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与当代世界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世人讨论中国发展及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中国发展经验的国际交流也成为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方面。

笔者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一种选择，中国模式能够有效回应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与挑战，为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考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与政策思考，从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减贫经验、民族关系模式、国际参与四个方面来探讨中国模式对于世界发展及国际体系变迁的意义与影响。

及时总结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对于中国正在建构的国家软实力及国际话语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与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的政治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俄罗斯及东欧国家普遍经历的体制转变，二是非洲及部分亚洲国家推行的民主化改造。

这次广泛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始于冷战结束，伴随西方国家强力主导的民主政治和意识形态输出。

此番政治变革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政治后果，激进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及部分东欧国家的社会矛盾激化、元气大伤，一些民族和宗教矛盾至今仍是俄罗斯面临的棘手政治问题。

同期部分亚非国家也因急剧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诱发了大规模的政治危机甚至是［摘要］ 在过去30余年里，中国成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基本稳定，显著增加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支持和参与。

中国的渐进改革、减贫经验和民族关系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中国不断增强的世界贡献及其推动的南南合作，也正在悄然改变国际体系的演变进程。

作为对当前日益紧迫的世界发展与国际治理问题的回应，中国模式显示了其巨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及对外辐射力，为中国赢得了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 中国模式；世界发展；软实力；国际话语权［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1)06-0017-08罗建波（中共中央党校 国际战略研究所，北京 100091）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1 No.6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1 年第 6 期* 本文为中央党校校级课题“新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目标选择与政策完善研究”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09JZD0039）的阶段性成果。

流血冲突，一些国家至今仍未实现政治稳定。

仅在非洲地区，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程度不同地出现战争、冲突或骚乱的非洲国家就达30多个，占了非洲国家的半数以上。

尽管近年来非洲大陆爆发的重大武装冲突的数量渐趋减少，从1998年的11起降至2008年的3起，但非洲安全形势仍未得到根本扭转。

[1]( P.83)上述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何以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呢？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

”[2]( P.4)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所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不仅仅只是民主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

[3]( P.3)他们需要的往往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而是一个能够消除贫困，提供基本服务和安全的好政府。

自由主义的民主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相对宽容的政治文化、现代的法治精神，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而这些条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并不具备。

强行要求这些条件尚不成熟的国家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模式，往往不是催生“民主主义”而是诱发“民族分裂主义”，其结果不是导致政治民主而是国家的衰败和弱化，甚至是大规模的国内动乱与流血冲突。

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印度尼西亚以及近期处于动荡中的苏丹、利比亚表明，一旦失去基本的政治社会秩序，原有的经济发展成果便会付诸东流。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往往不是经济增长的缓慢，而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急剧恶化和政治不稳定，从而形成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难以解决的发展悖论。

与上述国家不同，中国采取了一条渐进的改革之路。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区差异甚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必然涉及复杂的制度变迁、观念转变、结构调整和利益上的重新分配，大规模的“激进变革”或“宏观革命”容易导致无法预料、难以应对的政治社会危机，从而给现代化进程带来严重甚至是灾难性后果。

出于这一认识，中国继承了历史上的中庸传统，吸取了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激进革命教训，在原有的并不完善的体制基础上稳步推动改革进程，从而有效避免了重大的政治与社会危机的出现。

中国的改革进程大致体现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三阶段的相互关联并依次推进，经济改革及伴随而来的社会改革搭建起了基本的现代国家制度，如财政金融、法治建设、社会保障、外交国防等，这是国家全面推行政治改革并有效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保障。

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出现了亨廷顿称之为“政治衰朽”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正在于其急速、大规模地推动体制转变，而国家由于缺乏一套健全的制度设置及有效的政治权威，尚无法协调多元社会不断增加的利益分歧并消化因改革而迅速激化的政治矛盾。

也即是说，民主转型的顺利推进首先需要存在最低限度的国家制度、政治秩序和政府对领土和社会的有效控制。

正是出于这一认识，亨廷顿作为西方民主的最忠诚的拥护者，断言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秩序较之经济发展和民主化更为首要。

中国的渐进改革之路，或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由于选择了渐进性的改革与发展路径，中国便能够相对从容地去思考和借鉴某些国外成功发展的经验，并为自己消化、吸收和融合这些经验赢得了比较宽裕的时间和空间。

中国没有像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那样，采取全盘西化和激进变革的方式，而是根据中国改革所能承受的限度和实际需要，在保证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前提下，逐渐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在改革与发展中增强国民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能力。

一方面，中国合理借鉴了基于新自由主义之上的“华盛顿共识”的某些合理成分，比如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发展活力的企业精神，保护与扩大私有产权，以及接受自由的国际贸易规则；另一方面，中国仍继续强调基本经济制度、生产方式以及分配制度中的某些社会主义原则，继续保持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对资源的配置能力，从而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有利因素有机结合了起来，在市场与政府、私有制与公有制之间找到了合理的平衡，通过它们之间的竞争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公正的实现。

正由于这种选择性的学习和借鉴，中国才得以成功避免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才得以成功应对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

正如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所言，正是经济改革“理性激进”和政治改革“理性保守”的非对称组合，确保了中国的长期稳定，从而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4]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不照抄照搬外来经验，而是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有选择地借鉴其他模式的合理成分。

二、中国减贫经验与世界反贫困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是贫困与发展问题。

据世界粮农组织曾于2008年底发布的统计报告，世界上共有9.23亿饥饿人口，这一数字接近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

虽然发达国家也有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但当前世界的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

比如，近年来非洲经济发展趋于良性发展，经济增长率总体保持在5%以上，但部分非洲国家有增长而无发展，其贫困化仍在加剧。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7年的报告——《最不发达国家报告2007：为了发展的知识、技术学习和创新》，当前全球50个最不发达国家中，35个在非洲。

[5]( P.iii)世界银行估计，由于人口的快速增加，非洲的贫困人口到2015年将达到3.4亿。

而经济发展要求基本的社会公平与正义，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和普惠性，这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过去的历史经验表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某一阶段并不缺乏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公平与社会正义，从而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甚至出现严重的社会失序。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至今仍未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其中之一突出表现是在减贫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9年的3597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3.6%。

[6]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减贫人口数量占全球的比重超过70%，成为全球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

中国的成功减贫加速了世界减贫进程，扭转了过去50多年世界贫困人口持续上升的趋势，为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创造了条件。

换言之，如果没有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的贡献，整个世界的扶贫工作将黯然失色。

联合国所属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于2010年2月18日专门设立“中国厅”，以纪念中国为全世界减贫事业所做的贡献。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扶贫政策的主要经验及特色有：第一，中国强调通过“开发式扶贫”方式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从农田水利、种养殖业、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方面着手，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而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致富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纯粹的“救济式扶贫”。

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则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救济或国外援助，着眼于临时的贫困救助而缺乏长期的发展战略与能力建设，因此难以通过贫困地区的自主发展来摆脱贫困。

第二，中国注重动员组织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比如组织东部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通过企业合作、项目援助、人才交流等形式实现“先富”带“后富”。

而许多亚非贫困国家由于国家权威不足和治理能力低下，或者由于各地区、各族体间的利益争夺，导致国家很难实现跨地域的扶贫协作，很难缩小不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

第三，强调基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我为主的基础上争取外部援助、借鉴外来发展经验，较好地处理了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

中国政府也与国际机构及发达国家进行不排他的减贫合作，但这些合作都强调在项目规划和实施上尊重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不允许附带任何预先设置的附加条件。

与中国不同的是，部分亚非国家过多依靠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解决减贫资金短缺问题，在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上缺乏足够的自主性，且西方发展援助的附加条件往往忽视受援国国情而难以产生预期成效，从而极大延缓了反贫困进程。

比如，20世纪8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在西方压力下实施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未能解决困扰多年的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外债在1982-1990年期间反而翻了一番多，其债务占其国内总产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21％上升到1988年的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