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2)（一）本质要求 (2)（二）坚持基本方略 (2)（三）牢记根本任务 (3)二、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3)（一）世界经济重心之变——世界经济“东升西降”格局加速演变 (3)（二）国际力量格局之变——各方力量对比朝着趋于均衡的方向发展 (4)（三）全球增长动力之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孕育兴起 (4)（四）经济全球化之变——经济全球化形式深度调整 (4)（五）全球治理秩序之变——国际治理体系深刻重塑 (5)（六）大国竞争关系之变——主要国家战略博弈更趋复杂 (5)（七）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5)（八）我国处于风险交织期 (6)三、如何破局 (8)（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8)（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10)（三）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1)四、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14)（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14)（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4)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首先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

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一）本质要求国家富强。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推进合会注意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顶层设计。

提出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到基本实现现代化（2035年），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50年）。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民族振兴。

在社会注意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民族振兴主要是体现为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个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人民幸福。

中国梦归本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享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二）坚持基本方略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线图”和“方法论”。

“十四个坚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坚持新发展理念。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幼有所育、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深入开展脱贫攻坚。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三）牢记根本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同时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

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

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

总的要求是“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

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

增强微观主体活力。

提升产业链水平。

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世界经济重心之变——世界经济“东升西降”格局加速演变近几十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抓住经济全球化历史机遇，实现了快速发展，与西方传统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全球经济呈现出“东升西降”的格局转变。

2020年发达国家普遍因疫情影响陷入深度衰退，疫后经济可能需要数年才能恢复至衰退前的增长水平，而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仍然看好，未来赶超发达国家的不乏进一步加快，从而加速全球经济“东升西降”格局的转化，全球经济发展的版图有望更加均衡。

（二）国际力量格局之变——各方力量对比朝着趋于均衡的方向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力量的对比，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变化。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处于全球政治权力体系中的核心位置。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建立在“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基础之上的全球政治格局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世界秩序的主导权自近代以来首次开始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扩散，表现出多极化趋势。

纳入更多新兴大国的G20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

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新兴市场国家合作平台以东盟、非盟等地区合作机制的作用不断增强，在处理区域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主要国际力量之间的对比看，自冷战结束以来，尽管全球仍然呈现“一超多强”的力量格局，但“多强”之间国际地位变化的均衡日显突出。

欧盟和日本近年来经济增长缓慢，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占比逐渐下降，而且随着近年来美国日益转向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欧盟和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正寻求更多的自主性；俄罗斯虽然受到西方制裁经济实力有所下降，但仍在军事力量上保持突出地位；印度、巴西随着经济总量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比上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扮演者日益重要的角色。

（三）全球增长动力之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孕育兴起当前人类社会又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太空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新技术突破将加速带动产业变革，由此将推动全球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巨大发展，人类社会将迈向“智能时代”。

尤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过程中，移动互联网、智慧城市、基因测序、疫苗研发等数字科技和生物技术成果在疫情监测分析、防空救治、民生保障、复工复产等多个方面得到加速应用，在线办公、线上医疗、网络教育、网上文娱等新兴业态得到加速普及，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速推进，都将进一步加快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到来，人类社会将再次迎来生产力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未来将在生产、生活、商业和社会形态领域掀起前所未有的变革，带来人们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显著变化，世界科技竞争和产业竞争格局也将发生深刻变革（详请参考后续的创新篇）。

（四）经济全球化之变——经济全球化形式深度调整国际金融危机后，曾是全球化主要推手的发达国家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一些国家逆全球化倾向上升，以“本国优先”为名的贸易投资保护和单边主义甚嚣尘上，多变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导致越来越多国家在政策上更加内顾和封闭，以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进一步高涨。

同时，疫情凸显出经济全球化下国际供应链的内在脆弱性，大范围停工停产和国境封锁引发的跨国产业链断裂加剧了各国的经济困境，特别是居于全球产业链分工顶端的发达国家对于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现象突出暴露。

以后各国将显著加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家干预”，强调关键核心环节自给自足将成为新趋势。

跨国公司产业链布局也将更加注重供应安全，加快推动全球供应链分散化和多元化的产业布局，这将推动长期以来形成的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储蓄、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进一步解构，形成北美、欧洲、东亚等若干以中心国家掌控核心环节，周边国家进行配套生产的区域经济循环板块，经济全球化以区域化的形势向前推进。

（五）全球治理秩序之变——国际治理体系深刻重塑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推动新一轮全球治理体系和经贸规则的大调整和大变革，带头商谈规模庞大、标准更高的自贸协定，通过区域合作推进其贸易议程，探索满足自身利益的国际贸易规则的新版本，以打造全球经贸规则的“新标杆”，保持其在全球规则制定中的主导地位。

近年来，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推动下，“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以及“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等超大型自贸协定先后签署，其中的规则及标准不仅超出WTO框架下的承诺，而且还将传统的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扩展，直接规制到成员国的经济体制、法律与政策。

这既是对全球多边行动的补充，也是全球治理面临“碎片化”的挑战。

（六）大国竞争关系之变——主要国家战略博弈更趋复杂一方面，西方国家希望分项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机遇，期待新兴大国在解决全球性议题、应对全球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中分担更多国际责任。

另一方面，为保持领导地位，西方国家战略竞争思维增强，新兴大国为赢得更大发展空间，与发达国家间的正面竞争增多，大国间围绕技术、市场、资源以及全球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构建的博弈更趋激烈。

（七）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首先，我国经济结构仍需优化升级。

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仍低于世界先进水平，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升。

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虽然在规模上位居全球首位，但表现出“大而不强”的特征。

低端无效供给过剩与高端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整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

其次，我国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存量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第三，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仍有短板。

核心关键领域技术的“卡脖子”难题依然存在，我国许多关键技术、多数高端装备以及核心零部件和元器件仍依赖进口，具有较强国家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在细分领域掌握核心技术的“专精特”企业仍然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