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发布时间：2009-1-24 14:16 第十章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从代宗大历年间至文宗太和年间的文学一般称为中唐文学。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的转折点，也是唐代诗歌的转折点，简要来说，就是从浪漫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杜甫是这一转变的代表人物，至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则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白居易之前，元结、顾况等人作为杜甫的同道，提出了一些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作实践，从而成为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第一节元结、顾况：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元结、顾况等人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但据有关史料看，杜甫、元结等人并不为时人所重，从现存的10种唐人选本看，杜甫诗仅被选入唐末韦庄所编的《又玄集》。

而在当时受人推重的是大历十才子以及刘长卿等人。

但这并不等于抹杀了元结等人的意义，相反，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先驱者的历史功绩。

元结（719—772），字次山，河南人。

少不羁，17岁方折节读书，早年科举失意，生活贫困，曾归隐余山，天宝十二年（753年）中进士。

“安史之乱”后为肃宗赏识，曾为道州刺史。

元结的卒年正是白居易的生年，元结的诗歌理论对白居易很有影响。

元结关怀民生疾苦，提出“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的诗歌创作主张，要求诗歌能“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风之流”（《二风诗论）。

这些主张都继承了汉乐府的“缘事而发”，反映现实的基本精神。

白居易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掀起了新乐府运动。

元结的创作实践了他的诗歌主张，反映民生疾苦，表达对人民的同情，有时达到了十分深切的程度。

如《系乐府》中的《贫妇词》：谁知苦贫夫，家有愁怨妻。

请君听其词，能不为酸嘶。

所怜抱中儿，不如山下麑。

空念庭前地，化为人吏蹊。

出门望山泽，回头心复迷。

何时见府主，长跪向之啼。

写贫妇无法应付官吏的压迫，“空念庭前地，化为人吏蹊”，与杜甫的《石壕吏》十分相像。

《农臣怨》写百姓哭诉无门：农臣何所怨，乃欲干人主。

不识天地心，徒然怨风雨。

将论草木患，欲说昆虫苦。

巡回宫阙傍，其意无由吐。

一朝哭都市，泪尽归田亩。

谣颂若采之，此言当可取。

《贼退示官》写“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昔岁逢太平，山林二十年。

泉源在庭户，洞壑当门前。

井税有常期，日晏犹得眠。

忽然遭世变，数岁亲戎旃。

今来典斯郡，山夷又纷然。

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

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

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

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

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

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

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

最著名的还是他在道州刺史任上所写的《舂陵行》：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

有司临郡县，刑法竞欲施。

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

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

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

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

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

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

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

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

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

悉使索其家，而又无生资。

听彼道路言，怨伤谁复知：“去冬山贼来，杀夺几无遗。

所愿见王官，抚养以惠慈。

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

州县忽乱亡，得罪复是谁？逋缓违诏令，蒙责固其宜。

前贤重守分，恶以祸福移。

亦云贵守官，不爱能适时。

顾惟孱弱者，正直当不亏。

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

此年道州一带的少数民族“西原蛮”起义，攻克了道州城。

人民的生活本已极其困苦，而横征暴敛更使他们雪上加霜。

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表达了作者同情人民，忧念国事的思想情感。

元结诗歌的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系乐府”的名称，并采用了总序、小序等方式叙述乐府诗的本事，采取自由的诗体，语言力求朴实。

顾况（727—815？），字通翁，苏州人，进士出身，官至秘书郎。

他的思想既有关心民生疾苦的一面，也有传统的封建士大夫的归隐情结。

他在《归山作》中写道：“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

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

”后归吴，隐于茅山。

他与元结一样，也比较关心人民的痛苦，如他遵照《诗经》的讽喻精神所写的以四言为主的《囝》，就十分深刻地揭发了当时闽中官吏常取闽童作阉奴的惨无人道的事实：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

为臧为获，致金满屋。

为髡为钳，如视草木。

天道无知，我罹其毒。

神道无知。

彼受其福。

郎罢别囝，吾悔生汝。

及汝既生，人劝不举。

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

隔地绝天，乃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

表现出对官吏的愤怒和对贫苦百姓的不幸的同情。

再如《田家》：带水摘禾穗，夜捣具晨炊。

县帖取社长，嗔怪见官迟。

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官吏对人民的压榨。

在诗歌形式上，他有意模仿汉乐府，并吸收了俚语入诗，使得诗歌显得通俗流畅。

不过，顾况的新乐府诗较少，反映的社会面也比较狭窄，成就不如元结。

另外，戎昱和戴叔伦也写过一些乐府诗，前者如《苦哉行》，反映了安史之乱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痛苦，后者如《女耕田行》：乳燕入巢笋成竹，谁家二女种新谷。

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

自言家贫母年老，长兄从军未娶嫂。

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

头巾掩面畏人识，以刀代牛谁与同。

姊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唯见土。

疏通畦陇防乱苗，整顿沟塍待时雨。

日正南冈下饷归，可怜朝雉扰惊飞。

东邻西舍花发尽，共惜馀芳泪满衣。

反映了战乱与兵役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灾难。

从这些人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白居易以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创作新乐府诗的良好环境。

第二节“一吟悲一事”：讽喻诗的主旨白居易（772—864），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后迁居夏絡（陕西渭南县），祖、父都以明经出身。

白居易少年时代因战乱而经历了一段流离生活，这对他以后的创作和人生道路都有很大的影响。

白居易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同时杂有佛、道。

他自幼有“兼济”之志，但又向往所谓的“独善”，这也决定了他的诗歌的复杂性。

白居易的一生可以44岁被贬为江州司马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仕途十分顺利，“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生清贵”，此时“兼济”之志在其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写出了许多揭露黑暗现实，同情劳动人民，讽刺权贵的讽喻诗。

在任赞善大夫之职时，因所谓的越职奏事而被贬为江州司马，真正的原因是因他写了那些使权要人物“扼腕”、“切齿”的讽喻诗。

正如他自己所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后期从被贬到去世，此时“独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自己所说的“世事从今口不言”、“世间尽不关吾事”、“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颇能表现他这一时期的生活态度，他在此间写出了大量的“闲适诗”和“感伤诗”。

不过，他于该时期还是以积极的态度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白居易曾将自己51岁以前所写的1300多首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

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以及感伤诗中的《长恨歌》、《琵琶行》等。

在上面的四类诗中，最有价值的是讽喻诗，所谓新乐府运动也主要是指这类诗的创作。

“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首先提出的，但乐府诗及其传统却由来已久。

乐府诗源于汉代“缘事而发”的汉乐府。

汉末，曹操等人借汉乐府旧题而写时事；唐代，杜甫“因事立题”，继承乐府反映现实的精神，突破了旧题的限制；中唐初期，元结、顾况与杜甫同声相和；至白居易，则明确地提出了新乐府。

新乐府的特点是从精神上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但不受旧题限制，而是立新题，写时事，不入乐，故以“新”相标。

白居易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新乐府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在其早期的《策论》等文中有所体现，但主要还是集中在《与元九书》中。

《与元九书》的思想观点比较复杂。

首先，他创作讽喻诗的目的是“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

这就是说，讽喻诗是为臣尽忠，为官尽责的产物。

又说：“以诗补察时政，以歌泄导人情”，“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明确地宣称诗歌是为政治服务的。

其次，《与元九书》纵论中国诗史，认为自《诗经》而下，“诗道崩坏”，诗歌一代不如一代。

屈原仅仅“得风人之什二三焉”，魏晋六朝文学更是无足道者，至唐代李白，虽是“才矣，奇矣，人不逮矣”，“但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

杜甫该是白居易最尊崇的诗人了，但符合白居易论诗标准的，“也不过三四十首”。

在白居易的筛选下，中国诗歌只剩下了《诗经》、梁鸿的《五噫》、陈子昂的《感遇》20首，鲍防的《感兴》15首。

白居易的这种诗论确实与他力图挽救中唐混乱的现实有关，对于校正嘲吟风月、无病呻吟的不良诗风也有裨益，有着不可否认的价值。

但问题是“矫枉过正”，偏离了文学的审美特征，使文学变成了政治的附庸。

实际上，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是中国传统的封建诗教理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极端表现。

当然，白居易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诗歌的规律，如他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但必须看到，这里的“情”和“义”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社会政治的范畴，与审美有相当的距离。

在白居易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带动之下，元稹、张籍、王建也写了不少新乐府诗。

这就是新乐府运动。

应该说，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诗歌主张。

在揭露和抨击黑暗现实、反映民生疾苦、同情劳动人民、表现爱国热情方面，白居易的讽喻诗确实具有独特的价值。

大多数讽喻诗确实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大多数讽喻诗前面都有小序，表明作诗的缘起和诗的主旨，所谓“一吟悲一事”，“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

这不仅是讽喻诗的突出的艺术特色，也是讽喻诗的基本思想特征。

如《卖炭翁》：苦宫市也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埃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重千馀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疋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新唐书》卷二十五记载：“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

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

”可见，白居易选取的“一事”都是极具代表性的。

《卖炭翁》通过卖炭老翁之遭遇，以极形象化之手法反映百姓被欺压之苦，同时在刻画人物复杂的心理上尤见细腻真切。

在写作方法上，《卖炭翁》所写的是生活的横断面，其表达方式与杜甫的《石壕吏》极相似，“直书其事，而其意自见，更不用著一断语”（《唐宋诗醇》卷二十），通篇不置议论而感染力极强，达到了“欲见之者易谕”、“欲闻之者深戒”的讽喻目的。

又如《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

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

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

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

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

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

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

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