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一学术史的回顾把“唐宋变革”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出来，一般认为始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在1910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认为，唐代是中世（medieval），而宋代为近世(modern)。

①1925年他在京都帝国大学讲课时这样归纳“中国近世史的意义”②：所谓近世的内涵，与中世相比，大体有哪些不同呢？首先，从政治上讲，是贵族政治的衰落，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

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变化。

君主与人民之间的阶层——官吏，其录用法也改革成为科举制了。

亦即选用官吏的方法，由从贵族阶级中推举一变为通过考试录用了。

内藤湖南对于唐宋变革论的把握，明显受到基佐《欧洲文明史》的影响。

内藤的唐宋变革论是从社会性质上来观察唐宋之间的变化，从西方文明史观的角度来解读唐宋之间的变革。

③内藤之后，宇都宫清吉的《东洋中世史的领域》虽然对内藤观点的细节提出一些批评，但是，总体上并没有否定唐宋变革观。

④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⑤，更加进一步发展了内藤湖南的看法。

他不仅继承了内藤关于唐宋变革是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转变的观点，而且十分突出地强调宋代作为近世的意义，认为，与西方相比，东洋的进入近世的历史要更早。

⑥很显然，从内藤湖南到宫崎市定，日本学者明显主张唐宋之间的变革是一种社会变革。

其后学谷川道雄《试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造》⑦虽然试图修正或者减弱内藤湖南“格义”史学的痕迹，淡化社会性质变革的内容，但是，从总体看来，至今的日本学者还是主张唐宋是中世和近世的分界线。

近年来美国学者也关注唐宋变革问题。

赫若贝（Robert M. Hartwell）⑧、包弼德（Peter Bol）①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北京）1992年版，第10—18页。

②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年版，第323页。

③内藤湖南观点其实还得益于他在京都大学的同事日本史学者内田银藏。

后者曾从师于兰克（L.Ranke）弟子利兹（L.Ricess），有留学欧洲的经历。

他在1903年出版了《日本近世史》一书中，首次将日本史与西方史作比较，认为日本从足利末期到江戸初期，“已经出现了与西欧社会及其相似的，由中世向近世过渡的情形。

”他又将中国史与西方史进行对比，以秦汉比拟罗马帝国，将魏晋以降的混乱比拟日耳曼的民族迁徙，以隋唐比拟西方的中世。

总之，内田从与西方史的比较出发，将日本的江戸和中国的宋元明时期划定为近世。

内藤湖南在与内田的交往中，于1921年发表了题为《关于应仁之乱》的演讲，指出室町中期日本在文化、社会上均发生了变化，认为从此平安贵族文化彻底崩溃。

并将日本近世的特征归结为：1下层人民的地位上升；2贵族文化扩展为庶民文化；3日本文化独立于隋唐文化等。

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其实在中国从唐代到五代末期也出现了这种时代”，还提出了唐宋变革时期乃中国向近世过渡期的见解。

且于次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等，提出唐宋过渡期所呈现出从贵族政治到君主独裁、人民经济地位的上升、文化的民众化倾向、民族意识之高扬等等中国近世的特征。

参见《史学月刊》（开封）2005年第5期，葭森健介《唐宋变革论成立的背景》。

④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第122—134页。

⑤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第153—241页。

⑥最近关于内藤湖南唐、宫崎市定唐宋变革观的学术评论，请参见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期，第125-170页。

⑦收入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卷，商务印书馆（北京）2002年版。

⑧ Hartwell, Robert M.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l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 No.2(1980): 365-442. “Financial Analogism, Examination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in Northern Sung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0（1971）：281-314.①等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模式。

与日本学者从君、臣、民的关系来建立自己的理论架构不同，美国学者更注重从人口、地区、精英之间的关系模式来进行考察。

从这种角度看唐宋之间的变化，那就不是社会性质的改变，而是看成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其基本观点包括：人口增长和政府控制力下降、社会发展导致财富精英进入政府以及精英的地方化等，从而构成了“唐—北宋—南宋”这样一个变化模式。

可见，美国学者只是把唐宋变化看成是一个长时段发展变化过程内部的一个环节而已。

②中国学者也谈唐宋变化。

尽管近代中国学者关注这个问题也许受到日本唐宋变革观的影响，从陈寅恪、钱穆到侯外庐、胡如雷等中国学者，都谈到唐宋之间的历史变化，但是，中国学者从来不认为这种变化是类似于西方近代社会变革的那种性质。

陈寅恪先生1954年发表《论韩愈》一文的末尾说：“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格局，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③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认为中国文化分秦汉、汉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唐宋是第二、第三期的分界线。

④这些看法与古人的观点一脉相承，例如明人陈邦基在《宋史纪事本末》的《序》中就说：“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为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而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而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

今国家之制，民俗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陈邦基用他那个时代的语言表达方式明确地把中国历史发展看成一个连续的演变过程，有阶段性的差异，其中唐宋之际的变化只是一个阶段与另外一个阶段的转折点。

就这一点来说，中国的古今学人是一致的。

⑤综合以上论述，关于唐宋变革其实有三个不同的观察角度。

陈寅恪虽然谈论唐朝前后期有变化，但是，并没有给这种变化定性，这其实继承了明清时期的顾炎武这些学者的观察。

中国学者早就已经注意到唐宋历史的连续性与转折性的问题，现代中国学者关于唐宋历史的看法并不直接来源于日本学者。

此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是从社会性质上来观察唐宋之间的变化，比如上面提到的内藤湖南从西方文明史观的角度，在解读了日本历史发展同时，也拿来解读唐宋之间的变化。

三是侯外庐、胡如雷等用唯物史观来解读唐宋变革，但是，大多认为是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

二唐宋变革与历史分期究竟如何来给唐宋之际的历史变化定位？有必要从中国历史分期中去考察。

尽管内藤湖南在学习西学（兰学）的过程中，把西方近代的变革套用在唐宋时期的变化上。

但是，他的唐宋变革论一开始就是与中国历史分期联系在一起的。

内藤湖南把从开天辟地到后汉中期定义为“上古”（后汉后期到西晋，中国文化暂时停止向外扩张）；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中期是“中世”（唐后期到五代，外部力量在中国达到顶点时期）；进而把宋元作为“近世”前期，明清作为“近世”后期。

“内藤在这种时代区分法中，精巧地整理了繁难的史实，建立了自己的①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1年版；《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三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0年版第70页。

②参见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北京）2003年第2期，第18—31页。

③陈寅恪《论韩愈》，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版。

④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北京）1994年版，第203-204页。

⑤侯外庐、胡如雷先生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的变革上讨论唐宋变革，但也都不涉及到社会性质的变革。

如胡如雷认为：“唐宋之际的历史变革阶段可以从公元八世纪中叶，即开元、天宝间均田制基本破坏算起，直到公元十世纪末叶，即北宋建立和王小坡、李顺起义提出“均贫富”口号为止。

”见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对巨大变革》，《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

体系，发挥了稀有才能。

”① Hartwell的唐宋变革观也是放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段中理解的，是他对于750年至1550年长时段研究的基础。

从陈邦基到陈寅恪等也都要把唐宋变革（变化）发到一个长时段去理解。

我曾经在一次笔谈上提出用上古、中古、近古等中性的概念来标识中国历史的分期。

②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主张，原因是这些用词是中性概念，具有世界可比性。

各民族各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上古中古和近代，但是其具体内涵各不相同，要加以客观确认，而不是简单地按照西方的分期法来加以套用。

因为一般的社会历史总是从古代到发展到近代，而古代又可能依据其不同的内容划分为若干阶段，因此，上古、中古、近古概念本身是没有社会性质内涵的。

这些概念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分析，就会有不同的性质界定。

就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论，先秦时期应该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可以算上古（ancient），晚清以来开始的近现代史也基本是史学界没有疑义的共识，可以算近代(modern)。

于是从秦汉以降，迄于明清，是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

上古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秦汉到明清是中华帝国时期，可以称前近代时期。

它们是否可以用中古（汉唐）、近古（宋元明清）来界定？当然可以讨论，但是，我们说唐宋之际的确实发生了变化，而且中华帝国时期（前近代时期）这个完整历史阶段之内的变化，完全无法套用基佐《欧洲文明史》中所展现的中世纪到近世的革命性转变。

唐宋变革只是中华帝国时期的一种阶段性变革。

我把唐宋变革看成是从中古向近古（或者中古后期later middle）的变化。

我观察到变化内涵乃是，士族门阀形成并走向解体，中国传统文化从思想经典形态逐渐演变成社会行为规范。

日本和美国学者都提到唐宋时期从贵族文化向平民文化的转变，从世袭或半世袭的精英向大众精英的转变。

但是，如何来说明和解释这种变化呢？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其实，答案就在士族的变化中。

三中国历史分期的两条线索中国历史其实是由两条线索构成的。

一条线索是中原汉族文明的发展，另外一条是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战争、和平和统一等关系的发展。

这样两条线索合成在一起组成了中国历史起伏跌宕的发展路线。

因此，我们讨论中国历史分期，既要考虑中原地区主体文化发展的过程，也要考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王朝关系发展的过程。

非常凑巧的是，这样两天线索在唐宋之际都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