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商人，今有生意人，更有企业家。

他们的区别不在于企业经济规模的大小，而在于是否具备社会责任和公共意识。

所谓生意人，是不拘原则唯利是图有钱就赚的人；所谓商人，是遵守基本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而企业家，则是需要肩负社会责任、创造价值和完善社会的人。

市场的作用是将资源通过自发的模式进行有效的整合与系统分流，而商人作为受益群体，他们的成功固然离不开个人的努力，但也不能忽视社会整体的作用。

只要不是弱肉强食的社会，就没有人会否定从社会中获取或者是掠夺资源的人应当适当地回馈社会。

企业和政府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公共性的强制性。

政府是纳税人在一致同意的原则上所组建的服务群体，政府没有主动行为的能力，必须受制于民众而非市场。

而企业则是由个人所开发的经过商业原则而形成的集中型群体，其受制于市场而非民众。

政府之所以是公共的是因为政府的资源系统来源于公众，来源于公众对普遍原则的信任和同意，是以敛财的政府只会是极权的政府全能的政府而不是服务性的公共性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早已背离背离政府的本质。

而企业之所以要担负公共责任是因为企业的成就离不开公众的支持，企业所造成的负外部性由全体民众所承担。

而企业作为社会整合的力量，难以规避改善社会的责任。

对于政府的公共责任，有法理的依据；而企业的社会责任，则只有道德约束。

生意人只在乎自己的收益，为了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择手段。

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必定是理所“当然”的，譬如，法律给予他们敛财的机会，他们觉得不敛财的话会对不起法律的权威性。

而背后是他们在利益的支配下经常打法律的擦边球甚至钻法律的漏洞。

赚钱是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永无休止的目的，仿佛钱包的鼓胀成为他们生活的唯一兴奋点，肆无顾忌的挥霍财产成为无聊生活的调剂。

为了赚钱，可以不顾是非，不问事实，不管社会舆论，不在乎大众评说，不考虑社会责任。

对于他们，手段会不知不觉成为目的，而目的也会应时的成为手段。

商人是比较理性的群体，虽然也有增加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但他们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前方。

他们不会为暂时的利益而违背自己的准则，不会为局部的收益而不顾是非规范，不会为一时的兴致而无端挥霍财产，不会不考虑民众的情绪和社会整体的稳定。

他们很在乎个人甚至企业的社会影响力，所以不失时机的会利用捐助抚助资助作秀一番，会为各种个人的甚至企业的名誉称号欢欣鼓舞。

与生意人一样，他们认为只要在法权允许的范围内通过正当方式获利便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也没必要肩负似有似无的社会责任。

对于他们，手段是手段，但目的有时也是手段。

企业家作为层次较高的一群，认为自己是精英群体的代表。

不仅可以利用才智和时机获得利润，更能利用他们所获得利润去完成完善社会的责任。

他们没有意识越过法律的雷池，也没有动机获得个体利润的最大化。

他们将商业一分为二，前者是整合社会资源的过程，个体的获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后者是资源分配的过程，个体的责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公共性物品既是他们获利的工具，也是他们回馈的因素。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他们的行事准则，仿佛有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责任感充盈在企业家的心中。

但他们不会为所谓的纯善目的而不择手段，对于他们来说，目的是目的，手段是手段，泾渭分明。

生意人、商人和企业家不仅仅是个体，他们更是既得利益集团，是社会资源的有效享用者。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应着不同的企业和政府，他们的人格和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企业和政府的人格和理念。

地震时公众对企业的绑票，与其说是公众的无知，不如说是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无知。

毒奶粉事件的爆发，与其说是企业道德的匮乏，不如说是企业责任心的丧失。

不明真相所引发的事件，与其说是政府的无能，不如说是政府公共意识的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