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隆礼重法”思想初探[摘要] 荀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从性恶论出发,创立了“隆礼重法”的德法并举的治国思想。

本文试图通过对荀子的“礼”、“法”思想的阐释,揭示出其中所蕴含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 荀子隆礼重法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以其的完整性和持续性而傲然于世界其他三大文明古国。

而在这悠久的历史文明中,儒家思想就绵延三千余年,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命脉,其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是不可撼动和无可替代的。

鉴于此,国内学界在对当代行政道德和行政制度建设的问题进行探究时,往往都以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研究作为始点。

由于儒学是个复杂而完整的思想体系,涌现出来的古代优秀思想家璨若繁星,不可尽数。

因此,本文将仅仅取荀况思想加以简论,以其达到管中窥豹之效。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名况,号卿,赵国人,是战国末期管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

荀子的学术成就和游学生涯大部分都是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完成的,而当时齐国与其他诸侯国相比,具有比较开明的政治环境和礼贤下士的传统,“继士则昌,失士则亡”的观念成为当时社会的共识,因此稷下学宫成为当时著名的学术中心,是战国中后期华夏学术的中心和创造性思想产生的温床,古代的学术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荀子久居齐国曾在稷下三为祭酒,熟悉稷下百家之学,所以有纳百家之长的机会。

荀子在师承孔子的基础上,对整个战国管理意识形态进行了综合剖析,引为己用,将中国儒学管理思想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无怪乎,明代学者李贽在其《荀卿传赞》中高度评价荀子,把荀子列为“德业巨儒”之首。

他说:“荀与孟同时,其才俱美,其文更雄杰,其用之更通达而不迂”。

确乎荀子的儒家思想将“迂运而阔于事情”的孔孟儒学变得切实可行,为儒学由“体”向“用”的政治实用性转化起了关键作用。

在荀子那里,“体”向“用”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是“贵本亲用”的。

而荀子“隆礼”、“重法”的思想,正体现了荀子这种“体用不二”的精神内核。

以下将论述荀子的礼法思想。

一礼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色,代表了中华文化的主体传统,奠定中华文化的主体结构,构成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模式。

而荀子对儒学及我们的政治,学术最大的贡献是构建和完成了关于礼的理论。

荀子继孔子之后,对周礼再作“损益”,赋予“礼”以新的内涵,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荀子的理论,是对中华民族远古和中古时期理论的理性升华,是对孔子“克己复礼”思想的辩证否定。

为秦末汉初《礼记》篇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荀子“礼”的涵义很复杂。

丛它出现的篇目和语境来判断,其涵义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

首先从人本学角度,荀子认为,礼是人与自然对立的产物,它产生于人类的生存需要,人生不能无欲,而欲望的满足要受物质条件的制约,物欲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生存所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了不是满足欲望的追求损害人类的根本利益,先王制定礼仪,即适当满足人的欲望,同时又把人们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 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

是礼之所起也。

”荀子认为礼相对于人欲的目的是“礼者,养也”。

荀子这段话阐明了礼的起源,然而荀子在这里所谓的起源,是从其作用和目的方面说明的。

以上荀子对礼的定义,语意上看是通俗而平实,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话语是人类的困境”,许多更有价值的东西被话语屏蔽掉了,被隐蔽掉了。

因此,要求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学时,应进行古式的发现,将话语残片尽量复原,放在整个话语系统中加以考察。

因此,依据此种方法,荀子的“礼”产生的后天因素,进一步的问题是,先王是根据什么制礼的呢?也就是礼的先天因素在那里?礼的本源何在呢?荀子在他的《性恶》篇中说:“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可见,荀子的“礼”建于人性恶的基本人性假设之上。

荀子的“化性起伪”思想的提出,说明了他的“礼”与孔孟的“礼”的逻辑起点截然不同,也导致了荀子的“礼”必然被引入到日用生活之中,这照应了一句俗话“先天不足,后天努力”。

人性先天的道德缺失,注定了只有通过“礼”来整合和约束残失的人性,才会使社会得到良性的运转。

荀子从人本学角度对礼的起源进行了形而上的证明,使其成为整个礼学思想的始基,并贯穿于他的整个管理思想之中。

其次,荀子从社会伦理道德层面来阐发“礼”的思想。

“礼”主要通过人们生活中的礼节,礼仪等形式具体表现出来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君子和小人的道德评价标准。

荀子指出:“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

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

”因此,无论个人修养,生活,交往,都必须遵循礼。

对人际交往,婚丧嫁娶等方面的礼作了详细具体的论述。

作为习俗,现在的“礼”并部具有强制意义,但是通过理论模型为人民的日常生活设定样本,使其成为社会无意识的,发挥过滤器的作用,则必将使人们的行为方式趋同,使人们的言行看似不自觉的符合社会的等级秩序,所以,习俗礼的社会控制能力是显而易见的。

荀子在习俗礼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确和加强了礼在社会伦理道德上的运用,划分了君子和小人。

在荀子这里,君子代表了善,是,正义,正当,小人代表的恶,非,非正义,不正当。

荀子认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

“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

”根据者两种不同的人,荀子分别做了相应的规范,并通过肯定君子来颂扬复合礼仪的行为,通过否定小人来批判违背礼仪的行为。

与作用习俗层面的礼相比,道德规范的礼具有的更强的约束力和控制力,使人们在道德选择和社会舆论面前承受更大的压力,促使其内心自觉维护道德法则。

尽管荀子的社会伦理道德层面上的礼学思想仍是一种民间行为,但却具有很强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使“礼”已不在像以前那样仅仅位于高高庙堂之上或处于“礼不下庶人”的悬置状态,将礼的思想渗入到社会多个层面,使每个人都能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从而构建一流的社会秩序,时刻警觉着人性恶的复苏,在最大程度上使社会得以稳定和平衡。

最后,从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层面揭示“礼”的内涵。

荀子首先以对社会等级的划分来界定礼的含义。

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

故学至乎礼而止矣。

”荀子认为,人能超越自然并主宰自然之物,是“以其有辩”,有“辩”就是人与人之间有上下、贵贱、长幼、亲疏之别,而等级社会的建立和变更的最根本条件就是对社会阶级及阶层的分化和重新划分。

社会成员形成的不同等级差是在“礼”的制约下进行的,之使荀子的礼的思想具有了阶级意义。

荀子要求社会成员在“礼法之大分”的制约下,“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

”每一个成员都按阶级及阶层的结构各安其位,各自扮演起自己的角色。

礼最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是国家命脉所系。

荀子说:“国无礼则不正。

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权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荀子的“礼”所指的国家制度与孔子所提倡的“克己复礼”的“礼”所指的国家制度有着明显的不同。

荀子改造了周礼的宗法等级制度,以道德本位补充修正了周礼的血缘本为,“德”成为政治上贵贱尊卑的基础。

他讲:“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

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这一思想代表新兴地主阶级要求活的政治地位,建立封建社会制度的要求,具有历史进步性。

荀子这三位一体的礼的概念,既有形而上的证明,又有具体的规范;既继承了传统内容又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

其“三位”都统一于“德”这一“体”之中。

这就使儒家的礼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二荀子强调礼的政治、社会作用,提倡王道之治,无疑是儒家的传统。

但在孔孟那里,德礼之治的道德作用。

往往是夸大了的。

孔子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提倡“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孟子认为以仁心为政就可万事大吉。

然而,孔孟儒学在面对战国七雄各自为战,世乱愈演愈烈,诸侯国因战争造成的土地、人口流失,面临严峻的生死存亡的现实问题时就显得束手无策了、软弱无能了。

如何富国强兵是诸侯国的紧迫之务,德礼之治九更无从解决。

相比之下,荀子基于“明于天人之分”的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使他敢于面对现实,认识到不能单纯把仁义道德作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单单靠君主的仁爱不可能使纷争不安的社会走向和谐和安宁,更不可能期望通过人们的理论自觉而短期内提升道德境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残酷的事实使荀子逐渐偏离孔孟持的乌托邦性质的治世思想道路,开始接近法家。

“法”这个字也就不断的跃显在荀子的著作中。

荀子对“法”的起源说最早是出现在他的《议兵》篇中,他指出“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之,如保赤子。

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说单单勇道德、礼仪、忠信、贤能去爱民护民,扶民,保民来维持社会稳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总会有那些违背习俗,不顺从者去破坏这样的社会秩序和稳定,因而必须以刑罚去制止这些人的暴行。

荀子荀子“法”的思想依旧是发于他的“性恶”学说,他不相信道德的先验内在性和仅靠礼仪道德这些柔性的社会规范对人性恶俗控制乃至制止的有效性,因此他主张以“恶治恶”,以国家暴力行为维护社会安定和统治者平暴锄悍的利益。

荀子认为:“伪起于性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法起源于礼所不能制止时。

荀子的这一看法无疑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荀子还在其法的思想中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首先,荀子不同意法家的“垂法而治”的主张,他将先教后刑这一儒家法律思想的基本原则继承发展下来。

他认为为政的第一步应该是教化引导百姓,而“进退诛赏”则是为政的最后一步。

所谓教化,一方面是向百姓宣明礼义刑法,给百姓的行为制定标准,划定禁区,使客观的律法条文主观化,到的化,提高百姓的道德自制力。

另一方面,从客观效果上,这些律法同样对约束帝王臣公的恣意妄为起到一定的作用,使统治者不得不率先垂范,“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后徐责其在人者。

”时至今日,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如何做到法律意识的普及化?荀子对这一问题有了最好的回答。

其次,荀子提出了刑罪相称的律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