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作品的内容与其生活的联系康丹摘要：卡夫卡是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奠基人，其作品写了不可抗拒的权威，不可克服的困难，不可忍受的孤独与不可寻求的真理。

卡夫卡本人生活与作品主人公的身份、爱情、婚姻以及家庭生活有相似之处，卡夫卡作品的故事情节是其部分现实生活的缩影。

关键词：卡夫卡 ; 故事情节；现实生活；缩影一、“别具一格”的卡夫卡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是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对西方文学有很大的影响，被认为是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卡夫卡于1883年7月3日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的一个村庄里，父亲强暴而专横，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百货商人。

卡夫卡属犹太血统，从小受德国教育，先在大学进修化学，后又改修文学，最后迫于父命又改修法律，获法律博士学位。

1906年先后在法律事务所、法院、保险公司工作。

1922年因患肺结核而离职，于1924年6月3日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病逝。

卡夫卡生活的地方是捷克的布拉格，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统治，奥匈帝国是一个特别的国家，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化但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

哈布斯堡王朝长期以来对外侵略称霸，对内实行家长式的暴虐统治和民族压迫，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个相当落后的政权。

到卡夫卡生活的这个时代，奥匈帝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内矛盾十分尖锐。

卡夫卡目睹了种种社会现象，尤其是他在保险公司当职员的时候接触到的部分现实生活，让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与腐朽，这在卡夫卡的心中始终是个不可抗拒的魔影。

卡夫卡的个人生活十分不幸，一生未娶，曾经历了三次订婚而又三次退婚，其中两次都是与同一个人。

卡夫卡性情忧郁，性格上充满矛盾，有很多弱点，难以从压抑麻痹他的处境中解脱出来，这在他的作品中也有体现。

卡夫卡的父亲对于卡夫卡来说像一个家庭“暴君”，直接威胁着他的生存。

卡夫卡与他父亲的观念截然不同，他父亲认为富人的奢侈是以穷人的困苦为代价的，而卡夫卡则同情贫困的穷人，基于此，父子之间常常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

虽然卡夫卡也试着改变这种关系，但这矛盾似乎永远不可调和，而且还成为卡夫卡生命中浓重的阴影，这同时也体现在其作品中。

卡夫卡所属的犹太民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自己的国家，流亡在世界各地，十分受歧视。

这种处境使同样身为犹太人的卡夫卡心里受着很大的刺激，使他觉得自己是个没有任何身份的精神漂泊者。

这样的心境也伴随着卡夫卡的一生，以致他的作品中也频频出现一些身份似有似无的人物。

二、作品情节是其部分生活的缩影1、身份归宿：无家可归的漂泊感卡夫卡的身份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是归属于哪里。

卡夫卡是犹太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精神漂泊感，无所归宿感，同时也有一种危机感，这种感觉伴随着他一生。

作为犹太人，他不想承认自己是犹太血统，可是他一生都没有逃离出犹太情结。

他既是资本家的儿子却又是劳动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所以他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属于劳动者。

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一生都致力于写作。

但他也不是作家，因为他没有脱离他的工作，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作品拿出去发表，曾在弥留之际特意嘱咐照顾他的女友在他死后要把他所有的作品付之一炬。

卡夫卡认为他自己是个“陌生人”，没有任何归属，“在自己的家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这样模糊不清的身份，使他没有一点依附，孤独、忧郁与不幸始终伴随着他。

由于卡夫卡经历了太多的失望与痛苦，所以他的作品中的主人们都陷于一种不安的境遇中，始终找不到归宿。

关于他自己的身份归宿问题，卡夫卡也一直在寻求。

在作品《城堡》中有类似反映。

小说的故事非常简单：土地测量员K深夜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城堡近在咫尺，可是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无法进入城堡。

他在城堡附近的村子里转悠了一辈子，在生命弥留之际，有人告诉他，说：“虽然不能给予你在村中的合法居住权，但是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你在村里居住和工作。

”[1]在小说中，相对于城堡和生活在城堡周围的人来说，Ｋ是一个外来者，他的本来身份我们都知道是位土地测量员，但是这个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在一开始就变得似有似无，也就是说这一身份是不明的。

作为一个外来者，Ｋ的身份存在与否有很大的依赖性，也即取决与城堡的态度。

主人公Ｋ想取得在城堡的居住权，就必须得到城堡里权威人士的认证肯定，这个人就是小说中另一个人物——官员克拉姆。

为此，Ｋ想尽办法，找到弗丽达、巴纳巴斯、村长等人，企图接近官员克拉姆，但最终他想与城堡联系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威严的城堡高高在上，让K 可望而不可及。

K越是想获得身份认证，但却越得不到身份认证。

“城堡”是什么，长期以来评论家们一直在探寻着，其中最有代表和最有影响的是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德的观点，布洛德看到了《城堡》与犹太民族的隐秘而又深刻的关系。

他说：“‘犹太人’这个词在《城堡》中没有出现。

但显而易见，卡夫卡从他的犹太心灵出发，通过这么一个朴素的小说就今日犹太民族的整体处境所说的话超过了一百篇学术论文可以告诉我们的内容。

专门的犹太民族的阐释与人类普遍的阐释是手挽着手的，不存在一个排斥另一个或干扰另一个的问题。

”[2]在布洛德看来，小说中K的遭遇和命运是对犹太民族漫长的受难史的高度概括和描述，是“犹太人寻找家园的譬喻”，卡夫卡作为一个无所归属的犹太人，一直在艰难而痛苦地寻找自己的归属。

从这一角度看，《城堡》的主人公K其实就是作者自身的投影。

通过对卡夫卡自身的经历的一些了解，我们知道卡夫卡面临一种强烈的身份归宿问题，然而他在寻求自己的身份时无所适从，最终卡夫卡的身份越来越模糊不清，什么身份也不是，因此他把这种无所适从的归属感融入作品中，正如《城堡》的相似内容。

2、家庭关系：父子冲突的不可调和卡夫卡与他父亲之间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在自己家里卡夫卡觉得父亲是一位真正的“暴君”，压制的他喘不过气来。

这种父子间的冲突几乎贯穿了卡夫卡的一生，给卡夫卡的生活和工作乃至一生带来了浓重的阴影。

卡夫卡也想解决或者缓和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这从卡夫卡曾给他父亲写了一封长达三万五千字的信可以看出。

信里卡夫卡试图把自己的内心向父亲展开，但他却没有勇气把信递给父亲，而是转由母亲代由递交，卡夫卡的母亲怕这信反而加深了他们父子的矛盾，所以这信也就没有转到他父亲手中。

他在信中向他父亲说道：“在我的眼里世界分成三个部分。

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一个世界，受着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独为我发明的。

而我，不知为什么，始终不能完全守法。

然后就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无限遥远，这就是您的世界，您行使着统治权，发号施令并且还因您的命令的得不到执行而烦恼生气。

最后还有那第三个世界，其余的人都在那儿过着幸福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人发号施令，也没有人惟命是从。

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3]这里卡夫卡认为的三个世界：父亲的世界、我的世界、其他人的世界，在其作品中也有反映，如《给父亲的信》、《变形记》、《判决》等。

在父亲强有力的控制而又不能自助的情况下，卡夫卡深感自己仿佛生存在任人摆布、无法自卫的环境当中，他感到很压抑，当压抑超过承受的极限，终于导致理性的彻底崩溃并以恐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著名的短篇小说《变形记》一个要养家糊口的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莎一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

“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样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好多块弧形的硬片。

被子几乎该不到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4]。

这恶梦般的变化，使格利高尔由家庭的经济支柱，一变而为家人嫌恶的对象。

他的父亲对此既恼又怒。

变形后的格利高尔第一次露面就被他父亲“操起秘书主任连同帽子和大衣一起留在一张椅子上的手杖，左手从桌子上抓起一张大报纸，……一面顿脚，一面挥动手杖和报纸，要把格里高尔赶回到房间里去。

……一边赶还一边嘘着，简直像个野人。

”[4]并且在格利高尔被门夹伤的情况下，父亲把他狠狠地推进房间，使他的伤口汩汩地流血。

还有一次父亲狂怒之下扔苹果打他，有一个苹果打进他的背部，这一重创使他一个多月不能行动。

这个时候，格里高尔的父亲根本就没有想到变成甲虫的儿子曾经努力工作挣钱为他还债过，表现得极其暴虐，冷酷无情。

作为儿子，格利高尔早已经受够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早就想辞职了，虽说变形意外地顺了他的这份心愿，但毕竟使家庭蒙羞受辱，因而他又感到万分不安，心中充满了焦虑，最终以绝食自杀来洗刷掉了屈辱，赎清了他想独立于家庭的罪过。

同时也使他的家人以合理的、不受道义谴责的方式摆脱了对他应负的责任。

在《变形记》中，儿子不再是曾有过自主行为和自卫能力的格里高尔，而是变成了毫无自卫能力的一只甲虫。

然而，对父亲而言，变形的恶意比自主行动更加严重，更加不可饶恕，儿子的负罪和内疚心理也更加沉重。

格里高尔是静静地怀着对家人温柔的爱意走向死亡的。

在短篇小说《判决》中，卡夫卡比较直截地描述了这种父子关系。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事业刚有起色的年轻商人格奥尔格给他一位在俄国经商的朋友写信，在信中准备把自己准备订婚的消息告诉他，寄信前他把这事告诉了父亲。

父亲说儿子在欺骗他，因为他不信儿子有这样一位朋友;后来又说这个朋友一直在与自己通信，根本不看儿子寄去的信;最后他认定儿子“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判决儿子“去投河淹死”。

儿子果真跑到桥上，跳进河里。

在小说中，格奥尔格的父亲年老卧病在床，但还是不甘心完全依靠儿子，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威，证明自己还是有力量，就用力把被子掀开，直挺挺地站在床上痛斥格奥尔格：“那么现在你知道，除了你以外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了。

在此之前，你只知道你自己！你原本是个无辜的孩子。

但是更实际地讲，你现在是个魔鬼般的人！因此，你听着：我宣判你立即投河淹死！”[5]格奥尔格被这可怕的判决惊得不知所措，他从父亲房间跑出来，出了大门冲到街上，穿过马路，向河边跑去，像饿汉得食一样紧紧抓住桥上的栏杆，轻声地喊到：“亲爱的父母亲，要知道儿子可是一直爱着你们的啊。

”[5]说完松手让自己落下水去。

在这里，儿子最终屈服于父亲的专横，自主的结果是怀着内疚接受可怕的判决，表现出卡夫卡思想中父与子两种个性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3、个人生活：爱情婚姻空白身份的无所归宿，对于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犹太人——卡夫卡，在欧洲无根的生活所产生的漂泊感以及对他与其父亲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痛切的感受，使得他一辈子都想逃离父亲，逃离布拉格，从而产生孤独、恐惧、焦虑和负罪的性格。

然而，他的个人生活更是孤独更是凄冷。

卡夫卡一生终生未娶，但他先后与几个女人有过感情纠葛。

尤其是他与菲利斯·鲍威尔，在五年中，两次订婚却又两次退婚；女小说家密伦娜·耶申斯卡也与他订过一次婚，但是最终这两个女人都没有和他结婚。

后来犹太教徒多拉·荻芒与卡夫卡相爱，但没有订婚更没有结婚，她陪伴卡夫卡直到卡夫卡生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