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夫妇的新闻救国梦作者：沙敏来源：《北京档案》2014年第08期邵飘萍是中国报界先驱，曾被毛泽东称为“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

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全才。

他曾任编辑、记者、社长、讲师，《汉民日报》《时报》《时事新报》的主笔，他的文章辛辣、一针见血，使北洋军阀闻风丧胆，而冯玉祥将军则称赞他：“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邵飘萍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创办者之一。

1918年10月，他与留学日本的同学潘公弼一起创办《京报》，自任社长。

上世纪20年代，《京报》以新闻多、评论多、副刊多而广受百姓欢迎。

1926年4月，他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名义枪杀于北京天桥。

他用自己鲜活的生命捍卫了“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座右铭。

他的夫人汤修慧继承夫志，她以社长和总经理的名义，于1928年6月重新复活了《京报》。

奉系军阀为什么要查封《京报》报馆？又为什么要杀害邵飘萍？邵飘萍到底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京市档案馆有关邵飘萍和汤修慧的档案、首都图书馆馆藏《京报》等档案文献，将为您解开这些谜团。

乱世飘萍拥戴共和邵飘萍，原名镜清，后改为振清，字飘萍，1886年10月11日生于浙江东阳，后随全家迁往浙江金华。

邵飘萍5岁起就跟着教私塾的父亲邵桂林读书，他不但勤学好问，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

当他创办《京报》报馆时，报馆名和多种副刊的刊名都是他的手笔。

在邵飘萍的家乡至今还流传着他“对对子”的故事。

那是在1899年，金华地区举行科举考试。

13岁的邵飘萍看到上联也跃跃欲试。

恰巧主考官路过，便出了对子让他对：“小少年，蓝布衫拖地”。

话音刚落，“大官人，红顶帽朝天”，邵飘萍脱口而出。

主考官听后非常惊讶，当即带他进考场，发卷考试。

发榜时，邵飘萍中了秀才，名列第十。

其实他的成绩在金华地区名列榜首，只是考官怕他年少气盛，有意降为第十。

1903年，他进入新式学堂，学习近代学科。

1906年，邵飘萍考入浙江高等学堂（今日浙江大学的前身），该校校风开放。

他读到了《民报》《新民丛报》《复报》等报刊，其中他最喜欢的是梁启超的政论文章。

譬如梁启超《俄罗斯革命之影响》开篇：“电灯灭，瓦斯竭。

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土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桥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梁启超成为邵飘萍的启蒙老师，邵飘萍便常常模仿梁启超的五四文体向报社投稿。

1909年，邵飘萍大学毕业后，被金华中学学堂监督余敏时聘为教员，教授历史和国文。

这一年，他娶了结发妻子沈小仍。

沈氏虽然不识字，但长得俏丽，郎才女貌，甚为相配。

婚后两人互敬互爱育有五个儿女。

长子贵生，次子祥生、长女乃贤、次女乃锶、小女乃奇。

在中学教书之余，他还担任上海《申报》的特约通讯员，为上海的报纸撰写通讯和有关杭州的地方通讯。

1911年，邵飘萍与杭辛斋一起，创办了《汉民日报》并担任主笔。

他发表的文章主要是短评，署名“振青”。

邵飘萍在金华中学任教时，因常去照相馆而认识了汤修慧。

邵飘萍劝说其父，由他资助让汤修慧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经书信往来，两人情投意合，经双方家长同意再次成亲。

沈小仍也非常通情达理，对汤修慧以姊妹相称。

邵飘萍后来到北京发展，汤修慧则专程赶到杭州接沈氏子女来京同住。

汤修慧未曾生育，沈小仍就把次子祥生正式过继给她。

汤修慧是邵飘萍的得力助手。

她在《京报》发表了许多关于教育、卫生方面的文章。

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其中有“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结会结论之自由”的规定，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制定的公民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大法。

约法公布后，民国初年的报业出现了大繁荣的景象，全国报纸已经增至500多种。

但是，袁世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控制舆论，至二次革命后，更是实施报禁政策。

他在北京查封了《民主报》《民国报》《日日新闻》等报刊，并且杀害了《正宗爱国报》的主笔丁宝臣，酿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的“癸丑”报灾。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故宫太和殿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登基场所。

邵飘萍的时评“袁贼不死，大乱不止”预见了袁世凯说一套、做一套，表面上赞成共和，实际上预备独裁家天下的阴谋。

1912年8月，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宋教仁当选为总书记。

袁世凯为了扫清政治障碍，策划并安排内各部秘书洪述祖南下，在上海物色到退伍兵武士英，于1913年3月20日晚刺杀了宋教仁。

邵飘萍认定此事的背后必定有幕后人物。

以“瓜蔓藤牵，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这段字，显示他所特有的新闻敏感性。

1914年，袁世凯当局制定了《报纸条例》，规定报纸编辑和发行人须事前经“该管警察官署认可，并交纳保证金一百至三百元”，还规定了如禁止“淆乱政体”“妨害治安”等条文，“禁止军人、官吏、学生和官方认为有神经病的人充当报纸编辑、发行人。

”这些规定荒唐可笑。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君主立宪制度，并将这一年定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的行为引起全国民众的声讨。

一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邵飘萍则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时评《预吊登极》，表明了他对袁世凯登基的反对与鄙视。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

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

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全文用了6个极字，极与极刑相连，预言登极之日是“置诸极刑”之时。

由于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和“二次革命”嫌疑的罪名逮捕了邵飘萍。

出狱之后，他依然我行我素。

之后又三次被捕。

他直言“被捕三次，下狱九月”并没有吓倒邵飘萍，“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

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

1916年7月，他将上海的工作交给了同回国的潘公弼，回到北京任《申报》驻京特别记者，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

同时，他在北京创办了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国人通讯社“新闻编译社”，这也成为邵飘萍到从事新闻事业的开始。

新闻编译社以“消息最灵，记载最确，信用昭著”而享誉京城。

1917年7月1日，张勋率300人进入清宫，拥戴清废帝溥仪登极，自封为议政大臣和直隶总督，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

张勋复辟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发表了《讨逆宣言》，段祺瑞乘机组织讨逆军攻入北京。

张勋复辟12天即告失败。

复辟期间，新闻编译社被迫停业，7月15日，新闻编译社又恢复发稿。

邵飘萍是新闻界的快笔，从1916年到1918年两年间，他共撰写了120万字的“北京特别通讯”。

铁肩辣手创办京报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在北京前门三眼井37号，与留学日本的同学潘公弼一起，创办《京报》。

1925年，报馆迁到魏染胡同30号。

邵飘萍在《京报》的创刊词《本报因何出世乎》中写道：“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

……必使政府听命于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1918年3月，在段祺瑞的策划下，王揖唐、王印川等皖系政客在安福胡同成立了安福俱乐部。

同年8月新国会选举中，安福系以非法手段操纵国会选举。

在400多名议员当中，有安福系的成员380多人。

安福系的王揖唐被选举为众议院议长，徐世昌被选举为大总统，因此这届国会被称为安福国会。

为了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邵飘萍在《京报》创刊号的第二版撰写评论，抨击安福系的胡作非为：“忽而议场大哄，忽而弹案提出。

忽而阁员冲突，忽而财长辞职出京，忽而又一弹案提出，忽而财长回任，忽而陆长请假，忽而弹案各自疏通撤回。

此种滑稽之儿戏，究竞与谁开玩笑耶？呜呼，此下流社会苟合苟离之现象耳！此各党各派皆无政治能力之表征耳！此无耻官僚出尔反尔患得患失之面目耳！此北方党派自杀自灭之作用耳！”《京报》创刊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之际。

几乎是创办京报的同时，邵飘萍致信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建议北大设立新闻学科。

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

会址设在北京大学红楼第34教室。

第一期学员有毛泽东、罗章龙、高君宇、陈公博、谭平山、杨晦等人。

邵飘萍和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徐宝璜分别担任采访和编辑课的教员。

邵飘萍从11月3日开始讲课，每星期上两个小时的课，授课的内容包括世界各国机构和组织情况、报纸的出版程序、新闻采访的任务以及记者应有的素质、品格和采访准备等。

为了将学生培养成为复合型的新闻人才，邵飘萍特别重视劳工运动的调研，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们明白劳工神圣的道理。

邵飘萍的学生中，就有当时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

1936年，当战地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谈到：“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

在新闻名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成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的帮助很大。

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京师警察厅为何要通缉邵飘萍？在五四运动中，邵飘萍参加了五四运动前夜学生的集会并发表了演讲，他在所办的京报上发表了《和约签字后如何》《挽回而后签字乎抑袖手以待签字乎》《我国不签字之影响》《拒绝签约后之一致》《望主张不签字者奋起》等评论。

邵飘萍是五四运动中的旗手。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

《京报》在五四运动后，登载了三人的免职消息及照片。

邵飘萍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引起了当局的不满，当局以触犯出版法与新刑律为由，通缉邵飘萍。

1919年7月28日，京师地方检察厅发出一份关于京报触犯刑律，请京师警察厅将邵振青设法缉拿归案并负主要责任的公函。

1919年8月，时任司法总长的朱深以《京报》讽刺安福系贿选总统、侮辱政府为由，包围了《京报》社，声称要逮捕邵飘萍，但这次又扑了空。

8月22日，京师警察厅发出通缉令，通缉邵飘萍，并第一次查封了《京报》馆。

机智的邵飘萍早已经于7月27日，逃到位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但他又考虑到待在使馆庇护不妥，于是他就换上了工人的服装，逃到天津。

1919年9月10日，京师地方检察厅经过审判简易庭判决：“邵振青等侮辱官员及妨害治安一案，潘公弼侮辱官员一罪处五等有期徒刑二月，又妨害治安一罪处拘役30日。

又露泄秘密会议一罪处罚金15元并执行之。

邵振青到案另结”。

潘公弼被判处2个月徒刑加30天的拘役。

邵飘萍逃到天津。

关于邵飘萍是不是共产党员？迄今尚未有史料能够证明。

但复刊后的《京报》，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国内共产党人的活动，邵飘萍为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绝笔《飘萍启事》曾声明：“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予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

无得声明”。

但后来张作霖要杀害他的罪名竟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这与邵飘萍在报纸上的公示是不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