度对路易斯·康的建筑作品进行重新整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系统全面地了解这位“建筑诗哲”的作品和思想,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建筑类型学。
类型进入建筑领域是源于人们的需要和对美的渴求。
对建筑类型学最具权威性的定义是巴黎美术学院教授德·昆西(Q·D·Quincy)于19世纪在《建筑百科辞典》中提出的:“‘类型’不意味着事物形象的抄袭和完美的模仿,而是意味着某一因素的观念,这种观念本身即是形成‘模型’的法则……‘模型’,就其艺术的实践范围来说是事物原原本本的重复。
反之,类型则是人们据此能够划出种种绝不能相似的作品的概念。
就模型来说,一切都精确明晰,而类型多少有些模糊不清。
因此可以发现,类型所模拟的总是情感和精神所认可的事物[2]。
”类型学发展至今经历了“原型类型学”、“范型类型学”和“第三种类型学”三个阶段。
“第三种类型学”以新理性主义为标志,代表人物是阿尔多·罗西,它标志着当代建筑类型学的形成。
在前两种类型学中,建筑曾和它本身以外的另一“自然”进行比较并使其合法化。
同前两种类型学相比,当代类型学研究不再以外在的“自然”来使类型学元素合理并系统化,而是作为艺术形式理想的变体在城市的层面上展开,显示出真正建筑类型学的特点。
第三种类型学在实质上是一种结构主义的方法,是对建筑与城市的结构阅读,这种方法建立在欧洲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基石上。
从广义的范围来讲,只要在设计中涉及“原型”概念或者说可以分析出其原型特征的,都应属于建筑类型学研究的范围。
由于选择原型的来源角度不同,概括起来,当代西方建筑类型学的架构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从历史中寻找原型的新理性主义的建筑类型学;从地区中寻找原型的新地域主义的建筑类型学[3]。
新理性主义的建筑类型学强调内在秩序,新地域主义的建筑类型学关注自然启示。
从语言学上来看,固定的要素就相当于用作工具的语言,被称之为“元语言”;而变化的要素就相当于被描述的语言,被称之为“对象语言”。
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用一种语言描述同一种语言在逻辑上是有困难的。
因为所用于描述,即用作工具的语言与所研究的语言内部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与缺陷。
这样就需要将语言分出层次,从一个层次来研究另一个层次的语言。
这种分层次的,在某一层次上来研究另一层次的语言所引发出来的逻辑问题即所谓“元逻辑”。
“元”这一概念是类型学的基本概念之一,而建筑类型学则是研究建筑、建筑理论的“元”理论。
正是通过类型学才使得建筑师们了解到设计的“元范畴”这个概念,即在设计或设计的过程阶段中区分出层次,区分出“元”与“对象”,区分出“元设计”与“对象设计”的层次。
20世纪70年代末,意大利的皮里尼发明了一套建筑形式的字母系统(图2),他将建筑的组成部分还原为它的基本要素,相应地也就生成了一套基本句法,该句法将元素排列组合,从而建筑就在一个恰当层次的构形中系统地展现出来。
由此图可以看出皮里尼的设计类型学方法,就是首先构造出一套“元语言”,再去考虑如何用这套元语言去构造具体的建筑作品,即“对象语言”[4]。
罗西等人的类型学方法是对历史上建筑类型进行总结,抽取出那些在历史中既能够适应人类基本生活需要,又与一定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建筑形式,并去寻找生活与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
而路易斯·康的设计方法与罗西的“类似性城市”方法相似,甚至更加纯粹更加诗意。
路易斯·康的建筑是以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材料、功能、精神为表现手段和目的,而在建筑艺术风格上,构图的“元语言”是以简单几何形——正方、矩形、圆、规则三角形等为主,具有现代和古典共有的特征。
路易斯·康早年曾用大量时间游历欧洲,尤其是罗马,他从古罗马建筑的废墟中和古典建筑中萃取出建筑设计的“元语言”,这些“元语言”包括古罗马建筑中的拱券、筒形拱顶,希腊神庙的柱廊,由简单几何形所构成的门窗洞口,此外还包括哥特式高耸的塔楼、金字塔状的正四棱锥等(图3)。
他将这些“元语言”经过抽象和再创造形成了带中缝采光的筒形拱顶(如肯贝尔美术馆);四角锥形的屋顶(如屈灵顿犹太中心游泳池);具有哥特韵味的高耸的小塔楼(如理查德医学研究楼,柯曼住宅);圆形、三角形、方形等基本几何形所组成的洞口(如印度经济管理学院,孟加拉国达卡国际会议中心)。
康的建筑作品都具有很强烈的秩序感与形式感,体现出一种古典而沉静的美,这与他将这些固定的“对象语言”的重复运用是分不开的。
2路易斯·康建筑作品的空间模式建筑类型学中所引入的空间模式概念指的不是自身绝对的内在数字关系,而是物体与物体或者说空间与空间之间的一种相对关系。
空间模式追求建筑物自身内部空间关系及与周围空间关系的和谐。
从历史和地域的模型形式中抽象出的“空间模式”是我们寻找的一种主要“原型”。
“空间模式”不是抽象数学中欧几里德几何和投影几何的随意组合,而是以社会存在和居住概念的认知图式作为依据的一项社会性的构造活动。
功能、意象和结构是空间模式形成中不可分离的三要素。
在这里,功能主要涉及使用功能与社会功能(其中包括对社会行为、社会认同及社会整合的作用);意象主要涉及空间的价值和含义(其中包括隐喻、象征及记忆等作用);而结构则主要涉及到主体对空间及存在意识的认知图式、空间的句法结构以及空间的文本结构[3]。
由于结构的构造过程也就是功能和意象的实现过程,因此,我们不妨从结构的角度将路易斯·康建筑作品的“空间模式”(图4)分为以下四种:1.中心化空间结构模式;2.轴线复合空间结构模式;3.组团式空间结构模式;4.拓扑空间结构模式。
2.1中心化空间结构模式这是一种中心式的集中构图,它一般是由一定数量的次要空间围绕一个大的占主导地位的中心空间构成。
这样的空间模式具有向心性和纪念性。
孟加拉国达卡国际会议中心(图5)就是这样的空间模式,它是由一系列小的空间围绕中心的圆柱体大空间所组成,由于中心的全方位体面向四方,没有缺憾,具有统领全局之感,是长久以来被用做纪念性建筑和其他重要建筑的典型空间结构模式。
康在评论他的这个作品时说这种做法是从古罗马浴室获得的启迪。
这种空间模式的其它代表作品还有埃克斯特学院图书馆、屈灵顿犹太中心游泳池等。
2.2 轴线复合空间结构模式它隐含着过程和路线的概念,是由基本几何空间沿线性联系排列并沿轴线镜像而成,具有对称性和协调性。
在萨尔克生物研究所(图6)的定稿方案中,康将两座相互镜像的三层实验楼对称排列在其间开敞花园的两侧,实验楼两层之间会有被用作服务空间和结构层的夹层空间。
在此建筑的设计中,康为了避免眩光在建筑外侧很近的地方做双层墙,这是他所使用的令其着迷的古堡建筑手法的又一实践[5]。
其它代表作品还有肯贝尔艺术博物馆,耶鲁大学英国艺术和研究中心等。
2.3 组团式空间结构模式这种空间模式是由形式相近或具有共同视觉特征的几何形体在平面或空间以一定规律排列而成,具有相似性和强调性。
理查德森医学研究楼是由六个形式相近的八层高纵向长方体排列而成,它们由贯穿的廊道联系,在长方体的某个边上会有被用作服务空间的高耸的塔楼。
这种空间模式的作品还有印度经济管理学院等。
2.4 拓扑空间结构模式这种空间模式即所谓的知觉图式(schemata),我们用它来描述形成建筑形态秩序性的某种关系,这种拓扑关系的认知是通过我们的感觉系统达到的。
莫比乌斯环和克莱因瓶都具有典型的拓扑空间特征。
路易斯康设计的第一唯一神学教堂与主日学校就是这类空间模式的典型。
3三种分类方式解析康作品根据阿尔甘的观点,类型学分类方式是根据下列等级组织进行的:(1)城市的尺度和它的建筑组织,这反映在建筑组群与城市形态关系的研究上。
(2)建筑的尺度和它的大的组合元素,如广场、室内空间类型等的形式构成。
(3)细部比例、构造以及它的装饰部分,如柱式处理。
传统形式的细部处理往往具有典型性和符号性,它的类型特征更加明 [4]。
我们将从以上三个层次对康的作品进行简要分析3.1 城市的尺度和它的建筑组织从类型与城市形态关系看,类型的选择和处理的最终目的是要以类型的处理取得城市形态的连续。
城市的最终形态是建筑和建筑群,而建筑和建筑群之间的关系则要由类型与形态的研究来联系。
所以类型学是城市形态研究的重要手段。
类型学是把城市看作一个历时性与共时性交汇的产物来加以阐述的。
康在费城中心北三角区规划设计中,和一群青年建筑师合作,做了“二百万人口理性城市”规划,北三角区是费城中心的一部分,其规划内容包括费厄芒特公园扩展;拓宽伐艾恩街;将二十街与舒乌基尔河之间的贫民窟改造成高层公寓和公建住宅;在劳庚广场、宾夕法尼亚广场和市场街之间的三角地段内设市政活动中心和游乐园[6]。
康的方案充分考虑城市现有建筑形态和道路网络,在延续城市文脉的基础上发掘城市原型,建筑组群的处理以能够集中大量人口的高层建筑为主,这与政府对费城的历史定位是一脉相承的。
3.2 建筑的尺度和它的大的组合元素路易斯·康对形式有着独特的理解,对康而言组成远古时期建筑的元素是最基本的、也是永恒的。
各种基本形式本身是不可能随意地组合使用的,因为它们必须遵循一定的秩序——这种秩序就是几何学。
在康看来几何学是建筑师的通用语言,是表达事物内容的方式而不是目的。
在康的作品中,基本几何形体运用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正方形、圆形、三角形,它们被康当成了能产生非凡效果的“原型”。
在耶鲁大学美术馆扩建项目中,路易斯·康将矩形、等边三角形、圆形这些基本几何形作为空间构图的“元语言”,并把它们巧妙地组织在一起。
建筑的体量是简约的立方体形式,室内空间部分将圆、等边三角形等几何元素巧妙结合,创造出富有诗意的空间。
那融结构、空间构图、装饰和设备管线于一体的三角形密肋楼盖,把柯布西耶的粗野主义,奈尔维的装饰性结构等手法巧妙地汇集一体[7]。
建筑的高潮部分是内含三角形楼梯的圆柱形混凝土筒体,它的顶部是圆与内接的等边三角形所形成的构图,自然光从圆与内接三角形的缺口部分洒下,形成充满诗意的感人空间。
路易斯·康对古典建筑有一种由衷的挚爱,他无数次地被古典建筑所塑造出的感人空间所深深打动,由此提炼出的“元语言”(如对古罗马建筑拱顶的精神提炼)也同样具有感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