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之死的原因元明之际陶九成写诗感慨岳飞事件：“万里长城真自坏，中兴武业遂云休”。
（《辍耕録》卷三）南宋朝廷为何要自坏长城？一、南宋朝廷收兵权的需要１、宋朝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
众所周知，重文抑武是宋朝的基本国策。
北宋初年，为从根本上解决唐末五代将悍兵骄、藩镇割据的问题，从各方面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集权的重要措施之一是重文抑武，倡行文治，重用文臣；压抑武将，收夺兵权。
重文抑武成为两宋三百年厉行不衰的一个基本国策。
但是，南宋初年，小朝廷刚刚建立，处在风雨飘摇的困境之中，女真人对南宋政权和宋高宗穷追猛打，高宗君臣一直逃到大海上，不断向金人乞和，金人仍不肯放过，必欲灭亡南宋、生擒高宗不可，金人根本不把高宗当做谈判对手。
南高宗求和不得，不得已，暂时放松了对武将的防范和压制，给武将一定的权力和地位，让他们为朝廷效命。
但是，这不过是权宜之计，“艰难之时，陛下欲得其心，姑与之无间。
”（汪藻《浮溪集》卷1“行在越州条具时政疏”）一个“姑”字，道出其中奥秘。
武将兵权问题始终被视为心腹之患，一旦有可能便要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事实表明，高宗在对金政策上一贯消极妥协，正是为了尽快地腾出手来，收夺武将的兵权，恢复北宋以文制武的政治传统。
原先没有乞和的可能,建炎四年,秦桧从金国回，带回金人议和的想法，宋高宗听说有了可能，高兴得睡不着觉。
但当时双方议和的条件有差距，金人要“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这一点高宗做不到，“朕安归？”未成。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7：上乃召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綦崇礼入对，出桧所献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还金，中原人还刘豫，如斯而已。
上谓崇礼曰：“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绍兴十一年，宋高宗再次得知金国议和的可能，金人的条件是杀岳飞，他当然毫不犹豫了。
以杀岳飞换取对金议和，他是不会有什么犹豫的，甚至可说是正中下怀的。
（自兀术复取河南，飞深入不已，兀术以书抵（秦）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飞方为河北图。
必杀飞，而后可和。
”于是，桧与俊谋，置飞于死地矣。
）（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八，《岳飞信国武穆王》。
《金佗续编》卷二十一《百氏昭忠録》卷五，略同。
）２、南宋初年武将地位的提高刚才说到，宋高宗即位的头几年，南宋小朝廷风雨飘摇，存亡之际，不得不给武将一定的权力和地位，让他们为朝廷效命。
在这种情况下，北宋以来一直受压抑、受歧视的武将，在南宋初年出现了一个权力增大、地位上升的时期。
以致于当时出现了“今正右武之时”的议论。
武将地位提高的表现：①武将有了对军队的固定指挥权。
北宋时期是“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兵将两分离；这个时期，将领可以固定地控制所统领的军队，甚至被称作“某家军”。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56炎兴下帙：“众军相呼，必曰某姓某家之兵”）如，岳飞的军队称岳家军，韩世忠的军队称韩家军，刘光世的军队称刘家军，等。
由于将领与军队的隶属关系固定，朝廷对于军队实际上是不能轻易“移易废置”的。
而且，武将也可以和文官一样，有便宜行事之权，不经事先奏准而对某些事情可随机处理。
与北宋那种“将从中御”，武将处处受制于文人的军事体制有很大不同。
②自行招兵权。
武将可以自行招兵，扩充自己的实力。
在战时条件下，军队的独立性很大，士兵的招补、实力的扩充往往都由将领自行决定，朝廷对诸将的兵员实数根本不清楚，就像胡寅在建炎年间上奏批评的那样，诸将之兵“逃而不以告，败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补而不以告”，朝廷不知道军籍数量。
这与北宋时“一兵之籍”，“皆人主自为之”的情况又有很大不同。
（“今煮海榷酤之入，遇军屯所至，则奄而有之，阛阓什一之利，半为军人所取。
至于衣粮，则日仰于大农，器械则必取于武库，赏设则尽资于县官，此何理也？自古制兵，有事则付之将帅，无事则归之天子，光武中兴，可谓马上取之之时矣，犹且不假将帅以久权，邓禹取三辅，总数十万众，一旦无功，夺之如探囊中物。
今总兵者，以兵为家，厚自培植，若不复肯舍者。
曹操曰，若欲孤释兵，则不可也。
无乃类此乎？自建炎以来，易置宰执。
今诸军近者四五年，远者八九年，未尝开落死损折伤之数，岂皆不死乎？抑随死随补乎？逃而不以告，败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补而不以告，不可也。
以补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姓名，以死者之妻子为补者之妻子，不可也。
不然，军籍何自而无缺乎？”胡寅《斐然集》卷十《转对札子》。
叶适《水心集》卷四《奏议》：“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
”）③诸将掌握了一定财权，他们从事各种商业赢利活动，分享国家的利权。
军队经商，北宋已有之，但规模不大，且“予夺操纵，惟君所命”，而南宋则是“煮海榷酤之入，遇军屯所至，则奄而有之，阛阓什一之利，半为军人所取。
”（《斐然集》卷十《转对札子》）军队“居于市则有回易之库，居于水则有回易之舟，所至擅榷酤之。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五十六，炎兴下帙）如岳飞军在襄阳等处有酒库、公使库、博易库等多所，每年收入一百五十余万贯，可供全军三个月的开支；韩世忠，军中产利每年在百万以上。
不仅是经营范围和规模都远远超过北宋，而且这些收入又都是由诸将直接掌握，朝廷不能干预。
④参议政事权。
此种情况在高宗初年尤为突出，当时高宗政权不稳，为了取得武将的拥戴与保护，对他们格外笼络，凡有大事，往往召宰执大臣会同武将集议。
文臣对于武将参议政事，最看不惯，有很多议论。
绍兴元年，汪藻上了一次有名的奏章——《奏疏行在越州条具时政》（《浮溪集》卷一），通称《驭将三说》（示之以法，驭之以权，别之以分），其中说，“庙堂者，具瞻之地，大臣为天子建立政事、以号令四方者，今诸将率骤谒径前，便衣密坐，视大臣如僚友，百端营求，期于必得而后已，朝廷岂不惧卑哉？”不久又有人上疏，论“诸将造政事堂，与大臣狎昵，紊乱朝纲”（张守《毘陵集》卷十三《志铭》）武将能与宰相等大臣同坐政事堂，一起商议国家政事，这在北宋也是难以想象的事。
南宋初年的武将，不仅是地位提高，而且出现了某些将领的骄横跋扈。
一些将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为了保存实力而拒绝对金作战。
在这方面，张俊、刘光世是典型。
如，建炎四年金兵围攻楚州，高宗下令张俊率兵解围，张俊认为金兵太强，拒不出战。
高宗只得改派刘光世出兵，但连下五次手令，刘光世还是按兵不动，结果是坐视楚州失陷。
后来，高宗命刘光世移屯扬州，刘光世不愿离开家小到前线去，仍然拒不奉诏。
高宗也无可奈何。
最极端的例子是苗、刘之变。
苗傅、刘正彦都是御营军的统制官，两人对王渊不满，于是在建炎三年春发动兵变，杀了王渊与一批宦官，逼高宗退位，让位给高宗三岁的幼子。
事变很快被平定，但竟然出现这种武将为泄私愤而废立皇帝的事情，可谓是跋扈至极。
３、南宋初年的文武矛盾在北宋以来重文轻武风尚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文人，一直十分歧视、压制武人，而到了南宋初年，情况发生了逆转，武将不仅敢与文臣分庭抗礼，而且常侮慢文人。
用当时人的话来说，文臣是“羸驱弊舆，惴惴然于长戟犬马之中，卒伍贱人，皆得以恶声噍呵之，不敢正色忤视，少拂其势。
”（《斐然集》卷十六《上皇帝万言书》）说的虽然有些夸大，但也并非无根之谈。
韩世忠就常常当面称文人为“子曰”，甚至呼“萌儿”，讥讽文人是只会背孔子的蠢材，高宗知道这事后，也只能对世忠付之一笑。
（韩世忠轻薄儒士，常目之为“子曰”。
主上闻之，因登对问曰：“闻卿呼文士为子曰，是否？”世忠应曰：“臣今已改。
”上喜，以为其能崇儒。
乃曰：“今呼为萌儿矣。
”上为之一笑。
庄绰《鸡肋编》卷下）武将在权力、地位和态度上的变化，引起了高宗和整个文臣集团的强烈不满与恐慌。
从建炎年间直到绍兴议和，十多年间，朝野上下一片收夺兵权、恢复抑武传统的呼声。
绍兴元年，汪藻的“驭将三说”传出来后，武人也很气忿，有的将领让门人撰文反驳，说今日误国者皆文臣，说：北宋以来“执政、侍从以下，持节则丧节，守城则弃城，建议者执讲和之论，奉使者持割地之说。
提兵勤王则溃散，防河拒险则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践京东西、淮南之地，为王臣而弃地、弃民、误国、败事者，皆文臣也。
间有竭节死难、当横溃之冲者，皆武臣也。
又其甚者，张邦昌为伪楚，刘豫为伪齐，非文臣谁敢当之？”史称“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矣。
”文武矛盾达到极点。
（藻书既传，诸将皆忿，有令门下作论以诋文臣者，其略曰：“今日误国者皆文臣，自蔡京坏乱纪纲，王黼收复燕云之后，执政、侍从以下，持节则丧节，守城则弃城，建议者执讲和之论，奉使者持割地之说。
提兵勤王则溃散，防河拒险则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践京东西、淮南之地，为王臣而弃地、弃民、误国、败事者，皆文臣也。
间有竭节死难、当横溃之冲者，皆武臣也。
又其甚者，张邦昌为伪楚，刘豫为伪齐，非文臣谁敢当之！”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二）汪藻的《驭将三说》实际上奠定了南宋统治集团日后收兵权、杀岳飞、对金议和这一整套内外政策的基础。
《驭将三说》中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重视：汪藻提醒高宗说，现在兵将虽骄，但“幸今诸将皆龌龊常才，固不足深忌，万一有如韩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当时岳飞还没有崭露头角，几年以后，他就迅速成长为当时最具雄才大略的将领，中兴四大将中，唯独岳飞惨遭杀身之祸，汪藻的这段话，不失为理解岳飞死因的重要线索。
二、高宗的个人隐衷明人文征明的词早就揭示过这一点。
（明）文征明词《满江红·题杭州岳庙》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
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
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惜，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
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
彼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为何杀岳飞？文明征的词有道理，的确有高宗的个人动机，“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简要看看高宗的身世。
高宗赵构，是徽宗第九子，人称“九哥”，封康王，传说中“泥马渡康王”的康王。
排行老九，在正常情况下本来没有当皇帝的可能；加上宋朝廷为防“内乱”，抑制皇子宗室，九哥只能在宫廷里研习琴棋书画，热衷于声色犬马，与政治有着相当的距离。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父亲、兄长（即徽、钦二帝）都被金人掳往北方，赵构突然有了当皇帝的可能，也果然登上了皇帝宝座，他对于徽钦二帝的心态，自然会相当复杂。
在当时，二帝被俘，不仅意味着一个赵家政权的垮台，而是升华为一个民族耻辱的标记。
因此，“迎回二圣”的口号，成了当时抗金斗争的重要目标，也是激励抗金斗争的一面旗帜。
高宗表面上不得不打出这面旗帜，但内心却是极其害怕、极不情愿的。
后来徽宗死在金国，高宗他怕钦宗回来，威胁自己的帝位。
这类事例后代也有，明代的“夺门之变”就是如此。
金人深知高宗的心理，不轻易放回钦宗，利用钦宗这张牌来打政治仗，作为万一军事上失利的护身符。
绍兴七年秋，金人曾几次放风要把钦宗及其子扶上皇位，以此逼高宗按金人的条件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