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wenzixue古文字学paleography以古汉字和各种古汉字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古文字的范围按照中国传统文字学的观点，古文字指先秦时代的汉字。

现代的文字学者多数认为秦统一后的篆文，即所谓小篆，也应该划入古文字的范围。

20 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不少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出土。

这些简帛上的隶书，字形还保留着篆文的不少特点，跟后来成熟的隶书有明显区别，因此有人主张把秦和西汉早期的隶书也看作古文字。

按照这种意见，古文字可以说是隶书成熟之前的汉字。

古文字学的内容在中国，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得很早，但是，长期以来是包含在作为“小学”一部分的传统文字学和以古铜器和碑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里的，一直到20世纪才有“古文字学”的名称。

人们所说的古文字学，内容并不一致，大体上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古文字学既包括对古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对各种古文字资料的研究。

后一方面的研究继承了金石文字之学的传统，主要以各种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古文字资料（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等）为对象，着重于释读这些资料，弄清它们的性质、体例和时代，并阐明研究这些资料的方法，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人认为应该称为古铭刻学。

在广义的古文字学里，这方面的研究往往被视为重点。

狭义的古文字学主要以古文字本身为对象，着重研究汉字的起源，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字形所反映的本义以及考释古文字的方法。

狭义的古文字学是文字学的一个分支。

古文字资料的种类很多。

按照所研究的资料的范围，古文字学已经形成了甲骨学(以研究殷墟甲骨卜辞为主)、殷周铜器铭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秦汉简牍帛书研究（如去掉“秦汉”二字，可以包括对战国简册帛书的研究）等分支。

古文字学跟其他学科的关系古文字学跟不少学科有密切关系。

它跟考古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古文字资料有很多是考古发掘所提供的，而且发掘记录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往往有很大用处。

反过来看，这些资料对判断有关墓葬或遗址的性质和时代，也往往能起很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器物上的铭文对研究这些器物本身也极为重要。

要考释古文字或通读古文字资料，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举例说，如果不懂先秦语音，对先秦古文字资料里的通假现象就无法正确理解。

反过来看，古文字资料和古文字本身，对研究先秦以至秦汉的语言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例如要研究商代语言，就几乎只能根据商代的古文字资料。

古文字的字形对研究上古的词义和语音也有很大用处。

古文字在文字学上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

此外，古典文献学、古史（包括古文化史）学以至民族学等方面的知识，对通读古文字资料和考释古文字也都是需要的。

同时，古文字资料和古文字本身，也都能为这些学科提供重要的研究根据。

在古文字学和上述各种学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古文字学简史汉代研究古文字的风气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汉代人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有3种。

一种是先秦铜器的铭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里说,各地“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

西汉张敞“好古文字”，宣帝时美阳（今陕西扶风）出土古铜鼎,他曾释读其铭文,事见《汉书·郊祀志下》。

一种是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的字书《史籀篇》的抄本。

汉代人所说的籀文,就指《史籀篇》的字，其字体属于大篆。

一种是所谓古文经,即秦始皇焚书时被藏匿起来的一些儒家经籍抄本，如汉初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得到的《尚书》、《礼》、《论语》等书。

这些经籍抄本的字体既不是隶书，也不是小篆和籀文，汉代人多称之为古文。

推崇古文经的经学家如许慎等人，认为这种字体比籀文还要早。

但是据后人研究，所谓古文其实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指秦以东各国）的文字。

汉代推崇古文经的那一派经学家，后人称为古文学家。

另一派经学家，反对古文经，只相信世代相传的本子，后人称为今文学家。

古文学家为了读通古文经，必须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古文，所以往往同时是文字学家。

他们进行了收集古文并把古文跟当时使用的文字相对照的工作，有些人还进一步对汉字的构造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今字》和《隋书·经籍志》等著录的后汉卫敬仲（即卫宏）撰的《古文官书》等书，是前一方面工作的成果。

六书说的建立是后一方面工作的成果。

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属于古文经系统的《周礼》。

不过据近人研究，把六书解释为“造字之本”，大概是汉代古文学家的创造。

公元 1世纪末，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为古文学家对文字的研究作了出色的总结。

《说文》收字的体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

字形以小篆为主，同时收入一些写法跟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在解释文字的时候，许慎依据六书理论，尽可能结合字形指出字的本义。

所以即使按照不以小篆为古文字的传统文字学的观点来看，许慎的工作也是带有古文字研究的性质的。

可惜许慎等古文学家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时代都比较晚。

在当时虽然古铜器铭文已经受到了有些人的注意，但是搜集、研究这种资料的风气却还没有形成，学者们很难加以利用。

《说文》叙提到了鼎彝上的“古文”，但是书中所收的古文看来全都出自古文经，实际上只是战国时代的文字。

籀文的时代也不算很早，而且许慎等人所看到的《史籀篇》是屡经传抄的本子，有些字形显然已经讹变。

这些古文字以及小篆的字形往往不能反映本义。

因此许慎对古文字的发展过程缺乏正确的认识，他对字形的解释和所指出的本义也往往不可信。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缺点是很难避免的。

魏晋至宋初从魏晋一直到宋初，古文字的研究没有很大的进展。

这一时期最受重视的早于小篆的古文字，仍然是古文学家所说的那种古文。

曹魏正始年间将古文学家传授的《尚书》和《春秋》刻石立于太学，每个字都用古文、小篆、隶书三体写刻。

这就是所谓三体石经。

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或谓在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 或 281），在汲郡（今河南汲县）的一个被盗掘的战国后期魏国大墓里发现了大量竹简书，共有75卷，10余万字，字体跟古文经相类。

这就是所谓汲冢古文。

这批竹书被收入官府，先后由荀勗、和峤、卫恒、束皙等人加以整理，写定为今文。

竹书原本早已不存，写定之本除《穆天子传》外也都已亡佚。

据史书记载，南北朝时也间有古文简册发现，但是其内容一点也没有流传下来。

在从魏晋到宋初这段时期里，仍有人继续做搜集古文的工作，而且还有人用古文刻写碑碣或伪造典籍古本。

他们所用的古文，有的有根据，有的则是杜撰的。

五代末宋初的郭忠恕(?～977)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古文资料编成古文的字汇，名为《汗简》。

稍后的夏竦(985 ～1051)编《古文四声韵》(1044),材料来源跟《汗简》基本相同，不过《汗简》是按部首编排的，夏书则是按韵编排的。

这两部书虽然收入了不少杜撰的古文，大部分字形还是有根据的，是现代人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

郭、夏之后，古文之学就逐渐衰微了。

在这一时期里，有铭文的古铜器也时有发现，可惜仍然没有形成搜集、研究金文的风气。

唐初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发现了重要的先秦石刻──石鼓文。

唐代人对石鼓文很重视，讲字体、书法时往往提到它。

由于石鼓文的字形跟籀文比较接近，当时人多附会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书。

秦始皇巡行天下时所立的篆文刻石，在唐代也很受重视。

南北朝时石经已有拓本；在唐代，秦刻石和石鼓也都有拓本流传。

唐代篆文书法家李阳冰曾整理过《说文》。

他根据秦刻石改了《说文》的一些篆形，如改欠（欠）为□等，受到后人的很多批评。

李阳冰擅改古书是不对的,但是他根据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文字资料纠正《说文》，这却是值得重视的。

他解释字形也时出己见,虽多荒谬,但也间有可取之处。

例如许慎解释“木”字说:“从屮,下象其根”，他则认为整个字“象木之形”。

宋代在宋代，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古文字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

真宗咸平三年(1000)句中正等人考定乾州（今陕西乾县）所献“史信父甗”，这是宋人研究古铜器铭文之始。

由仁宗朝到北宋末年，搜集、著录、研究古铜器及其铭文的风气日盛，南宋时，关中、中原等发现古铜器的主要地区先后为金、元占据，搜集新出土铜器的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但由于北宋学风的影响,南宋前期著录、研究金文的风气仍相当兴盛，到后期就衰落了。

宋代学者在研究金文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北宋的杨元明（南仲）、欧阳修(1007～1072)、吕大临(1046～1092)、赵明诚(1081～1129)和南宋的薛尚功等人。

宋人编了不少古铜器和铭文的著录书，流传至今的有吕大临《考古图》(1092)、宋徽宗敕撰的《博古图录》、南宋赵九成《续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1144)、王俅《啸堂集古录》和王厚之（复斋）《钟鼎款识》。

前3种兼录器形和铭文，后3种单录铭文。

吕大临另编有《考古图释文》，按韵收字，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汇（或谓此书为赵九成所编，似非）。

政和年间王楚撰《钟鼎篆韵》，绍兴年间薛尚功撰《广钟鼎篆韵》，材料较吕书增多，但皆已亡佚（王书实际上还保存在元代杨江的《增广钟鼎篆韵》里）。

殷周金文是学者们最早接触到的早于籀文和古文的文字。

宋代学者对金文的搜集、著录和研究在古文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他们通过较古的金文已经认识到“造书之初”象形之字“纯作画象”，“后世弥文，渐更笔画以便于书”(《考古图》 4·26上)。

《考古图释文》的序对金文形体上的某些特点（如笔画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不一等）以及辨释金文的方法作了简明的概括，也很值得注意。

宋人正确释出的金文，大都是比较容易认识的。

不过他们有时也有很好的见解，如杨南仲释晋姜鼎铭文，疑“葡”为“膝”字，读为“祈”,就比近代古文字学名家吴大澂、罗振玉等人以“葡”为“祈”之本字的说法确切。

在石刻文字方面，石鼓文和秦刻石在宋代都继续受到重视。

南宋前期的郑樵创石鼓文为秦篆之说，认为石鼓是秦惠文王以后始皇以前的刻石。

时代稍后的巩丰认为是秦襄公至献公时的刻石。

这在石鼓文的研究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北宋时还发现了战国时秦王诅咒楚王于神的刻石，即所谓诅楚文，欧阳修(1007～1072)、苏轼(1037～1101)、董逌等人都曾加以研究。

在宋人的六书研究中，可以看到金石学的影响。

郑樵《通志·六书略》对某些表意字字形的解释明显胜过《说文》。

例如《说文》说“止”字“象艸木出有址”，《六书略》则认为“象足趾”；《说文》说“步”字“从止、笄相背”,《六书略》则认为“象二趾相前后”；《说文》说“立”字“从大立一之上”，《六书略》则认为“象人立地之上”；《说文》说“走”字“从夭、止，夭者屈也”（从段注本）,《六书略》则说“夭”“象人之仰首张足而奔之形”。

“步”、“立”、“走”等字一般都看作会意字,《六书略》却收在象形类里。

郑樵对金石文字颇有研究（《通志》有《金石略》）。

他能有上述那类见解，显然是由于受了金石文字中较古字形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