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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论

唐宋变革论
“唐宋变革”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出来,一般认为始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

1910年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初步提出了他的看法,认为唐代是中世,宋代为近世。

在后来的日本学者中,宫崎市定在继承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亦适用于东洋史,即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世”概念,认为宋以后是中国的近世文艺复兴时代。

其中,我们不得不提到内藤湖南的分期法,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中国历史分期以秦汉以前为“上古”,东汉到西晋为“第一过渡期”,五胡十六国到唐朝中叶为“中世”,唐朝后期到五代十国为“第二过渡期”,宋朝以后则为“近世”。

而唐宋变革轮就是内藤湖南根据他的分期法来划分中国的历史,当然,他也提出了相关的证据和做了相关的分析证明,这种运用横向比较分析历史的方法是可取的,但是,对于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符合这个规律是值得商榷的。

就像在大的规律指导下,也还是各有各的不同,每个事物都有它自身的特点,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

下面,是几位中国学者关于唐宋变革的看法。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

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
莫不如此。

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

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

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

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

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

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

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人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

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邓广铭先生提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引自: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上述三位大师级人物虽说观点有些差异,但是无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宋代较之前面几个朝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只是他们的侧重点不同,其中,陈寅恪先生重在政治战争方面,钱穆先生认为重在政治经济,而邓广铭先生重在文化。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宋代是较之前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历朝历代,哪个朝代没有发生过变化呢,只是变化的程度不同。

对于唐宋变革论,金泽大学李庆在他的《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做了相关说明。

首先,就是国内学者几乎都认为变革是内藤湖南1910年首先
提出的,但是笔者认为,一般而论的视“唐”、“宋”为两个阶段乃至认为这两个阶段有着变化的看法,并非由内藤湖南首创,笔者在文中予以大量论证。

另外,笔者认为现在“唐宋变革论”的理解有出入,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吧唐宋作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中有着变化,而不是带有历史阶段性的改变。

第二类是把唐宋整个时期作为一个变革时期或中国社会变型期。

第三类是把唐宋之间作为两个时代的分界线,认为两者之间有划时代性的变革。

其中,作者认为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属于第三类。

内藤湖南自己也说过:“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其次,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提出的时期有五种,分别是1910年、1914年、1918到1919、1909,而笔者同意1909年,这里不做详述。

关于内藤湖南提出变革论的背景和内涵也做了解释。

背景是日本国内当时吸收西方史学的基础之上创立新史学,中日两国史学交流,吸收日本传统学术成果。

再次,内藤湖南的变革论的观点体现在他的《支那近世说》:“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方面唐宋起了变化,这就是中古和近世的差别,从这一点上看,支那的近世说始于宋代。

”笔者认为,内藤湖南的史学是在从世界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环境中产生的,是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了历史深入研究的产物,是日本和中国、世界学术交流的产物。

但是,现在“唐宋变革论”的观点不再是内藤湖南唯一的观点,在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后来“中世农奴制成立说”、
“过渡期说”(石母田)、“自由社会成立说”(宫崎)、“封建制再组成说”(池田),几种观点并存,也出现了浜口的基本上不承认变革的说法。

其中,笔者把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1945年以前,主要围绕土地所有制;第二阶段是1945到20世纪70年代,对于内藤湖南的变革论反对声浪较大,其内涵发生的变化也很大,对唐宋的分期存在很大分歧。

第三阶段是70年代以后,逐渐把变革的重心转移到变革的内容,而不是单纯的分期。

最后,笔者分析了变革论的意义与作用。

变革是用世界眼光研究中国历史的产物,是对中国历史“停滞论”的反拨。

对中国历史分期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促使人们进一步去思考历史研究中理论和实践、实证性研究的相互关系。

对于“唐宋变革论”我们不能盲目效仿,信从,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同时,也要有理有据,不能妄加评论。

要了解其中的原委,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

同时,对于像内藤湖南敢于怀疑,提出新主张、运用横向的方法来看待历史、与世界历史相联系是非常可取的,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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