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商 周 与 淮 河 流 域3陈朝云 周军玲(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3本课题的研究得到郑州大学“十五”“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国考古学与古代文明研究”的资助。
历史推演到夏,中国古代社会进入王朝礼制文明时期。
随着阶级社会的来临,各种政治势力经常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淮河流域作为沟通黄河、长江两大文明中心的重要通道,必然受到强大的文化冲击。
历史文献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王朝对淮河流域程度不同的统御状况,考古发现也揭示了中原王朝文化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强烈影响和辐射。
夏朝的统治区域是相当广阔的。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看,淮河流域大面积属夏王朝的统治区域。
该流域的岳石文化已进入夏纪年,文化分布区向西达到豫东地区,所以豫西的夏与淮河下游的夷人一定存在着密切关系。
夏代的东夷曾拥有强劲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而夏王朝在建国初的一段时间里,国力甚弱,政权不稳,甚而出现了“太康失国”、有穷氏后羿和寒浞篡位代夏的事件。
据古书载,有穷氏的地望在山东德州地区,寒氏的地望在潍坊地区,可见从德州到潍坊的大片地区,夏时均属于有穷与寒的势力范围。
与“后羿代夏”事件相关的还有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等,其活动范围都在淮河下游和黄淮之间。
文献所载一方面证明夏王朝的统治势力已拓展到淮河流域,夏与淮河流域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也证明对诸夷的统治的确是夏代的大事,夏文化应对淮河流域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广泛分布于山东和安徽西北、苏北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存,目前发现已达二三百处,其分布区域与古书记载和历史传说中夏代东夷诸部的活动地域密切相关。
再者,在这一文化分布范围内,至今还没有发现其他的考古学文化,因而可以肯定岳石文化是夏代至早商时期生活在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夷人创造的文化。
各岳石文化遗址的文化内涵虽有其自身的地方特色,但也互有共性。
总体上说,在最能反映文化性质的陶器遗物中,鸡冠耳盆、觚形杯、舌状足三足罐等具有明显的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器物广泛存在于岳石文化中,应该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器型。
这种考古学现象,反映了夏王朝对淮河下游长期和直接的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
海岱和徐海地区由于距中原近且交通便利,所以岳石文化因素的同一性及直接受中原二里头文化影响的因素表现得十分明显,相同的文化因素较多。
以淮河下游为根据地,中原夏文化还波及到了淮河以南和长江流域,苏北周邺墩岳石文化遗存和宁镇地区的点将台文化、安徽寿县斗鸡台文化即是证明,它们都以当地文化因素为主,吸收了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的某些文化因素。
由此可知,中原夏王朝对淮河流域山东和徐海地区存在着直接的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地影响到了长江下游地区。
夏文化的影响促进并带动着淮河流域土著居民的文明化进程。
降之商,淮河流域在商王朝的政治文化舞台上仍扮演着重要角色,这里不仅有较之中原商王朝毫不逊色的区域文化,并且与商王朝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商王朝的崛起与对东土的经略,首先对海岱地区东夷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随着成汤灭夏,强盛的商王朝建立以后,拉开了对东方地区大规模军事侵略的序幕。
这与文献记载的“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仲丁即位,征于蓝夷”的史实大体相符。
在商文化的扩张和压迫下,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逐渐向东部地区退缩。
为了政治的稳定和资源的攫取,商王朝以强劲的势头向东南方扩张殖民,王朝政治、文化随之步步深入,在淮河地区形成了商夷交错、交恶和交融的复杂局面。
商代末期,夷商矛盾激化,至第二十七王“武乙衰蔽,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东夷已构成商王朝的肘腋之患,征伐东夷便成了商王朝的头等大事。
商王朝对东土的征伐是其开疆拓土、武装殖民、聚敛财富、巩固统治的重要的手段。
商王朝对东土征伐的逐步胜利,彻底改变了东夷文明的历史命运。
正如高广仁先生所言,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现了两次商文化东进的浪潮,从而使淮河下游地区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观。
根据一系列典型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商文化首次侵入时间发生在郑州二里岗上层初期前后,并很快将泰沂山脉以西的岳石文化分布区纳入了中原商文化系统。
目前,在此地区发现了一些属于二里岗上层的遗存。
这类遗存中的日用陶器如鬲、尊、豆等,在类别、形制上虽表现了一些地方特征,但与郑州二里岗上层遗存基本相同。
济南及其以东,也有含二里岗上层或稍后的商文化因素的遗址。
至于青铜礼器,特别是在滕州市的吕楼、前掌大、大康留、轩辕庄等地所发现的青铜礼器,则具有二里岗上层期或稍晚的典型商文化特征。
这说明此时商王朝向海岱区的扩张并不限于一般的殖民,而是在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礼制文化并迫使土著接受,并建立起新的统治网络,使之成了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东土”。
商文化第二次东进浪潮是在考古学上的殷墟文・51・化期。
除胶东半岛之外,原来相对独立发展的海岱、徐海历史文化区此时已基本纳入商王朝的势力范围之中,遗址分布相当密集。
到商代末年,帝乙和帝辛两代复大兴兵戎向淮河流域的人方进攻,最终征服了人方,于是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商王朝的统治,成为商朝的藩属。
象征王权威仪的礼乐文明随着王权势力的扩张明确地推行到淮河流域。
如商代的青铜器,1960年在连云港发现了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的青铜鼎等,江南地区在溧阳发现有典型的商代铜爵、尊,句容发现有铜钺。
从其造型和纹饰特征看,都可视为商代晚期的标准器。
上述商代礼乐器的出现,证明淮河流域的青铜器铸造应该是在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表明了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乐文明与中原礼乐文明的融合与发展。
以这块属地为根据地,商王朝的强势文化通过徐海地区还间接影响到宁镇和太湖地区。
湖熟文化是宁镇地区商周时期一支与商文化平行发展、又受到商文化影响的地方性青铜文化,与殷商文化有密切关系。
青铜器中 、 、爵、戈等,陶器中的鬲、盆、罐、研磨钵等与郑州二里岗商代前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几何印纹软陶、磨光黑陶与红砂陶如鬲、虍鬲瓦、、盂、豆等器与中原地区商代青铜器相似,石戈、石镞等与中原地区商周时的铜戈、铜镞相似。
由此可知,中原商文化的影响在本地区逐渐加强。
西周时期是宗周文化和势力的极盛时期,周王室统治区域和文化影响范围空前扩大。
分封制的进行,又促使淮河流域周方国众多。
在淮河中下游地区,西周时期的重要诸侯国有海岱地区的齐鲁等国、淮河下游的徐国、宁镇地区的吴国、太湖地区的越国、江淮地区的邗国等。
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封国,如纪国、姜姓国、莱国、滕国等。
从考古学文化的延续因素看,西周对淮河流域的统治是建立在商朝对东夷征伐的基础上的。
西周继承了商朝,并扩大了统治,直到东夷最后完全融汇到西周文化中去。
淮河下游的徐国在西周时期是一个可与宗周抗衡的大国,其疆域南至洪泽湖周围,西至安徽东北部,北至山东南部,国都在今天的泗洪县境内。
《后汉书・东夷传》载:“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
穆王畏其方炽,内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
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有朝者三十六国。
”淮河中、下游各地都有宗周或具有中原周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出土,此即是中原先进文化对此流域影响的见证。
西周文化对吴文化也有重要的影响。
吴文化是吴立国后由荆蛮人创造的西周青铜文化,中原周文化和周边楚、齐、越、徐、邗等封国文化对它的影响也非常强烈。
因而,它的文化因素具有特殊意义的复杂性,文化内涵表现出承袭湖熟文化传统和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因素,表现在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和铭文上多以中原风格为主,有的可能直接来自宗周。
如烟墩山一号墓所出的宜侯矢簋、母子墩出土的“伯簋”、破山口出土的“子作父宝”鼎等器,无论从造型风格、纹饰特征还是从铭文布局、书写位置和体例等都属中原青铜器的铸造特点。
自东周开始,淮河流域各文化类型中基本不见中原文化因素的存在,地方文化因素多样。
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由于东周时王室衰微,王朝政教力量消弱,诸侯坐大,僭越礼制,从而导致礼崩乐坏,所以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多元化正反映了当时国家政权的分裂。
在历史时期,王朝国家政治因素对古代文化有着重大影响。
从一定层面上说,不同的地理因素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多元性,而政治因素却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强烈的统一性。
虽然目前淮河流域周代遗址发掘较少,但从墓葬制度和青铜器形态等方面却可反映出西周王朝政治的强烈影响。
以宁镇地区为中心分布的土墩墓始于西周前期,盛行于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至战国早期逐渐消失,是吴文化的重要遗存。
大型土墩墓是吴国贵族统治阶层的墓葬,与西周王朝政治经济利益的一致性使其更易于接受周王朝的礼制文化,从而成为当地先进文化的代表。
尽管其数量多、情况复杂,但墓葬形制结构和随葬品的设置却深受周王室礼制文化的影响。
从形制结构看,大型土墩墓建筑中的竖穴墓坑、斜坡墓道或刀把形墓道,祭台、殉人及附葬人等都是模仿中原传统墓葬的葬制。
随葬品中大量运用青铜礼乐器、车马器、海贝等也是对中原葬制的模仿。
凡此种种,表现了西周时期淮河流域的地方文化已受到中原强势文化的冲击。
此外,随葬品中还有大量的地方式青铜器,如角状器、钟形五柱器、飞鸟盖双耳壶、鸳鸯形尊等,还有富有江南地方特色的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硬陶等,则又反映了地方文化变革缓慢而又艰难的过程,昭示着西周先进文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地方土著文化的性质,透露出文化传承的艰辛和无奈。
但变革是不可抗拒的趋势。
第二期墓葬中仿中原葬制的竖穴深坑、其上祭祀性建筑的出现,反映了中原礼制文化与地方文化的一种崭新融合,是二者在整合过程中所达成的一种两全其美而又无可奈何的折衷。
当然,夷夏融合和多源一统的中国古代文明的最终形成,并不是在某一代就能完成得了的,在夏商周之后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
3本文系简要的笔谈,所有引文出处恕不一一注出。
(选题策划 责任编辑 陈朝云)・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