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章学诚史学变革的两难之境“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他在《文史通义》开篇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也”的论断。

在书中的很多地方，他又一再申论“六经皆史”的观点。

可见，“六经皆史”实为把握章氏学术思想和史学思想的关键。

可是，对于章学诚的这一学术见解，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歧见迭出。

对此，不少学者专门进行过辨析，并提出了自己对“六经皆史”的理解。

[1]我们说，章氏在封建社会后期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六经皆史”论，所包涵的内容异常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分歧与争议在所难免。

但是，我们要看到，章学诚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并自负于此。

他撰《文史通义》，纵论史学，“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

[2]（P82）说明章学诚思考问题，都是紧紧围绕史学这一中心而进行的。

他还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

”[1]（P92）说明章学诚研究史学，具有探索史学发展出路的特征，目的是为了变革史学。

他的“六经皆史”论，实际上是在为他的史学变革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一吴怀祺先生在谈到“六经”与“史”的关系时曾指出，说“经”是“史”，或者说“经”是后世“史”的渊源，“这主要不是从历史编纂学上说，也不是着重从史料学上说，应当从历史意识上，从史学思想上来理解这个问题。

中国的史学思想的主要思潮，溯源探流，都可以追寻到《六经》那里。

”[3]（P15）这是极富启发的论断。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首先就探讨了经与史在精神本质上的一致性。

章学诚论“六经皆史”，主要依据有：“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2](P1)“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

[2](P8)“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声称为载道之书者”。

[2](P11)“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

[2](P15)在章氏看来，古代没有什么经史之别，后世所谓经，在古代都是史，是先王之政典，记载那些有关政教行事的典章法度，是切于民生日用的学问。

从《六经》是史出发，章学诚指出，研究《六经》应从《六经》的具体事实记载中去领会其精神本质，《六经》不是空言，要从《六经》中学习其“切于人伦日用”的史学精神，他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2](P1)“但切入于人伦之所日用，即圣人之道也”。

[2](P2)又说：“故无志于学则已，君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

[2](P41)章学诚认为，孔子删订《六经》，目的在于“明道”、“训世”，让后人从先王政典中得知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

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所示人”。

[2](P11)由此，章学诚指出，史学的根本宗旨与六经是一致的。

他说：“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此则史氏之宗旨也。

”[2]（P29）失却了这一宗旨，也就失却了史学的精神。

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阐发治经治史宗旨一致的史学思想，是有学术背景的。

作为浙东史学的殿军，章学诚继承了自黄宗羲以来治学打破门户的思想，对宋学的空谈和汉学的繁琐都进行了批评。

在经史关系上，他同样打破畛域，贯通经史，从精神本质上找寻二者的一致之处，所谓“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小子不避狂简，妄谓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

《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门户之见也”。

[2](P315)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从古代学术的源头说起，指出《六经》皆古代经世致用之作，是切合时事，记载时事，用于时事的史，其中所蕴含的“切合人事”的“明道”、“经世”精神，正是史学的精神。

可以说，在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体系中，“六经皆史”是他在精神本质上融通经史，冲破长期以来经与史、事与道相互隔离的学术局面而做的全新尝试，其命题的用意，与前人的“六经皆史”说有很大的差异。

二在探索史学发展出路时，有两项内容是章学诚极为重视的，一是他重视“史义”，二是他重视“变通”。

而这两点，前者来源于《春秋》，后者来源于《周易》，都是发源于经书的。

对此，以前研究章氏史学，注意的很少。

而实际上，这一点在章氏史学思想中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是章氏探索史学出路的重要一环。

“史义”即历史理论和观点，是贯穿章学诚史学思想始终的问题，在章学诚看来，史家作史“贵知其意”，“史义”是关系到“史氏之宗旨”的重要问题。

他特别推崇孔子作《春秋》以“义”贯通之笔法，说：“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

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

然夫子所取，不在此而在彼，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2](P37)还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2](P40)很显然，章学诚重视史义，是从孔子修《春秋》而来。

在他看来，史事和文采是反映一定历史思想的途径和形式，是存义的材料和工具，“史义”是史学研究中头等重要的大事，代表史家的思想体系。

对此，他有一个极为详尽的说明：“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

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而已也。

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

”[2](P38)章学诚本孔子修《春秋》之“义”，加以发挥，指出“史义”的内涵是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力主通变、重视独创。

在他看来，“史义”的消失，导致了史学的“放绝”。

“史义”不能统领“史事”和“史文”，致使史学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失去了早期那种创造性的活力，各种弊端暴露出来，这突出表现在纪传体史书的编纂上，他说：“纪传之行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

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薄书，繁不可删。

”[2](P4)后世史书缺乏思想，没有一以贯之之“史义”，以所谓纪、表、志、传各种史例去硬性剪裁材料，越雷池半步，便被视作为例不纯，失去了思想上的生命力。

可以说，章学诚敏锐地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问题的关键。

这样的史学状况如果不加变革，传统史学便没有任何出路。

“史义”是章学诚变革史学的中心，而《周易》的变通思想，则是章学诚变革史学的理论依据。

章学诚在易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提出过很多富有创见性的易学见解，不仅如此，章学诚的易学思想对其史学思想有重大影响，他以他的《易》学认识，论说了对于史学的独到见解。

[4]在改变史学僵化局面这一点上，章学诚就首先论说《周易》之精义在变易，然后提出“变通”史学的见解。

他说：“孔仲达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

先儒之释《易》义，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

得其说而进推之，《易》为王者改制之钜典，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也。

”[2](P1)章学诚认定“变”与“改”是《周易》的精髓，是他变通史学的根据，“《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2](P4)可见，章学诚吸纳了《周易》的变通思想，并以此作为变革史学的理论依据，“思所以变通之道”。

章学诚除了论述《春秋》之“义”，《周易》之“变”之外，对《周礼》、《尚书》等经典中所蕴涵的史学价值也进行过探讨。

他认为，《周礼》表现最突出的是政教礼治的观念，从史例角度讲，它属于记注，按一定的格式，汇集、排比资料，所谓“《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至《官礼》废，而记注不足备其全。

”[2](P2)《尚书》中蕴含的最突出的史学思想则是总结历史盛衰的意识，[5]从史书体例上讲，它“因事命篇，本无成法”，有“体圆用神”，灵活多变的特点。

所谓“《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

”[2](P4)“六经”不仅在史学上各有侧重，它们还不断相互推移融合，向后世史学发展。

对此，章学诚也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过论述，他说：“《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又说：“《六艺》并立，《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

”[2](P2)还说：“《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

《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

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

”[2](P4)等等。

这种推移融合，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都先后吸纳了其中合理的成分，“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

[2](P2)二者都融《尚书》、《春秋》于一体，进行了新的创造。

“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

”[2](P4)总之，后世史学的发展变化，都不同程度地从“六经”中承受了很多东西。

从编纂形式上讲，有的体例灵活，体现了《尚书》“圆而神”的特点，如司马迁的《史记》。

有的体例规整，体现了《周官》“方以智”的特点，如班固的《汉书》等。

总之，六经在史学变革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章学诚以崇经的心态探索史学的出路，以经为标准论述史学的发展状况，在复古的旗帜下创新，富有特色。

三在具体的史学变革上，章学诚提出“师《尚书》之意”，也即效法《尚书》体圆用神、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的撰述形式来变革史体。

章学诚对《尚书》“圆而神”的撰述形式及其在史学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

”[2](P4)又说《尚书》“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

”[2](P2)由于内容不受形式限制，体例较为灵活，所以《尚书》可以比较自如地表达见解，比如《尚书》中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就是通过这种灵活的著述形式体现出来，“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

[2](P2)随着历史的发展，《尚书》这种撰述形式虽然被融合到其它史体中了，但它“体圆用神”、“因事命篇”的撰述精神却一直对后世史学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