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工人阶级的阶层固化现象初窥作者：田恺来源：《现代交际》2019年第15期摘要：美国的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被认为是引领美国进入现代社会的重要阶段，美国也确实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工业化，具备了多民族移民国家——民族熔炉——的雏形。

然而在这一时期鲜明而广泛的人口流动、阶级冲突、社会融合之外，社会阶层的固化现象亦十分鲜明，且对美国的现代化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以该时期美国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固化现象为镜，以政治、经济和种族为切入点，映射出社会垂直流动性不足的特征，从较为新颖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现代社会和现代性本身。

关键词：镀金时代工人阶层固化资本移民中图分类号：B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5-0241-05镀金时代与进步主义时期是美国转向现代社会的重要转折与过渡时期，在社会阶级、职业、地理等流动性大幅提高的背景下，美国工人阶级内部却出现了阶层固化的现象，本文拟结合美国的移民国家特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特征，对美国工人阶级阶层固化现象进行论证与分析。

一、国内外劳工史与移民史研究综述国内外学者对美国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的工人运动和移民现象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

就劳工史而言，美国本土的研究始于康芒斯学派，他们主张美国没有阶级，只有“工作意识”，这种视角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忽视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肉眼可见的冲突，同时，却也对后来的新劳工史研究范式提供了启示。

1963年，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出版了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一书，将劳工史研究重心转向社会关系——“资本、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劳工之间的关系”，使劳工与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

美国学者大卫·蒙哥马利曾与E·P·汤普森共事，他的Beyond Equality：Labor and the Radical Republicans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The Workplace，the State，and American Labor Activism等著作将新劳工史的研究范式引入美国。

新劳工史研究脱离了马克斯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式，对阶级冲突对立以及阶级本身的存在提出了质疑。

研究者从工人社区、工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角度切入，着重于共同利益以及工人群体的政治指向，以此证明美国工人群体的特殊性。

当然，同时代也不乏强调阶级意识的文献，Sources of Working Class Consciousness便是一例。

国内的美国劳工史研究得张友伦先生引介，受康芒斯学派和新劳工史研究的影响较大，近期的研究多以“工人中心”、工人社区以及劳工骑士团等工人组织为研究对象，对冲突的部分则有所淡化。

移民史方面，国内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美国研究者的著作和论述主要探讨移民与美国社会的融合，如阿杰辛格的Making the Amalgamated：Gender， Ethnicity and Class in the Baltimore Clothing Industry、罗伯特·威尔的Beyond Labor’s Veil：The Culture of the Knights of Labor和苏珊·布雷泽（Susan Breitzer）的“Only in America：A New Look at the Jewish Immigrant Working Class in the Gilded Age and P rogressive Era”等。

而中国作为移民来源地之一，保有大量关于华工的一手资料，这为国内学者研究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华工的历史提供了便利。

《沉默的道钉：建设北美铁路的华工》《华人的旧金山》《美国华人史（1848—1949）》，都是近年来研究美国华人、华工的力作。

论文成果同样颇丰，李其荣的《关于美国华工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是国内较早的关于美国华工的专题研究。

蔡桂芸的《论十九世纪中后期在美华工的工作及待遇状况》详尽地描绘了美国华工的境况。

张国雄，姚婷的《美国铁路华工的追梦与圆梦——基于侨乡视角的考察》则基于丰富的侨乡资料，对华工的“往”与“返”进行了线性研究。

与此同时，国内外关于德国、爱尔兰、意大利、犹太移民的论著亦是数不胜数。

然而，虽然美国劳工史和移民史领域均著述甚丰，关于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关系的具体研究，仍显不足。

许多论著关注的是工人和移民与美国整体社会的交往与互动，却很少将目光投向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及其之间的关系。

这方面的著述多注重综合性，如《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种族简史》等。

此外，刘星的《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爱尔兰移民与主流社会的冲突与适应》探讨了爱尔兰移民与其他移民群体的冲突，但并未延伸到工人阶级的整体视角。

刘文涛、杨成良的《十九世纪美国的德意志和爱尔兰移民之比较》对德意志和爱尔兰移民分布的地域、从事的工作以及群体的交往做了比较透彻的研究，同样也对工人阶级中爱尔兰人和黑人的关系进行了探析，实际上已体现出工人阶级阶层研究的研究趋向。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阶级分层与阶层流动性的视角，探析美国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固化现象，可以为这一时期的历史画卷添上必要的一笔。

二、白人移民工人之间的阶层固化探析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是美国迈入工业化、城市化，进而迈向现代化的重要阶段。

北方的资本家们从英国引进了大工厂机器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大幅降低了劳动力成本，以熟练工匠为标志的传统手工业受到冲击。

工业化浪潮来临之前，美国的手工业还维持着作坊加学徒制的模式。

熟练工匠主要是来自英国、德国、爱尔兰的第一代移民，工匠作坊联合成行业公会，掌握着各制造业领域的话语权。

熟练工匠自我管理生产过程。

当时有“定额”（stint）的說法，即每天生产固定数量，只要干完即收工。

这种定额由工匠自己决定，无视市场需求，也不受经理人的干涉。

可以说，除了购买设备和原材料，以及销售最终产品之外，作坊或工场的拥有者对核心的生产过程无以置喙。

后来任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主席的“大比尔”（Big Bill Haywood）对当时的情形做了精辟的概括：“工人之帽，经理人之脑。

”熟练工匠是骄傲的，而他们骄傲的资本就是自己的知识与技艺——商品制造独此一家，这可说是一种垄断。

这些熟练工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故而在原则问题上团结一致;这些原则包括“定额”原则、对外对内都要有“男子汉气概”、各行业互帮互助等。

“定额”是熟练工匠阶层道德规范的核心，是男子汉气概和互帮互助原则的依托。

而男子汉气概内涵颇广，包括尊严、尊重、平均主义和男权至上等。

此外，男子汉气概还指要对工人伙伴“讲义气”，即不能为了一己之私而去接“定额”之外的私活，也不能在应尽的工作中疏忽偷懒。

例如1875年，费城Iron Heaters and Rollers Union的工匠们得知自家“兄弟”因对工厂管理的不满而遭受他人诋毁，他们不仅立即将谋私者及为其辩护的人逐出工厂，而且以罢工的形式迫使公司正式解聘两人。

然而，随着美国在内战前后引进英国的大工厂机器生产，半自动的机械化生产开始威胁传统的手工技艺。

技术的革新使得熟练工匠的知识和手艺失去了“刚需”的特性，工业机器的发明与推广使非熟练工人也能进行产出。

而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著名实验甚至证明“即使愚笨迟钝，但只要工人言听计从，其生产效率也颇为可观”。

非熟练工人这种“合作而非个人主义、最大化生产代替有限产出”的优点自然深受资本家的喜爱。

与此同时，当时的美国工业人口不足以支撑急速扩大的生产和迅速成型的市场，所以镀金时代前期的美国采取了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再加上同时期南欧和东欧的粮食危机和政治迫害，种种因素共同推动了镀金时代美国第二代移民潮的涌现。

与以英德熟练工匠为主的第一代移民不同，第二代移民潮所包含的多是无一技之长的农民，他们来自意大利、波兰等东南欧国家，大多并非英语使用者，又多是天主教徒，这使得他们在知识、技术、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与熟练工匠阶层大相径庭，这意味着移民潮将为美国社会带来崭新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在工人阶级内部体现得尤为明显。

工业化浪潮与技术革新直接改变了资本家和熟练工匠之间的力量对比，劳动成本的降低和大量移民的涌入一拍即合，资本家和第二代移民各取所需，将熟练工匠置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面对廉价非熟练工人的竞争，他们失去了与工厂主平等对抗的资本，无法再保持“男子汉气概”;同时他们又不甘自降身价去做非技术性工作。

他们自然拒绝坐以待毙：针对资本家和非熟练工人双方，熟练工匠都采取了应对。

他们成立劳工骑士团、美国劳工联合会等工人组织，强调工人的团结与利益，打算以此为依托，与资本家进行谈判磋商，辅以罢工等斗争，力图维持平等对话的权利。

然而如果我们深挖史料，便不难发现：这些工人组织虽然打着为全体工人的利益而斗争的口号，其实际行动却并非如此。

劳工骑士团的纲领中固然传达了“无关技术熟练度和性别，对所有工人皆一视同仁”的意旨，然而在实践中，该组织仍然只照顾熟练工匠的利益。

他们以技术熟练度为资本同资本家谈判，寻求进入社会上层的渠道。

而缺失向上的资本，抑或推力的非熟练工人，自然被其抛诸脑后。

事实上从一开始，熟练工匠与非熟练移民的社会需求就迥然相异：前者力图维持与资本家平等的地位，是以寻求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途径，故而一切的磋商也好，斗争也罢，都是为他们争取上升资本的手段;而后者的生存需求要先于社会需求，选择空间比前者小得多，本身的资本也几近于无，只能出卖劳动力，作为工厂流水线上的一环来换取生存所需。

因此，就需求、资本与目标而言，熟练工匠阶层与非技术性移民工人阶层间本就有天然的鸿沟，这是造成阶层固化的原因之一。

针对1870—1930年美国的欧洲移民数量，美国劳工史专家朱莉·格林（Julie Greene）提供了一组数据：奥地利4123000人，德国3564000人，匈牙利1290000人，爱尔兰2176000人，意大利4579000人，苏联3340000人，英国2832000人。

虽然只是粗略的统计，却也可看出移民来源的组成及比例。

这组数据反映的是第二代移民潮的景象，而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德国和爱尔兰移民两个群体。

事实上，虽然19世纪早期和中后期的两次移民潮中都包含了德国和爱尔兰移民，其成分却并不相同。

1815—1882年被称作美国历史上的“自由移民”时期，而从德国和爱尔兰移民视角来看的话，我们显然无法将这一时段概而括之。

事实上，19世纪20年代左右的第一代移民中均有大批德国和爱尔兰移民，其中德国移民多为熟练工匠以及德意志西南部地区的农民，德裔熟练工人涵盖了木匠、面包师、铁匠、屠夫、鞋匠、印刷工、裁缝等职业，为美国相关制造业领域奠定了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