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他还歪曲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民主、平等的 政治理念，并把反对苏俄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缠在一起， 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所走的独立发展的道路，所以他 无法认同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要怎样改造这个历史 课题时，他只能是寄希望于改良腐朽的国民政府，这也 就注定了他的人生悲剧。尽管傅斯年的政治自由主义思 想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和很多不足，但对于当时的时代 却起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而且也是今天我们研究自 由主义思想的重要思想资源。
其实傅斯年不仅历史眼光通达，他 观察时事同样敏锐。早在1918年6月， 他就不仅看出新俄之“兼并世界，将不 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更预见到 “将来西伯利亚一带，必多生若干共和 国”。当时恐怕极少人能有这样的未卜 先知，其能如此，即如他自己所说， “吾辈批评时事，犹之批评史事，岂容 局于一时耶”。正因其观察眼光不局于 一时，复有其一贯的种族文化视角，故 能所见深远。
发表论文主要有：
《夷夏东西说》 《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 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 《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 主要著作有： 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 等 《东北史纲》（第一卷） 《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性命古训辨证》 《古代中国与民族》 （稿本） 《古代文学史》（稿本）
傅斯年 眼中的中国通史
言有所本而眼光通达，是傅氏言论的一 大特色。但在具体研究中，他似乎更重视史 事的横向关联，多次强调史事与周围的联系 超过其与既往的联系。傅先生以为，“古代 方术家与他们同时的事物关系，未必不比他 们和宋儒的关系更密；转来说，宋儒和他们 同时事物之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古代儒家 之关系更密”。法国史家布洛赫后来也曾引 阿拉伯谚语“人之像其时代，胜于像其父 亲”，以说明理解任何历史现象都不能脱离 其发生的特定时代。
这一表达,傅斯年先后还使用过 “便是”、“本是”、“即”等等,意 思大同小异。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所 认为“只是史料学”的史学,并非泛泛 而言,而是指近代的历史学。这种近代 的历史学不同于古典的史学,确切地说, 是分科治学以后的史学。 这样的史学虽然以近代以来 的欧洲为典范,在中国历史上却早 已出现过。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 史学也发达较早。所以,所谓“近 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绝不是 故作大言,而是傅斯年对于中西史 学历史变迁的理解与把握的浓缩。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学问牛
他是胡适的学生，胡适说他是 “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他的记忆 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 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 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 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 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 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 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 一个和蔼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 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 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 品性与才能。”胡适当年刚进北大做 教授，就发现有些学生比他的学问好， 而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没有 被学生赶下台，就是由傅斯年等人在 私底下做了他的“保护人”。
他在史学研究上有引人注目的建 树。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领导历史语 言研究所的同仁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优 良学风——把收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 的最重要的基础。用他的话来说是： “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 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 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 有材料便不出货。”他甚至直截了当 地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二、近真与头绪
傅斯年强调整理史料的方法就是比较不同的史 料,更重要的还在于以下两点,即“历史的事件虽然 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 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 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 得其头绪。”这段文字虽然间有引用者,却并未给与 足够的重视。而这两点既是“史学只是史料学”的 两个层次,又是比较不同史料所能达到的两个目的, 也可以概括为:一、近真;二、头绪。
傅斯年自己的治史取向常被误解，其“史学即 史料学”的说法更曾引起广泛争议。傅先生明言 “反对疏通”，主张以“存而不补”的态度对待材 料，以“证而不疏”的手段处置材料，只要“把材 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但其自身作品，特 别是其著名的《夷夏东西说》和《性命古训辨证》， 又何尝少了“疏通”！他相当赞赏清儒“以语言学 的观点解决思想史问题”的方法，更主张“思想非 静止之物”，故在“语学的观点之外”，更须“有 历史的观点”，以疏通特定观念“历来之变”。不 过，若非胸有四千年，“疏通”甚易流于“妄诞”， 这可能就是傅氏立言“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吧。
故傅斯年主张：叙述史事应“一面不使 之与当时的别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与 别一时期之同一史合”。这与侧重专题研究 的陈垣看法相近，而与提倡治“通史”的钱 穆颇有距离。陈垣曾告诉蔡尚思，“什么思 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 门学问”；只有“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 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钱穆则主张历史是 整体的，治史要“通”，而不甚赞成以“事 件”为中心的专题研究，以为“事件”一旦 抽出，则可能切断其纵横关系，反“无当于 历史全体之真过程”。在其记忆中，北伐后 暗中操控北大历史系的傅斯年主张“先治断 代史，不主张讲通史”，两人为此颇有些冲 突。
而傅斯年的“种族”概念，其实也更 多是“文化”的。在他看来：“中国历史 上所谓‘诸夏’、‘汉族’者，虽自黄、 唐以来，立名无异；而其间外族混入之迹， 无代不有。隋亡陈兴之间，尤为升降之枢 纽。自汉迄唐，非由一系。汉代之中国， 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 可谓同一之中国。”故他断言：“自陈以 上，为‘第一中国’，纯粹汉族之中国也； 自隋至宋亡，为‘第二中国’，汉族为胡 人所挟，变其精神，别成统系，不蒙前代 者也。”在同一“土地”之上，先后两个 “中国”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后者皇室将相 多非汉种，更主要的是“风俗政教”的大 不同。
脾 气 牛
许多人多以他好发脾气，说话直率而呼 之曰“大炮”，这在知识分子中应是难得一 见的。抗战时期，傅斯年先后被聘请为参议 员和参政员。一再猛烈抨击腐败官员，赢得 “傅大炮”的美名。行政院长孔祥熙是个贪 官，再傅斯年的抨击下下台，接任孔祥熙的 宋子文同样是个大贪官，傅斯年发表文章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又赶走了宋 子文。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 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谢谢观赏
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傅斯年正式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概念, 始于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 趣》,原文为:“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 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 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 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 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 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致目下新闻 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牛人的史学研究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 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 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 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和商代历史的研究。 ◎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 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 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 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 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 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此言揭示历史记录与历史事实的关系, 以及如何寻求历史事实的内在联系两大命题, 可谓深得史学研究之真味。尽管单一的近真 取向不足以发挥其最大能量,但若达到这一 境界,疏通或许反而多余和无味。至于联系 一层,更使得无数事实的关系无限延伸。
政治权力的关系
傅斯年先生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始终都保持着体制外的 独立人格的特点，他不入政府、不组党派、谨慎办报；真正 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对当时的现行政治进行着批判。一方面 他激烈的批判着国民政府的专制、腐败无能、管理落后等， 但一方面又力图积极改进这个千疮百孔的旧政权，但却始终 没有勇气去开辟一个新的世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是当时中 国未来的希望，但傅斯年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制约很难接受马 克思主义思想，这便导致了他从理论、价值观、方法论都与 中国共产党格格不入，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我们与中共必 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观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 同者。”
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 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 《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 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 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 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 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 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 所，任所长。
傅斯年：
自由之虎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主讲人：杨湘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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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简介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 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 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 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 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 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 大学校长。
民国第一牛人傅斯年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 兼所长，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 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 其间先后兼任 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 物院筹备主任，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 院 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 大学 代理校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