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王俊义前辈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论述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时曾指出：“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其为乾嘉考据学派。

”事实也是如此，追溯乾嘉考据学派的渊源，首先提到的正是顾炎武。

本文拟对顾炎武的学术倾向、他与乾嘉学派的联系、区别等问题，试作分析和探讨。

一、倡导经世重视实证的学术思想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鲜明而突出的特色，主要是针对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而重视实证与博学，倡导具有批判求实精神的经世致用之学，提出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以及“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等命题。

这些思想和命题，既推动了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的发展，也促进了经学在清代的复兴和乾嘉考据学的形成。

自宋元以来，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至明中叶，王阳明的心学盛行，良知之说风靡海内。

降至明末，王阳明的心性良知之学，又日趋颓废没落。

流风所及，一些封建士子孜孜以求功名利禄，为求捷径，不读经书本文，只是捧着“语录”讨生活。

充斥学术界的是“置四海穷困于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

然而，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社会变动，及“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残酷现实，迫使一些学者和思想家，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总结。

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则被视为祸国误民的重要原因。

在对之进行抨击的同时，他们积极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

如朱之瑜提倡学术要“经邦弘化，康际时艰”；李颙主张“匡时要务”，“学贵实效”；颜元更大声疾呼：“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

”这些思想主张，汇集成为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潮。

而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正是这一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空谈心性的学风，他尖锐指出：“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

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

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遗其粗。

未究其本而辞其末。

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工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谈，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

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因此，顾炎武提出自己的治学宗旨是“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希望通过学术研究“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

所以，他研究探讨的问题，多是“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以及“六经之旨”、“当世之务”，举凡兵、农、财赋、典制、舆地等等。

为了改变明末以来弃经书于不读的空疏学风，顾炎武又提出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的命题，这是顾氏学术思想的重要方面，既涉及他的学术思想渊源，也反映了他对理学中不同流派的态度。

在《与施愚山书》中他明确指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就是说宋以前尚无“理学”。

接着又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理学，禅学也。

”2换言之，也就是说宋代的理学即经学；而今天——明代以来的理学，则是禅学。

他还具体说明古、今理学之不同：古时的理学如同经学一样，需要长期潜心钻研，才能通达；而今天的理学，则流入禅学，根本不通读经书，只求助于语录及八股帖括。

连贯前后文字，可见顾炎武对于宋代理学是持肯定态度的，对于明代流入禅学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则持否定态度。

再联系顾炎武在其他著作中，对朱熹多予赞扬和肯定，晚年还为朱熹修建祠堂，并在《祠堂文》中称：“惟绝学首明于伊雒，而微言大阐于考亭，……启百世之先觉，集诸儒之大成。

”3对朱熹推崇备至，其对于宋代其他理学家，如程颢、张载、邵雍、张栻、吕祖谦等，也有恭维之词，这说明顾炎武并不一概反对理学。

惟于王阳明多有激烈抨击之词，既批评王“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矣”4。

又指责：“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5。

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对于空谈心性之批判，常常冠以时间界限，诸如“窃叹夫百余年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6；“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而文成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7。

锋芒皆指向明中叶以后的王学。

这些思想与前述《与施愚山书》中的思想完全一致。

然而后人为什么得出顾炎武反对程朱理学的结论呢，问题就在于清中叶的学者全祖望在其《亭林先生神道表》中将顾炎武《与施愚山书》中的那段话改写成：“(顾炎武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

自有舍经学而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

”抹杀了顾炎武关于理学有古今之别的观点，笼统地说“经学即理学”，“安得别有所谓理学”，从根本否认了理学的独立存在。

这种不符合顾炎武原意的观点却被后来的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者援以为据，特别是梁启超还由此进而认为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虽“未尝直攻程朱”，但“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8。

由于梁启超影响甚大，致使学术界长期以来几乎普遍认为顾炎武是既反程朱，也反陆王的反理学思想家。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顾炎武不仅不反程朱，其学术思想实渊源于程朱。

对此，清代学者早有定论，如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朱陆篇》中就曾指出：朱熹之学，“一传而为勉斋(黄幹)、九峰(蔡沈)……五传而为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

著《汉学师承记》的江藩也指出：“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

我们认为，根据史实，应肯定顾炎武的学术思想渊源于朱熹，且不反对程朱，他反对的只是理学中的陆王学派，并不反对整个理学。

这样的结论，既符合顾炎武的思想原貌，也不影响他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正因为他批判了王阳明的心性良知之说，横扫了明中叶以来的空疏学风，倡导经世致用，便有力地推动了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思潮的发展。

同时，他提倡的“通经服古”，“引古筹今”，重视实证，也为清代经学及考据学的复兴、发展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围绕经世致用与重视实证博学的学术思想，顾炎武还提出了另一重要学术命题：“博学于文”、“行已有耻”。

“博学于文”与“行已有耻”本是传统的儒家观点，是孔子在不同场合答复门人问题时所提出的两个主张。

但把这两个主张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学者治学与做人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则是顾炎武的创造。

他不仅提出这一主张，且躬行实践，显然是为了扭转明末的空疏学风，并针对明清易代之际一些士大夫趋炎附势，寡廉鲜耻，反颜事仇而提出的。

在“博学于文”中，他首先强调要认真读书，博览群籍，“多学而识”，“好古多闻”。

他认为，《诗》、《书》、《三礼》、《周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必须反复诵读，而且要改变“今之学者，并注疏而不观，殆于本末俱丧”9等荒疏风气。

在提倡读经的同时，顾炎武也十分重视读史，主张通读《二十一史》、《资治通鉴》等史籍。

他本人是勤学博读的典范，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

在顾炎武的影响下，有力地扭转了明末那种“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开启了乾嘉学者广读博证的考据学风。

当然，顾炎武的“博学于文”并不止于文字、文章之文，还包含着各种社会知识，目的在于以“修己治人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言”。

与“博学于文”相联系，顾炎武力倡“行已有耻”，认为“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

其时，士大夫巧佞虚伪成风，特别是清入关后，一些士大夫丧失民族气节，尤为顾炎武所痛恨。

他认为，倘若士大夫皆“卑形态以取容悦，逊声色以媚世俗”，必然是乱天下而祸国家。

因此，他呼吁士大夫要坚守气节，做刚方正直之人。

重视实证与博读，既是顾炎武的学术思想，也是他的治学方法。

而他提出的“古之理学，经学也”、“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等命题，都包含着实证与博学的思想。

他一生既广读博览，又实地考察，把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他的不少著作都是这样写成的。

如《昌平山水记》就是他亲至昌平一带实地考察后写成的。

其友人王宏撰曾说：“亭林所著《昌平山水记》二卷，巨细咸存，尺寸不爽，凡亲历对证，三易稿矣。

”10这种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为乾嘉考据学开了先路。

二、乾嘉考据学派的奠基者称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的开山祖师，是“不祧祖先”和“奠基人”，是因为他为乾嘉考据学派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为汉代经学在清代复兴开辟了先路乾嘉考据学是以汉代古文经学为其学术渊源，而汉代古文经学在清代的复兴则由顾炎武开辟了先路。

我们知道，北宋以后，经学吸收了道、释二家的思想，发展成为理学，但理学中的程朱一派，虽不废汉代治经的注疏传统，但却以阐释义理为主；而理学中的陆王一派，则主张执简驭繁，反对“支离破碎”，但空谈心性，流于禅释，至其末流，更完全废弃了汉代以来经学的训诂注疏传统，使传统经学日渐衰废。

到明代，如顾炎武所说，自《四书五经大全》颁行以来，“制义初行，一时士人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经学之废，实自此始”11，以致“天下之生员，不能通经知古今，不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

”为扭转这种学风，顾炎武强调提高经学的地位，恢复经学原有的面目。

为恢复经学的传统，顾炎武提出要明辨经学源流，他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旨，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12。

为此，顾炎武反对宋明以来那种断章取义、心印证悟的语录之学，倾向于以汉儒为师，认为“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祖，仲尼贵多闻，汉人犹近古”，“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赅通，百家亦兼取”13，明显地反映了崇尚汉学、鄙薄空谈性道的学术倾向。

此外，顾炎武还强调应该读注疏，批评明以来的学者“并注疏而不观”，几乎没有“能通十三经注疏者”的虚浮风气。

他在汉学废绝、宋明理学居统治地位、心性之学泛滥的情况下，提倡“通经服古”，崇尚汉代古文经学，强调训诂注疏，无疑为汉代古文经学在清代的复兴开辟了先路。

正是由于顾炎武及同时代的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弃虚崇实，重视注经传统，又有毛奇龄、阎若璩、胡渭等“接踵继起，考订校勘，愈推愈密”14，才开启了乾嘉时期汉代古文经学重新复兴的局面。

(二)开拓了乾嘉考据学的治学范围顾炎武学识渊博，涉足领域极广，于群经诸史、历代典制、河漕兵农、天文舆地、艺文掌故、音韵训诂等，皆有深湛研究。

梁启超在论及顾炎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时说：“亭林清学界之特别位置，一曰开学风……二曰开治学方法……三曰开学术门类”，“清代许多学术门类，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15。

这无疑是确然之论，乾嘉学派在治学范围上，乃以经学为中心，而旁及小学、音韵、舆地、典制、金石、校勘、辑佚、辨伪等方面。

然溯其渊源，这些研究范围，大都由顾炎武发其端。

1．关于经学的研究，清代学者特别是乾嘉考据学家，对儒家的经典几乎全都加以整理训释，使中国古代经学历经衰落之后出现复兴。

而清代重经的风气，首先由顾炎武开启，他关于“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的论断；他对于读经要读“注疏”的重视和强调，使人们从明末空疏的风气转向踏实治经的学风上来，都起到开一代风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