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贺拉斯
孔子与贺拉斯“寓教于乐”比较
贺拉斯与孔子作为中西方文学的集大成者，都对本民族前人的诗学观点和著作进行了整理、概括和创新, 对本民族诗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后世留下了卓越的财富。

因而,通过比较孔子和贺拉斯的诗学观点,来探讨中西经典文化形成时期人类在文艺上的思维模式, 以把握两者内在本质, 从而更好的进行文化对话。

贺拉斯在《诗艺》中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

可见贺拉斯明确肯定了文艺既具有教育功能，又具有娱乐功能，并对二者采取并重的态度。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也十分注重并推崇寓教于乐式的教学方式。

通过艺术化、审美化的方法来进行教育，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中西文学史上, 诗是最早的文学体裁。

从诗人创作的审美意识到成诗的创作过程，是由一个个具有诗人个性特征的意象结合成意境，从而达到朱光潜先生所说的“诗境”。

这个诗境首先在诗人的头脑中呈现，然后由语言、文字、节奏等因素“物化”成诗，最终在欣赏者的头脑中形成。

诗，是诗人的思想与感情熔铸的“教与乐”，此时，也在欣赏者的审美过程中重现为“教与乐”，在读者的头脑中得到价值的传承。

此时，诗人的情趣和意象都会在诗中体现。

诗人就乐在其中。

这样，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就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教”与“乐”也就整体实现了。

“诗人之乐”并不是“读者之乐”，这个“乐”要传达，就需要采取一些具体的形式，如语言风格、读者的欣赏趣味
等等，这样才容易被人们接受。

在“诗人之乐”通过诗传递给欣赏者时，“诗人之教”也同时得以传达。

可以说，教和乐在诗人的思想中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这
个整体的传达之钥就在于作品以欣赏者“喜闻乐见”的方式或内容为条件，这就是接受者之乐。

此“乐”也是“诗人之乐”再现的前提，也是“诗人之教”影响欣赏者的前提。

否则，没有接受者之乐，诗人的教与乐都难以实现。

以诗人的各种目的和意识为内容的“教”内化为欣赏者以“乐”为条件的目的和意识。

孔子是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发端,“兴观群怨”说是他对诗的功能的系统总结。

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 可以兴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

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孔子诗学思想的高度概括。

“兴”是指诗的功用, 朱熹解释为“感发意志”。

“观”，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

朱熹注::“考见得失”, 均从政治角度切入。

“群”, 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

朱熹注:“和而不流”。

“怨”, 孔安国、郑玄皆注:“刺上政”。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诗能起到触人生情、振奋人心的作用, 能帮助人认识并观察社会,能培养人的交际能力与合作能力, 能抒发心中的哀怨, 针砭时弊。

学诗则可以“事君”、“事父”。

由此可见, 孔子特别强调“诗言志”，即诗歌的社会政治功用,但同时又没有忽视诗歌抒发个体情感的作用, 即“诗缘情”。

显然, 这里的“兴”、“观”、“群”、“怨”已不是单一着重于诗的某个侧面, 而是从整体上把握诗的特征，要求诗歌在给人美感的过程中实现其教育目的。

孔子在其六艺的教学内容中也提到“乐”这一概念，其中的“乐”，是指周代的乐舞。

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乐”是它们的总称，因而可泛指文艺。

以“乐”为教育内容就是以文艺和审美作为教育内容，具有美育性质和特征。

孔子不仅以“乐”作为教育的一项科目，而且教学所使用的教材亦是文艺作品或文艺性很强的历史典籍文献。

贺拉斯是古罗马诗人, 罗马古典主义的创始人、奠基者。

其著作《诗艺》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

在谈论写诗的目的时, 贺拉斯说:“诗人写诗的
目的是给人以益处和乐趣, 使读者觉得愉快, 并且教人如何生活。

”他认为诗作要发挥娱乐和教诲的双重作用, 要“寓教于乐”。

他是古希腊罗马诗人中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

他第一次将“教”与“乐”并重, 既劝谕读者, 又使他喜爱。

把艺术的教育作用和审美娱乐作用结合起来。

贺拉斯在《诗艺》中说:“一首诗仅仅具
有美是不够的, 还必须有魅力, 必须能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

你自己先要笑, 才能引起别人脸上的笑, 同样你自己得哭, 才能在别人脸上引起哭的反应。

你要我哭, 首先你自己得感觉悲痛, 这样, 成勒福斯啊, 泊琉斯啊, 你的不幸才能使我伤心, 如果你说的话不称, 你只能使我磕睡, 使我发笑。

”贺拉斯意从观众角度出发, 在西方文论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注意到了受众的心理反应,“教”是目的, “乐”是
形式, 最终“教”的终极目的与“乐”在其中的表现形式完美结合。

教化功能在诗和艺术作品中不应脱离使人获得愉悦的具体形象, 欣赏者总是在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中得到陶冶、教化的。

劝谕的思想内容要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表现出来。

在艺术享受的同时, 文艺
必须承担教化的使命。

对比可见, 孔子和贺拉斯的“寓教于乐”思想都揭示了诗的本质:诗中所包含
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 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

诗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统一, 即诗的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是相辅相成的。

孔子鼓励诗人关心社会民生, 用诗歌反映现实, 反映民意, 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诗论, 滋润诗坛几千年。

贺拉斯上承希腊化时代的新诗学, 丰富发展了古希腊的文艺思想;下
启布瓦洛, 架起了一座沟通古代诗学与近现代诗学的桥梁。

他强调文学艺术作品的教育和娱乐功能, 使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和批评家、18世纪的启蒙作家得到
借鉴和启示。

对古典主义诗学原则的确立又为17世纪古典主义批评家和作家提供
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