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发表于 2011-10-25【摘要】近年来，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中是否存在所谓的“英国学派”（English Shool）、英国学派的主要理论特色以及它对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建设意义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有些学者认为，纵然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界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并不是一个学派。
对存在英国学派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门实用型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存在“英国学派”。
其主要代表是，马丁·怀特和赫德利·布尔。
【关键词】“英国学派”争论在众多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比较年轻而又十分活跃的学科。
而通过对“英国学派”的研究基本上可以探寻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轨迹。
英国学派又称英国国际社会学派，是二战后在英国逐渐衍生发展起来的一支独立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
近年来，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当中是否真正存在着“英国学派”，以及如何看待它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但是，无可置疑的是，无论如何定义“英国学派”，以及尽管它的开拓者与奠基者如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等更多的是将视野局限在欧洲，但是“由于他们集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远比其他研究方法更加广阔（broader）和“互相交织”（embracing）的框架以及研究前景（agenda）”，（1）因此对英国学派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性。
再者，由于在国内很少有学者专门讨论该学派，所以它又具有很强的紧迫性。
一对英国学派的争论近年来，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中是否存在所谓的“英国学派”表示了怀疑。
他们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存在所谓的国别问题，否则就不能称为“科学”；另外，有些学者还认为，纵然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界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并不是一个学派，“因为一个学派的建立需要大致相同的历史研究理论与方法，以及共同的学派领袖、组织机构、刊物和学术传承，如兰克与年鉴学派。
”（2）而所谓的英国学派显然不具备上述条件。
“首先，英国在这一领域的许多最著名的学者事实上都来自与海外。
其次，在这个广泛的领域里从事研究的英国学派兴趣以及用于分析和解释的方法也不同。
……第三，英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常常处于变化和发展之中。
……第四，存在着一个国际关系学者的世界性共同体，……”（3）“通过对英国学派人员归属问题的详细考察，会发现他们在许多基本的观念上已经是以及越来越变的是富有争议（controversial）”。
（4）所以他们认为，英国学派尽管有着浓厚的英国特色，但是它并不代表所有英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的观点，所以冠之以“英国学派”是不合适的。
但是另外一些学者正如科学家、哲学家，新实证主义者卡尔·波普尔（Karl R. Popper）所认为：“理论作为高级智力产品，是不可化约的复杂心理过程的产物，理论体系是经验与理论、直觉与逻辑、分析与感悟糅合而成的整体。
根本来说，它是多多少少有些不可言说的复杂思维过程的产物?”（5）由此，波普尔提出了一种被称为“证伪主义”的“分界”原则：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并不在于它能找到许多支持自己的例证。
相反，科学和一切非科学的分界在于，科学必须接受经验的检验，并在检验中发现自己的错误，否定或证伪自己，从而过渡到一种新的理论形态。
“反自然的历史主义”也认为，人文世界的各种现象远较自然世界复杂，充满着新奇性，没有规律可寻，也无法进行受控的实验和量化研究，所以对它的研究既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更不能进行预测，只有通过具体的实践检验也才能得出结论。
《辞海》对“理论”一词做了这样的解释：“（理论是）指概念、原理的体系，是人们对综合感性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而达到的思维成果。
”因此可以认为，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决不是脱离社会实践的“空中楼阁”，更没有什么“从学术到学术”的纯理论。
连有的西方学者也承认，“个人、国家与民族是深处其历史文化、行为经验影响的，不同的国家会提出不同的问题，应当有自己国家的学科?”（6）再者，我们知道在国际关系中，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及战略思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一国的国家利益。
正如国内有些学者所说，“国际政治问题在表象上虽然是千变万化，但当剥笋剥到最里层时，终究会发现国家的内核。
国家和它所追求的现实和长远的民族利益，一直是国际政治中最活跃、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7）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门实用型学科的国际关系学，不同程度的会受到特定国家国家利益的影响。
因此，尽管英国学派并不是一个观点划一、学者风格相同的学者群体，但是，由于他们“毕竟拥有一些共同的或相近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概念：接受‘国际社会’的概念和思想，在研究方法上承袭传统的历史、法律、哲学反思法，在世界观上截然区别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对象上注重国际关系的秩序问题，在价值取向上赞同国家中心论。
”（8）所以说，作为社会学科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当中存在“英国学派”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其早期的代表人物是，E·H·卡尔、查尔斯·曼宁、马丁·怀特和赫德利·布尔，其中布尔的《无政府的社会》一致认为是英国学派的最杰出的代表作，近期的代表人物有迈克尔·霍华特、亚当·沃特森、伊万·卢阿德、约翰·文森特、盖里特·冈和詹姆斯·梅奥尔等人。
80年代以来有影响的代表作有《国际社会的扩展》（1984）、《国际社会中“文明”的标准》（1984）、《人权与国际关系》（1986）、《国际社会》（1990）、《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1990）、《国际社会的演进》（1992）以及怀特的《国际理论：三种传统》（1992）。
二英国学派的理论特色1991年，牛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亚当·罗伯茨在向中国同行介绍他对当前国际关系的观点时开宗明义地说，“在考察这些问题时，我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己从事写作的国家里的观点的影响，”并认为英国国际关系观点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下列事实的影响：“联合王国有积极参与世界其他地区事务的悠久传统，这种参与所采取的方式是殖民主义、贸易关系、对外军事义务和在国际组织中的活动。
此外，3个世纪以来，英国既没有经历过外国的军事占领，也没有经历过革命。
”确实，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也只有英国处在这样一种位置上。
（9）另外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发源地也是在英国。
因此，所形成的英国学派主要特色有以下几个：第一，对普遍性的抵制。
英国学派的成员普遍认为，如果从单一的视角去观察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不可能的。
正如亚当·罗伯茨教授所认为，对普遍性的抵制乃是国际关系学英国学派存在的基石和要义所在。
他认为，这一领域的英国学者在倡导单一思想——如民族自决、社会主义或理性经济决策等——的普遍适用性方面向来是小心翼翼的。
他们往往把研究重点放在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之间的差异上面，这种差异有时候可能会使上述思想的应用遇到严重阻力。
同时他们在对国际组织的思考角度上更多的是着眼于它们对制度的构建作用。
他们认为，只有均势、国际法、外交、大国作用以及战争等才是国际社会的有效制度，而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用马丁·怀特的话来说，则只是一种“假制度”，并认为国家本身就是国际社会中的主要制度。
从而作者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对国际秩序的存在更为根本性的其它要素上来。
其次，相对与许多学者（如Richard Falk等）普遍把民族国家看作是实现全球进步的障碍来讲，英国学派更多的是对此持乐观态度。
例如，布尔就是把各个民族国家视为是实现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一个“代理人”（agents），并且以南北和解为其佐证。
第二，英国学派在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上要求更多的进行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
正如国内有学者所言，“然而就核心概念的归纳和理论框架的锤炼而言，英国学派的‘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哲学基础、历史底蕴和分析方法，较之‘主流’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高出一筹。
”（10）可以说，英国学派最大的理论特色是他们主张用历史、法律、哲学的方法来“阐释”国际政治，而不是用需求对国际政治进行“解释”，正如布尔的一句名言“教授不应（奢望）成为好的政策制定者”。
（11）他们批评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在理论建构时不仅是解释世界政治，而且常常受国家外交需求驱使设法去预言国际关系的发展走向。
众所周知，在英国历史上涌现出了诸如托马斯·霍布斯、约翰·弥尔顿、詹姆斯·哈灵顿、约翰·洛克等众多深刻影响后代的政治思想家。
“英国之所以能够开创西方自由与宪政的传统，是与其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及其积淀形成的政治文化分不开的。
”（12）英国历史学家希利（Sir John Robert seeley）曾经以“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则是现在的历史”的观点来论述大英帝国的政治史和殖民地政策史。
这种历史感不仅认为要介绍历史事实，而且还认为要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了解其自身独特的历史经历才能实现。
这和更注重分析结构的研究方法不同：后一种研究方法是截取经济关系或权利关系的横断面，然后以此为基础演绎出结论。
亚当·罗伯茨教授同样在1991年北京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我们都不应忘记以现代面目出现的思想体系常常不过是古老主题的变种。
”为了加强他的观点，他还引用了法国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德·托克维尔的一段名言：“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魄力和惊奇，好象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
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同时，有西方学者指出，英国学派是由一系列一分为二的概念所组成的，如惯例和科学、读写的能力和有数理的能力、价值规范和价值中立、多元论和一元论、认知论和方法论、经验分析和实证分析、历史分析和政策分析以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和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分析。
（13）“甚至在现代国家社会产生之前，这些思想家就对国家间关系、战争起源、战争的‘正义性’，如何取得国家治理的目标以及如何最优化的利用权利进行了哲学思考。
”（14）从而，他们一些人就认为战争或和平根源于人性的善或恶，一些人则认为它根源于政府对不同国家人民间交易或贸易时的阻挠，同时也有一些人相信是各个国家的存在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缺乏一个中央权威所致。
第三，对习惯法的尊重。
“习惯法就是指人们公认并被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些习惯、惯例和通行的做法。
”（见《牛津法律大辞典》第263页）这种习惯法观点认为：相对议会的法令或条约中所确定的法律而言，经验实践常常会提供更有效的或者至少是更全面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