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教育思想论文摘要：本文从教育的目的、教育的作用、对教师问题的论述、教学经验等四个方面对韩愈的教育思想进行简要的总结。

关键词：人才观性三品师说现代教育韩愈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也是位伟大的教育家。

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被后人尊奉为伟大的教育家。

韩愈作为一位正直而有抱负的文人，是主张儒家积极入世的观点的。

他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教育问题对于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因而他对教育问题十分关注，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思索人才问题，并积极投身教育事业。

他在教育实践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事迹如下：在其做四门博士、国子祭酒期间不停地四处讲学，激励提携后学；在其任潮州刺史期间捐资助学，大力兴办乡校，促进了潮州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

韩愈所留下来的教育论著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人才与教育问题的各个方面，其中许多都是具有建设性的观点。

从其主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把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教学经验。

一、教育目的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

人才的培养实质上就是教育的过程。

韩愈所认为的教育的目的也就是他个人的人才观。

要研究韩愈的人才观，我们首先要弄清楚韩愈认为什么是人才这一基本问题，亦即人才在韩愈思想中有怎样的规定性。

但在其著作中韩愈并没有对人才这一概念下过明确的定义，因此我们只能从其留下的主要的著作中来窥知其梗概。

翻阅《与汝州卢郎中论荐候喜状》、《举张正甫自代状》、《举韩泰自代状》、《柳子厚墓志铭》、《荐张籍状》、《樊宗师状》等著作可以看出，人才这个概念在韩愈那里有多方面内容，包括（1）政治才能：如韩泰之治漳州与柳宗元之治柳州都受到韩愈的热情称赞，可见政治才能作为人才的基本素质备受其推崇。

（2）博学能文：韩愈所赞赏的众多人物都是具备渊博知识和文学创作能力的才俊。

（3）尤重德行：韩愈非常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在其眼中德行才是人才最重要最基本的要素。

综上，我们可以归结为德行与艺业两个方面。

我们可以进一步把韩愈对人才的要求概括为：忠君、清政、兼礼法、继传统。

为此，韩愈阐发了《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进一步将其培养目标标准化，强调“诚意”、“正心”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自韩愈起，《大学》的地位逐渐被提高了。

宋朝以后，《大学》便成为独立的儒家经典，被列为“四书”之一。

同时韩愈认为人的才具各有不同，因而其用也有差异。

在《进学解》中，他说“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也,斧斤之工也。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

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馀为妍，卓荦为杰，校端量长，惟器适用者，宰相之方也”。

他以木材和药材为例来说明人才问题。

木材与药材是有不同特点的，因而其用途也是不同的。

人才也是如此，因而是不能齐一等同的。

这种观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来看无疑都是正确的。

韩愈深知人才对于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因而他希望统治阶级能很好地培养和选拔人才，从而使人才能更好地为封建统治服务。

韩愈所追求的人才理想是“士得其所”。

在《马说》中，他用识马的道理来表明识别人才的重要。

他认为天下有贤士，四海之内定有其秀，关键在于“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正是由于统治者不识才、不惜才，才致使大量的人才的被埋没。

这是其基于自己“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的切身体会。

这一建议同样也是有建设意义的，在当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他认为人才就应有别与常人，而受到特别的优待与赏识。

只有优待与善待人才，给人才以应有的理解与尊重，人才才能够为我所用。

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者在培养、选拔、任用人才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教育作用这里所说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发迹人性上的作用。

韩愈关于教育作用的观点是建立在其“性三品”学说上的.对于人性问题，我国古代许多的教育家、思想家都有谈及。

就儒家而言，在韩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恶”“、性三品”等学说。

他们谈论“人性”的目的是为其封建统治寻找理论依据，其根本目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

他们认为统治阶级均受命于天，生来就是“治人者”，劳苦大众生来就是“愚”的、“恶”的，是“治于人者”。

韩愈是典型的“性三品”论者。

他写了《原性》一文，表达了其这一人性论的基本观点。

就其根源来说，他的“性三品”学说是直接继承于董仲舒的“性三品”学说的。

他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与物而生也。

”他把性与情并提，并把“性”作为“情”的基础。

其中人“性”中包括“仁、义、礼、智、信”等五德。

“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以仁德为主，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则是“恶焉”。

他认为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情。

情是与性相对的，它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

他认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性的人，是要求其七情适中的，但往往却“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则“直情而行”，毫不加以控制。

他的“性三品”学说奠定了其教育学说的理论基础。

他与“性三品”学说相联系的教育作用观点：人性决定教育所起的作用，教育对不同的人是起不同的作用的。

教育虽然有重要作用，但教育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他说“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中焉可导而上下”“下之性畏威而寡罪”。

他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品”是“不移”的。

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发生一定的改变。

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之内使“性”发生移动。

韩愈的“性三品”学说坚持具有上下品的人的“品”是不可移的，教育对“下品”的人是不起作用的，“下品”的人只能用刑罚来使之畏惧，使其收敛其恶行。

这样一来，势必造成教育的作用要受到很大的限制。

这也是其教育思想中的一大明显的缺憾与局限。

三、教师问题韩愈在教育史上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关于“师道”的论述。

在其众多的著作中，《师说》一文被世人公认为是韩愈最重要的教育理论著作。

其中蕴含的思想构成了韩愈教育思想的精髓。

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性的产物，而是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唐德宗贞元18年，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耻学于师”的不良风气，而且这种风气从魏晋开始已流传几百年了，“师道之不闻也久矣”。

这种风气并已严重影响到了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当时韩愈刚进国子监当四门博士，为改变这种不良风气恢复师道，不仅自己敢于“抗颜为师”，而且做《师说》劝诫世人要尊师重道。

当时柳宗元对韩愈的这种行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师道不存的情况下，唯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从中可见当时此文的写作，是需要怎样的勇气和魄力的。

《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其历史影响极其深远。

此后许多教育家都对此发表评论。

它的思想意义更在于它继承并发展了前人关于师道的观点，，为我国教育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比较进步的见解。

《师说》中精湛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此后历代教育工作者。

它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中非常珍贵的一份教育文献与遗产。

《师说》中所论述的观点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教师存在的必要性。

《师说》由“人非生而知之者”出发，肯定“学者必有师”。

“人非生而知之者”的论点，直接否定了“人生而知之”的论点，成为“学者必有师”这一论点的可靠理论依据。

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很具现实意义的，它对当时“耻学于师”的社会风气进行了有力批判。

（二）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

《师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在我国教育史上，这是第一次完整地对教师的职责进行的论述。

这个论断的生命力就在于韩愈揭示出教师的职责这一客观真理。

它从韩愈作《师说》起至今一直在启示着教师忠实地履行自己的天职。

他认为上述三项任务是紧密相联的，但“传道”是教师的首要任务，是目的，是方向，“授业”、“解惑”是进行“传道”的过程和手段。

三项职责有轻有重，有先有后，因而应有主有次、前后有序地来进行，决不能本末倒置而舍本逐末。

（三）提出以“道”为求师的标准，主张“学无常师”，师生之间应建立合理的师生关系。

他认为“道”是师生关系联系的纽带和中介，能否为师应用“道”来衡量。

人不分贵贱与长少，只要有“传道”“授业”的本领，就具备了做教师的条件。

这种以“道”为师、“学无常师”的主张在当时对打破士大夫妄自尊大的心理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四、教学经验韩愈不仅自己勤奋求学，而且亲自参加教育实践活动，招收并教育过很多学生。

所以，在自学和教学方面均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见解。

可归纳如下：（一）重视因材施教。

这一观点是建立在人的才具各不相同这一人才观之上的。

他认为人的能力、特点是不相同的,因而教学时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加以对待。

他以工匠使用木材为例来说明了这一观点。

最重要的是他还进一步把因材施教与因才使用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一教学经验至今仍为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普遍认同，并被他们进一步运用于实际的教学中。

（二）教学方法的生动活泼。

韩愈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生动活泼。

他说“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

”教学是一种感情艺术，因而教学语言的生动性与教学的严肃性并不是对立的。

对其学生张籍对他这一问题的批评，他曾经这样辩解道“驳杂之讥,前书尽之吾子复之,昔夫子犹有所戏。

《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

恶害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教学的生动性并不影响教学内容的思想性，这是他多年教学经验得出的精辟的论断。

试想一个对教育对学生漠不关心的人，他是不可能去想如何使课堂活跃起来这一类问题的。

他能实现教学活动生动活泼、不拘俗套的原因正是在于他能“抗颜为师”、“以师自任”及对教育事业充满了深厚感情。

（三）写作教学上的创见。

在写作教学上，韩愈也是十分有见地的。

他从“文以载道”观点出发，主张“以道弘文”。

他认为文是手段，道是目的,文是形式，道是内容,文是为道服务的。

他认为“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文以贯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

他还认为写文章要奇雄简约，浩浩荡荡，形成一种势不可挡之势。

因而他的文章能自成体系，形成所谓“韩文”派，对后世的文学发展影响深远。

总之，韩愈的教育思想流传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学习、认真的研讨与大胆的借鉴。

现代教育是指以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现代人为宗旨的教育。

它的目标已凸显出素质教育、通才教育、创造教育、个性教育等特征。

这同时也就对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