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辩”掀起了!"世纪!"—#"年代蔚为壮观的疑古史潮。
从疑古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关系来看，人们一般都认为顾颉刚与康有为今文经学联系最为密切，却忽视了他与清代考据学之间的内在联系。
事实上，顾颉刚先生对清代的考据学是持相当肯定态度的，或者说，他对考据学的评价，与一般贬低考据学的看法相比，要复杂得多，也中肯得多。
考据学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对于清代考据学，历来指责者多，赞赏者寡。
从政治方面批评者，认为乾嘉考据之学虽也承袭了考据方法，但与顾炎武、黄宗羲风格迥异，既无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意识，更无民主思想，只为考据而考据，粉饰太平而已；从学术角度指出其弊病者，认为在清代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下，学者不敢谈政治，研究范围限于古籍，故其精密虽超越顾炎武等人却无磅礴大气。
故有章学诚笑其“工于擘缋补苴，如蚕食吐丝而不能成茧”的传言。
然而，顾颉刚却充分肯定清代考据学的价值，他认为绝不能低估考据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地位，他在《清代学术的历史背景》一文中说：“我是一向佩服清代考据学的，以为它一扫宋明哲学的空洞的主观主义而走入实证的道路，接近于唯物主义。
它虽不能‘去粗取精’，却能‘去伪存真’，看呵，《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不是全被搜出了伪证而推翻了吗？《左传》、《周官》、《仪礼》、《孝经》、《谷梁》这几部经典，不是已提出了许多可疑之点吗？它虽不能‘由表及里’，却能‘由此及彼’，看呵，他们不是利用了先秦诸子、金石文字、释典《道藏》，把许多古籍都校勘明白，又解释得合理了吗？这样的文化，在秦、汉以来二千年中是少有的，是中国走上科学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这里，他强调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重要性，认为任何史料都有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过程，所以考据是获得科学认识的必经阶段，“去伪存真”、“由此及彼”，是考据学必做的工夫。
因此考据学绝不是末流之学，它也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顾颉刚不但钦佩清代考据学者研究之精密，而且以扬州学派为例，说明考证与疑古是相关联的。
他在《清代扬州学派》一文中认为，扬州学派虽不标明疑古，但所作“无不在破坏旧说，重行估价”，“且令笃旧者无从置喙，可谓革命中之稳健派”。
他写道，“盖旧说之弊，在乎‘凿空之病与拘牵之顾颉刚对清代考据学的论辩华东师范大学龚咏梅博士史海钩沉《探索与争鸣》!""$%# &!习’，兹以‘援据之确，搜讨之精’破之，表面上虽说是‘传说之功臣’，实际则使传注失其固有之地位者也。
”关于考据与疑古的关系，他认为“考证为渐变，疑古为突变。
非考证无以变其量，非疑古无以变其质。
考证是不自觉的革命，疑古是自觉的革命。
”这样，他打破了考据只是传注之学的说法，反对考据只是因循守旧或与“革命”毫无瓜葛的说法。
他明确考据学所具有的内在的精神气质包含着破坏旧说的科学精神，考据学实在是一种渐进式的革命。
不仅如此，顾颉刚对于旧时的考据学的社会意义也能做公正的评判。
他反对那种关于考据学仅仅是为封建统治者效劳的说法，积极主张其所内涵的反封建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曾召开批判胡适大会，其中对胡适主张的考据学进行了严厉批判。
据说主持会议者以阮刻《经解》为例，强调其为考据学总汇，取而翻之，渺无所得。
顾颉刚先生却发言说：“欲为考据学说一公道话”，“考据学是反封建的。
”这在当时真有大逆不道之嫌，足见顾颉刚先生的真知灼见和惊人胆识。
与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顾颉刚承认清代考据学存在研究范围小，成果零碎的问题，但是，他认为考据学的成就征实而不蹈虚，追求客观性，分工细致，为进一步综合整理、形成全面性结论创造了有利条件。
后辈学人应当珍惜考据学的宝贵遗产，加以系统整理，组织研究成果，形成新的综合，如此必有大的收获。
如果我们抛弃考据学已取得的成果，“试问将弃未成之货于地耶？”顾颉刚先生推崇考据学，他本人的治学经历也是遵从考据方法的，他非常推崇顾炎武笔记体，在《浪口村随笔序》中写道“凡是人的知识和心得，总是零碎的。
必须把许多人的知识和心得合起来，方可认识它的全体。
笔记者，个人至琐碎之记录也，然以其皆真实不虚，故其用至广”，“至于全体大用之文，至八股极矣，气魄之恢宏至矣，然以其为不真实的东西，一旦科举废，便烟消云散矣。
故与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
”顾颉刚从小养成博览群书、勤作笔记的习惯，!"多年笔记近上百册。
他称笔记为“学术界之小品文”，做学问当循序渐进，笔记为第一步，“学者诚当求大成，勿自安于小品，然初学画者必经一山一石始，稍久，胸中具丘壑，然后渐进而为巨幅，事岂可经躐等。
故为笔记既多，以之汇入论文，则论文充实矣；作论文既多，以之灌于著作，则著作为不朽矣。
”诚哉斯言！顾先生将《老子》“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至理名言融汇贯通到自己的学术研究。
每作一文，必从笔记中辑出，因为笔记里已将平时的资料积累了，且经考证修改，思想灵感都捕捉于册，只需重新联缀、补以新材料就合用。
顾先生这种重积累资料、从小问题做起、严于考证的治学方法，与考据学的方法是一致的。
但作为一名接受了新时代科学方法训练和思维影响的学者，顾先生不囿于考据和积累材料的阶段，而是在此基础上寻求史观的达成。
他坚持认为考据与史观绝不可分，反对将考据与史观说成是史学中的对峙两派，他认为两者的关系是：“考据以确定事实，史观以发抒理论。
考据为下学，史观为上达。
非下学无以奠其基，非上学无以发其用。
”他认为考据与史观不但不可分，而且很难说二者谁更重要，因为史观没有考据作基础，必定站不住脚。
从这种意义上看，顾颉刚从来不敢对考据学有所怠慢，而将其视为一种以客观性为准绳的征实之学，是建立理论的必要前提。
五四运动前后，胡适曾谈到“多研究问题，少谈点主义”，批评那种盲目接受外来进口“主义”的倾向，强调要研究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强调所有的思想都应从实际的困惑情况之下出发，这在思想上固然有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政治用意，但治学方法可以说是典型的“实验主义”的处理。
作为胡适的学生，顾颉刚深受其影响。
#$!$年，何炳松在“论所谓‘国学’”一文中，批评“国学”不屑分头去彻底研究中国学术上的一个小部分或一个小问题，呼吁国学家降尊纡贵，“来做中国学术上一小部分的彻底研究功夫！”。
他所表达的意思与顾颉刚的见解何其相史海钩沉%&似乃尔。
他们都希望做学问的人应该沉下来做一番扎实的基础工作。
近来王春瑜先生惊叹学界新一轮的“假大空”又来了，某些在史学冷板凳上屁股还未坐热的人，编纂史学著作及史料集“从几十万字、几百万字、几千万字、甚至上亿字，一路向上飚升”；在整理古籍、古文今译的出书热潮中，肢解、歪曲古籍……面对学术界这些令人遗憾的现象，真使人感到当今实有必要重提考据学，重新提倡求真、务实和从基础做起的严谨学风和科学精神，也更深地悟到“与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乃振聋发聩之言！考据学的社会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还曾探讨过考据学赖以建立的社会经济基础，分析了清代考据学家的阶级基础的问题。
他在《清代学术的历史背景》一文中写道：顾炎武是昆山的地主，阎若璩是商人，胡渭是浙江德清的地主，毛奇龄是萧山的地主，姚际恒是到杭州做生意的徽商，阮元、徐乾学为附阿权贵者。
乾嘉学者中最有成绩者，为王念孙及其子王引之、段玉裁三个，王家是大官僚、大地主，段玉裁为官贪婪，搜刮民财，!"岁左右退稳著书。
清代后期的经学家孙诒让父为湖北、江宁藩司，他袭父之产，以举人杜门家居!"年乃成《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精密著作。
俞樾也是“靠了官僚的送钱维持他的阔场面”。
他从这些学者的阶级出身，指出了清代的考据学是建立在阶级剥削的经济基础之上的。
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没有安定的生活，不可能享至高之寿，不可能有从容的时间、心情去从事如此繁琐的工作，又哪有闲钱去购买汗牛充栋的书籍？学者专向故纸堆，不问世务，不耽心文字狱，统治者也乐得耳根清净，所以考据学是清代学术文化发展的一种极致。
这是顾先生运用唯物史观对清代考据学流播的深刻剖析。
不过，顾先生指出考据学者们剥削阶级性质的同时，也提示了优闲生活对于学者治学的重要性。
撇开阶级性不言，稳定的生活环境，不必为稻粱谋，确实是学者安心做学问的重要外部条件。
象顾颉刚先生这一辈学者，崛起于五四运动的狂飙之中，历经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纷乱，新中国成立后又受累于诸多政治运动，实在希望有个安定时日。
他讲清代学者的安定，不能不说他也存一种心理寄托。
“四人帮”粉碎后，党和政府使其家移居北京西效三里河南沙沟国务院宿舍（是胡乔木向李先念写信，才改善了他的居住环境）。
这里环境优美，顾先生感概不已，他在《林下清言序》中写道：“予一生治学，而人事纷扰，恒苦不能得一静境以集中精力从事创作，今乃得之于逾八望九之年，抑何幸也！”他在最后的日子里终于得享林下优游之乐。
的确，从历史上看，考据学符合传统社会的缓慢节奏，宜于积累文化，但在视富裕与强盛为第一要着的现代社会里，可能就不合时宜。
如果人们要求它能承载社会改造的功能，又立杆见影，实在是过于苟求。
它本来就不针对时局，文化功能单一，不能对政治和经济发生积极的作用。
顾先生也曾责备“清代考据学家的零星求是，要到何年何月”，正是反应了许多中国人的急迫心境。
在内忧外患的国事面前，文化也要经世致用，这是中国人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考据学倍受冷落是很自然的事。
当今社会生活正在不停地变动着，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也给历史学提出了许多需要研究的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能、也不必全体去做考据学。
但从学科建设与文化积累的视角看，从当今中国安定的社会经济环境看，还是应允许并需要考据学存在的。
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主要还是学习考据学包含的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尤其对新一代学人而言，求是的态度、资料的梳理是不可或缺的。
否则，学人难以获取准确的史料，也难以从史料中理出线索，形成可靠的系统成果。
对考据学，我们要进行具体分析，超越和摒弃考据学的脱离实际、零碎繁琐、词澡枯涩等局限性；保留和继承其重分析、重考证、怀疑求真、分工协作的治学风格，把顾颉刚等前辈学者倡导的优良的史学传统发扬光大，为#$世纪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特约编辑阎丹红史海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