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中复归的羔羊——浅析《红与黑》中于连性格的双重性【摘要】：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一书，震烁古今，饮誉中外。
从于连曲折坎坷的一生，真实地再现了1830年法国的社会状况。
于连在典型的环境中塑造了自己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性格在双重抉择中最终实现了它的光辉性。
【关键词】：于连性格双重性冲突司汤达的《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内倾性和外倾性两种倾向。
正如胡塞尔所说，“世界既是心里领域又是物理领域，人类社会生活是外部世界（物理领域）与内部世界（心里领域）的双重组合。
”①震烁古今、饮誉中外的《红与黑》同样具备内倾性和外倾性两种倾向。
纵观全书，从于连生活的维里业、贝藏松神学院、德·拉摩尔府、监狱几个时期，可见故事的主人公于连曲折坎坷的一生，再现了“一八三零年”法国的社会状况。
狄德罗有一句名言，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
”这种说法触及了人的心灵对立因素的心理冲突，但不可否定，心灵内部的冲突同时也是人与环境冲突的内化。
可以说，于连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正是时代色彩在他身上的凝聚和反射，是复杂的典型环境造就了他复杂的典型性格。
一﹑性格双重性的原理阐释恩格斯说：“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他怎样做。
”②这就是说，性格表现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行为的现实，二是行为的动机和方式。
前者更多地表现为人的实践，后者更多地表现为人的心理。
那么，所谓性格就是人的个性心理特征的重要方面。
因此，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性格是一种追求体系。
但是，性格除了受心理因素之外，还受环境的作用，所以心理特征并不完全就是性格特征。
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他们的性格世界也不是纯粹的单一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反映。
1827年10月，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提出：“丑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③的对照原则。
他认为文学艺术的主要表现对象——人，本身就带着二重性。
马克思①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344页。
主义指出：任何个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①因此，“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②人既然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的性格世界就不可能仅仅是某种单一的社会生活内容的投影。
正如社会是充满矛盾的，人的性格也是充满矛盾的。
这种矛盾构成个人性格世界的张力场，都存在着正与反、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善与恶、美与丑等两种性格力量的互相对立、互相渗透、互相制约的因素。
两种力的相互冲突、联结、转化，便形成人的真实性格。
人的性格没有绝对的纯一性，它总是分化成一种相互对立的力量，而性格运动又恰恰是克服这种对立、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
这种胜利也就是统一，这就是性格的二重组合，即自我分化、自我克服、自我统一的运动过程。
这里所指的性格二重性，即常态的二重性，是经过自我分化和自我克服而有机组合成的一个完整人格，即整一性的全人格，因此它是一元的。
这种一元二重的性格并不是优点与缺点的简单组合，它的深层意义在于揭示出性格内部深层结构中，即人的内心世界中的矛盾搏斗，以及这种拼搏引起的不安、动荡、痛苦等复杂情感。
它不是静态的善恶相加，而是一个动态的辩证运动过程。
就一个人来说，每个人的性格又都是在性格核心规定下的两种性格可能性的统一。
在典型塑造上，“必然性就是人物性格的共性，偶然性则是人物性格的个性。
必然性就是抽象的存在，偶然性才是具体的存在；必然性总是寓于偶然性之中，共性总是寓于个性之中”。
③“事物的必然性表现为无限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朝着同一逻辑方向运动，而是双向逆反运动。
只有这种双向的可能性才是真正的偶然性。
”④双向的可能性，既可能这样，又可能那样，既可能是善的，又可能是恶的，既可能是美的，又可能是丑的，既可能是圣洁的，又可能是鄙俗的。
偶然性表现在人的性格的情感领域，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可捉摸性，它随时都可能这样，随时都可能那样。
“用哲学的语言说，事物的必然性就是该事物自身质的规定性，而偶然性则是事物在异质环境中的非平衡态，这种非平衡态总是拉回到平衡态，这便构成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
”⑤而人物的性格运动正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运动。
性格的深邃也就在于揭示灵魂深处这种不断的突破自己（不像自己）又不断的回复自身（像自己）的双向逆反运动过程。
典型人物塑造于典型环境之中，而人物性格与环境又存在着依赖与超越的关系。
可以说，环境的随机性是性格运动的内部动力，这一层含义也是属于偶然性范畴内的。
环境的变异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推动着性格矛盾运动，构成性格双向可能性的动态过程，即不断地背叛自己，又回归自己的过程。
人之所以处于时而忠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84页。
②同上书，第一卷第18页。
③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④同上书，第343页。
于自己时而背叛自己的矛盾中，是因为人随时都在展开一种自觉的追求，这种追求转化为调动自身的各种内驱力去进行自我实现。
二、性格双重性的表现（一）、反抗与妥协于连是一个不甘心于现状的痛苦进取者的典型，具有执着向前追求的理想，但总是不能实现的悲剧者的性格。
这种对理想的追求是他人生的本体，性格核心(强烈自尊)在他身上的外化，即摆脱屈辱和贫困带来的附属地位的执着的、倔强的进取精神。
这股强大的进取精神围绕着强烈的自尊展开了双向的可能性。
当他自尊受到伤害时就反抗，自尊得到满足时就妥协。
因此，在他的一生中，反抗性与妥协性总是矛盾纠合在一起。
出身的贫穷，给于连造成不幸的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性格。
在市长家担任家庭教师时，自己是以一个异己力量存在的，难免要受到别人的蔑视。
强烈的自尊让他难以承受别人投来的异样目光，在与市长的周旋中表现了极其强烈的反抗性。
于连在去市长家之前，最关心的是自己在那个家庭的地位。
“那我和什么人一道吃饭？”①他不愿意做他们的奴仆，以至于为了不同仆人吃饭，可以放弃这份工作，甚至不惜用逃跑来反抗。
在市长眼里，于连只不过是一个炫耀品，一个为讲究排场而雇来的奴仆，稍有闪失，便会表现出极度的不满。
于连因整个上午不管孩子便遭到了市长先生粗暴的呵斥。
强烈的自尊心被外在强大的刺激所激起，不但没有在沉默中死亡，而且粗暴的推开了德·雷纳夫人，怒不可遏，“没有您我也能活，先生。
”②后来，于连因怒气难消，便突然跑到市长面前，质问他有何理由敢责备自己耽误孩子们的功课，并且巧妙利用德·雷纳市长的虚荣心，在他与华勒诺之间因聘请拉丁文家庭教师问题上展开明争暗斗中周旋的得心应手，不但拒绝签约，并迫使市长为他加薪，于连乘胜追击，又获得了假期。
于连因枪杀德·雷纳夫人而入狱。
在狱中，因为野心的幻灭，同时也看清了上层社会的本质，不惜以生命作为反抗上层社会的代价，控诉、揭露出上流社会的黑暗。
于连用年轻的生命在社会恶浪旋流中以弄潮儿的姿态对复辟社会进行了巨大的反抗。
于连清楚自己势单力薄、孤军奋战，况且反抗的又是整个上流社会。
随着他生活阅历的加深，他发现了一个有才华的平民青年，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同整个社会作战，在战略上暂时的退缩忍让和妥协是必要的。
当于连与德·雷纳夫人之间的关系败露时，选择寻求妥协。
在谢朗神父的介绍下，于连去了贝藏松神学院。
在神学院学习期间得到了彼拉尔院长的赏识。
当他的目光射入现实世界，鄙视现实世界中的不正之风，在那个阴森恐怖的神学院，在那些利欲熏心伪善无耻的神父们之间，他竭力和不正之风保持感情上的距离。
①司汤达：《红与黑》，张冠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但在教士们相互猜忌、告密、谄媚、倾轧的环境中受到腐蚀，为了自我保存，自己又凭借不正之风开拓前去的道路，使不正之风成为自身世界的一部分内容。
在德·拉摩尔侯爵府，于连不时地暗示自己的阶级出身，他明白妥协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在于反抗上流社会对自己的压迫。
在侯爵府，于连继续寻求以妥协来达到往上爬的机会，他试图依附德·拉摩尔侯爵为代表的旧贵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在野心的驱使下，利用职权之便挤走了正直的格罗先生，只为了替极端无耻的“老笨蛋”谋取美差，此时的他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一个封建贵族阶级的忠实奴仆，甚至不惜给自己一向痛恨仇视的贵族阶级充当密使。
当侯爵赏他一枚十字勋章时，于连感激涕零，发誓：“我必须感恩图报,为政府办事。
”①他不再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手段不在服从于目的。
因为他看到侯爵能让他改变平民的命运，甚至准备接受自己是一个被可怕的拿破仑放逐到山里来的某个大贵族的私生子的身份来改变自己的地位。
究其原因，在于侯爵无限可能的满足了他的自尊心，于是便甘心为其效劳，不再反抗。
于连时时都在自我扩张，又时时都在自我克服。
为了自我扩张，他走向软弱的一面，于是寻求妥协；为了自我克服，他走向顽强的一面，于是寻求反抗。
种种行为，貌似偶然，但实质上有它必然的趋向。
在复辟王朝的统治下，复辟时期封建的等级制度得到恢复，恢复了封建贵族阶级的特权，门第和金钱主宰了社会。
而平民出身的于连没有财富，没有高贵的出身，失去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妥协这种貌似偶然的行为，其实有其实现的可能性，现实的土壤孕育了这个蓓蕾，存在着一定的历史积淀性。
反抗意识一直埋藏于这个平民青年的思想深处，一旦自己在进取的道路上各种外界因素触犯了地心深处的岩浆（自尊），这种反抗意识就会被唤醒。
（二）﹑虚伪与正直席勒曾说过，“任何人，即使是最坏的人，他们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上帝的影子来。
”②一个人可能在善的行为中包含有恶的动因，在恶的行为中包含着曾产生过制止恶的善的力量。
一个人究竟是善的性格因素还是恶的性格因素，其性质常常决定于它们处于怎样的价值系统中。
于连身在污浊的社会里很难保持清白的自身。
以虚伪为武器对付虚伪，以不道德的方式对待不道德的社会，以恶抗恶，是以“恶”的形式表现出美。
在这种社会里，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人不得不扭曲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与自己在社会中的外部表现相矛盾，人的内在世界便产生了分裂，在理智上越走越远，在心灵上越受外部力量的控制。
当时的法国早就经历了大革命，拿破仑时期的年轻人是可以通过参军打仗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的。
而王朝复辟时期的倒行逆施却断送了年轻人的这个梦想。
于连生不逢时，十四岁那年王朝复辟了，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想身佩长剑摆脱卑①司汤达：《红与黑》，张冠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