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思维差异看中国古典诗歌的可译性限度---直觉性与逻辑性摘要：在中国与外国文学领域中，英汉诗歌的音律节奏以及篇章结构截然不同，因此译界对英译中国古诗的可能性一直争论不休。

东西民族的思维模式存在直觉性与逻辑性、形象性与抽象性、模糊性与精确性三大主要差异，以上差异皆会造成中国古诗英译中的可译性限度甚至是不可译现象。

关键词：直觉性与逻辑性；思维差异；古典诗歌；可译性限度正文诗歌作为一种语言高度浓缩凝炼的文学体裁，其意境丰富，形式工整，具有独特的节奏、韵律和内涵。

由于英汉两种诗歌产生于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二者在音律节奏、篇章结构以及意象构造方面各有特点，使得英译中国古典诗歌困难重重，也引发了对中国古诗可译性的争论。

语言作为表达和交流思想的最主要的工具，它的发展和使用都受制于思维。

正如包惠南所指出的，“翻译活动的基础是人类思维规律的共同性，翻译的本质是不同思维形式的转换”，因此，从思维科学的角度研究翻译是极为重要的途径。

本文从中西思维模式差异的视角，对诗歌的可译性限度进行探讨。

一、诗歌的可译性限度乔纳森·卡勒曾指出，“诗歌居于文学经验的中心，诗的特殊性使之与一般的言语相区别，诗的文字记录虽属语言交流的范畴，然而，诗的特殊性已经改变了这一语言交流的范畴。

诗的形式规则，诸如诗行断句、节奏、韵律等程式使之与普通话语有别。

”从翻译学的角度来讲，诗歌也一度被认为是可译性最小的一种文学形式。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ＲｏｂｅｒｔＬＦｒｏｓｔ）明确提出，“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Ｐｏｅｔｒｙｉｓｗｈａｔｉs ｌｏｓｔ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雪莱（ＰｅｒｃｙＢｙｓｓｈｅＳｈｅｌｌｅｙ）在其论文《诗辩》中指出，“译诗是白费力气”。

切斯特顿（ＧｉｌｂｅｒｔＫｅｉｔｈＣｈｅｓｔｅｒｔｏｎ）则认为，“要求诗的语言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准确的等同物，就这样的意义来说，诗歌的翻译实在是不可能的。

”在国内，持诗歌不可译论者也大有人在。

王以铸先生认为，诗歌不能翻译，因为“诗歌的神韵、意境或说得通俗些，它的味道———即诗之所以为诗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有机地溶化在诗人写诗时使用的语言之中，这是无法通过另一种语言来表达的”。

穆诗雄在对英译中国古典诗歌的诗体与散体之争进行了分析讨论之后，阐释了中国古诗形式的不可译性。

他认为英诗的行数和每行的音步数固定，外型上呈长短句式，无法再现中国古诗呈方阵的外型；而且英汉两种诗歌的句法差别太大，使古诗的音韵、节奏都难以再现。

另外，由于中国古诗产生于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因此“表达特殊的诗句，不要说再现，有时要解释清楚都难”。

正如萨丕尔所言，“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

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言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

从语言艺术层面来看，诗歌等文学语言是要“充分挖掘和运用语言的各种因素和潜能，尤其是在语言的审美形式方面，它有着不同于实用语言的特殊要求”。

因此，诗歌在其语言形式以及意境传达方面皆存在着一定的可译性限度。

二、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与诗歌翻译思维和语言密不可分，语言是思维的外衣，深受思维支配，汉英思维差异必然影响着汉英语言的存在。

承认汉英思维语言上的共性，可为翻译之可能提供理论基础，但只有寻求差异才能找到翻译的规律并更好地运用翻译理论来指导翻译实践。

英汉民族生长的历史背景与自然环境都截然不同，因此在其思维形式、方法及程序上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直接会导致诗歌翻译中的种种问题与障碍。

（一）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之别和古诗英译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西方思维传统则注重科学、理性，重视分析、实证，因而必然借助逻辑，在论证、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中国人重直觉经验和整体思考，西方人重科学实证和理性分析的思维差异在语言上体现为汉语重意合，以“意”统形，而英语重形合，以“形”见长。

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觉性使中国的古典诗歌多崇尚含蓄、凝炼、简洁，往往寥寥数字，意境全出。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就是中国传统直觉性思维方式的典型体现：“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首曲作仅用了２８个字，就描绘出一幅凄凉动人的秋郊夕阳图，并且准确地传达了旅人凄苦的心境。

这首小令没有严密的语法逻辑，仅靠一些事物名词的排列来传达韵律之美。

前三句１８个字中，全是名词和形容词，无一动词，“枯”、“老”、“昏”、“瘦”等字眼使浓郁的秋色之中蕴含着无限凄凉悲苦的情调。

最后一句“断肠人在天涯”可谓具有画龙点睛之妙的神来之笔，使前三句所绘之景成为人活动的环境，作为天涯断肠人内心悲凉情感的触发物。

曲中的意象罗列缺少语法意义上的连接词，各种景物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动态与形状，全靠读者根据意象之间的组织排列顺序以及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把握。

对于英语这种注重行文连贯的形合文字，要通过翻译再现古诗原文的意境几乎是不可能的。

该文的英译如下：Ｔｕｎｅ：ｏｆＴｉａｎＪｉｎｇＳｈａＷｉｔｈｅｒｅｄｖｉｎｅｓｈａｎｇｉｎｇｏｎｏｌｄ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ｃｒｏｗｓｃｒｏａｋｉｎｇａｔｄｕｓｋ，Ａｆｅｗｈｏｕｓｅｈｉｄｄｅｎｐａｓｔａｎａｒｒｏｗｂ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ｂｒｉｄｇｅａｑｕｉｅｔｃｒｅｅｋｒｕｎｎｉｎｇ．Ｄｏｗｎａｗｏｒｎｐａｔｈ，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ｗｉｎｄ，Ａｌｅａｎｈｏｒｓｅｃｏｍｅｓｐｌｏｄ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ｎｄｉｐｓｄ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ｖｅｓｉｃｋｔｒａｖｅｌｅｒｉｓｓｔｉｌｌ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丁祖馨，ＢｕｒｔｏｎＲｕｆｆｅｌ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英语重形合，注重行文形式连接的特点增添了动词、冠词和介词等连接词，使译文的逻辑关系一目了然，原句中的景象也被组合改换成完整的语句，更贴近英语诗歌体，但是却使原文所要传达的具体意象缺失不少。

（二）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之异和古诗英译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尚象”；西方文化传统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尚思”［１６］。

汉民族注重“观物取象”，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以具象和联想来代替概念判断的思维模式，习惯于运用形象的方法表达抽象的概念，不太重视纯粹意义的抽象思维，具有较强的形象性。

而西方人则擅长用抽象的概念表达具体的事物，比较重视抽象思维能力的运用，具有较强的抽象性。

东方文化重形象思维，西方文化重抽象思维的差异在语言上表现为英语常常使用抽象名词来表达复杂的理性概念，而汉语则习惯于使用具体形象的词语来表达理性概念。

如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前面几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诗词中对北方雪景的描写选取了“冰封”“雪飘”“长城”“大河”“银蛇”“蜡象”等意象符号，将无穷尽的冰天雪地呈现在眼前，使人顿感神清气爽，心界为之扩展，但是这种罗列形象语言的写作特点给诗词的可译性造成了一定的限度。

现在英汉文字的演变和发展中。

汉字是由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典型的表意文字，通过象征性的书写符来记录词或词素，由其形可知其义，具有较强的直观性；但是同样由图形文字演变而来的西方文字却由于西方文化“尚思”的传统而使主体抽象思维抽走了具体物象的形象，逐渐形成了概括某一类物象的概念符号，失去了其直观性［１６］。

这也导致了隐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拆字艺术翻译上的巨大障碍，例如：“人曾为僧，人弗可以成佛。

女卑是婢，女又何妨成奴。

”“人”、“曾”合成“僧”字，“人”、“弗”构成“佛”字，“女”、“卑”为“婢”字，“女”、“又”形成“奴”字。

这样的拆字联，巧妙地运用了汉字形声字的特点，将一个字的声旁、形旁所代表的字拆分出来，而且还给这个字下了一个很好的注解，著名翻译家钱歌川先生认为，如此美妙的行文是英文无法译出的［１７］。

有人将其意译为：Ｔｈｅｍａｎｗｈｏｈａｓ_____18 { ｂｅｅｎａｍｏｎｋ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ｃｏｍｅａＢｕｄｄｈａ．Ｔｈｅｇｉｒｌｗｈｏｉｓａｂｏｎｄｍａｉｄｍａｙｂｅｃａｌｌｅｄａｓｌａｖｅ．该译文虽然较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句型结构也与原文大体对应。

但是原作者运用汉字独特的构字规律，匠心独具、精心编织的精妙之处，在译文中却根本无法体现［７］。

许渊冲教授后来将此文译为：Ａ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ｃａｎｎｏｔｂｕｄｉｎｔｏａＢｕｄｄｈａ．Ａｍａｉｄｅｎｍａｙｂｅｍａｄｅａｈｏｕｓｅｍａｉｄ．如此译作已实属不易，其中的“ｂｕｄ”和“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Ｂｕｄｄｈａ”前半形似，“ｍａｉｄ”和“ｍａｄｅ”、“ｍａｉｄｅｎ”前半音似，但是原文的形式和意境还是略有欠缺，用许渊冲先生自己的话说，也是“差强人意”了。

（三）模糊性思维与精确性思维之别和古诗英译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模糊性特点。

古代中国人把宇宙看作是混沌的整体，思维对象是模糊的，思维主体也是模糊的，以模糊的思维去认识模糊的整体，用模糊的方法和工具整体综合地把握其总体特征，缺乏对事物本质的准确认识，注重对事物作质的判断，忽视对事物作量的分析，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而精确性则是西方近代思维方式的特点之一。

西方近代实验科学注重对事物分门别类、分析解剖，重视定量分析和精确计算，因而促使数学、力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确立与发展，也促使西方思维模式具有精确性的特点［１４］。

反映在语言上，东方思维模式的模糊性特征导致汉语词汇的概念和范畴缺乏周密的界定。

此类现象在中国古诗中也比比皆是，如：“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文中的诸多形象如“鸟啼”“风雨”“落花”等概念均是模糊朦胧的，“鸟啼”究竟是莺歌燕舞（ｓｉｎｇｉｎｇ）、吱吱闹春（ｃｈｉｒｐｉｎｇ），还是悲凉哀鸣（ｃｒｙｉｎｇ）？“风雨”是和风细雨（ｄｒｉｚｚｌｅ）还是狂风大作（ｓｔｏｒｍ）？“落花”是一片如海如潮、壮美斑斓（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ｆｌｏｗｅｒｓ），还是一番凋残零落、叹惋伤怀（ｐｏｏｒｆａｌｌｅｎｆｌｏｗｅｒｓ）？这一切均有待于读者的联想意会，是难以精确把握的。

在翻译过程中英语词汇的精确性会导致这种语言模糊性所产生的独特意蕴丢失。

东西方思维模式的模糊性与精确性使得汉语意象性很强，词性不清，用法极为灵活。

汉语“没有冠词，文言文很少用连词和介词，十分简洁。

在古诗里，主语常常省略，使语言简洁隐含”［２］。

而英语则词性清晰，语法严谨，对人称、时态、_______语态、语气的使用与配合均有较为精确的规范。

叶维廉曾提出，“中国古诗里利用未定位、未定性关系、或关系模棱的词法语法，使读者或至一种自由观感解读的空间，在物象与物象间做若即若离的指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