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XXXXXXXXXXXXXXXXXXXXXX人类学结课作业题目：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专业：旅游管理学号：XXXXXXXXXXXXXXX2学生姓名：XXXXXXXXXXXXXXX摘要：国外研究：1960年起，“旅游影响研究”成为西方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并逐渐形成了旅游经济、旅游环境与生态旅游社会文化三个领域的影响研究. 随着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迅猛发展,旅游给目的地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
1970 年以来,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开始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国外关于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影响居民感知与态度以及相应的理论等方面。
1中国最早对旅游影响的研究始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至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其表现在目的地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影响的感知研究。
1990 年以后可以看作是一个起步或开创性阶段,它吸引了诸多学者对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文献和成果在这一阶段涌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阶段中国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主要特点、关注重点、未来趋势及存在的问题,但是数量有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
（余秀娟）国外，旅游业出现得更早，相关研究也显得丰富而深入，人类学、社会学、旅游学、民俗学等领域涉及。
旅游影响在人类学领域取得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旅游人类学，并且其最为关注的问题是旅游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关系，对此的研究成果也颇丰。
正如美国学者葛雷本（H.Graburn）所说：“西方人类学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旅游业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的所引起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等层面上。
宗晓莲在《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评述》一文中认为，从目的地社会出发进行研究最为常见，而其中以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居多，早期学者们对旅游带来的影响持否定态度，后期研究中发现情况不是那么单一，发展旅游带来的影响利弊皆有，且不能完全归之于旅游开发。
关于此，在维莱内.L.史密斯（V.Smith）与1977年编著的《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一书中有较多的论述，这本书曾两次被西方学界称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里程碑，突破了单一角度评价旅游影响视野。
在民俗旅游中，关注政府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管理的相关的论述在国外旅游界已经引起普遍注意。
美国学者埃文斯.坡洽德(Deirdre Evans Pritchard)在《真实性、旅游、传统和法规----以坡特为例》一文中，通过对美国西墨西哥州最古老的建筑坡特宫殿附近售卖手工艺品的印第安人的遭遇，说明传统的外在要素常常干预其传承过程，公众、法律和文化保护主义者的设想、态度及注意力影响着的珠宝制造和销售，该实例中还涉及政府对传统的干预。
本迪克丝（Regina Bendix）的《旅游和文化表演----发明传统为了谁？》一文中，针对前期该领域的研究中对经济动机导致民俗表演的创造，从而影响旅游中民俗真实性的批评。
另一个学者苏珊.露丝（Susan D.Russell）考察了菲律宾一个曾经是殖民地的旅游点，指出这个村寨为旅游展演的传统宗教节目、歌舞习俗对强化民族认同身份有重要意义。
这些学者拓展了对旅游的研究视野，把民俗旅游问题推向了纵深。
1990 年以后可以看作是一个起步或开创性阶段,它吸引了诸多学者对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文献和成果在这一阶段涌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阶段中国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主要特点、关注重点、未来趋势及存在的问题,但是数量有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吴磊漓江流域）民俗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
西方学界对于旅游带给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短短40年间，随着大量的成果问世，其研究理论和方法也日渐形成体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努涅斯1963年发表的关于墨西哥山村周末旅游对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方式造成影响的文章，是旅游对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的开端。
随后的几十年，大多数学者只是单纯的将旅游产生的影响。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和霍曼斯、布劳等人的社会交换理论。
巴特勒在1980年提出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旅游区的演进过程是：探查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阶段或复苏阶段。
巴特勒从旅游地的生命周期变化去说明旅游地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演化。
另外，社会交换理论对旅游影响研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社会交换理论可知，不论是游客还是社区居民，都遵守着某种利益交换功能，游客是为了得到一次身心愉悦的体验活动，而当地居民则是将旅游收益最大化。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如兰克福德和霍华德还曾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适用性较强的旅游影响态度量表。
从当地社区居民的态度入手来量化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
90年代中后期，跨学科。
定量、定性分析法同时使用等特点表现在很多研究成果中，例如欧克对中国贵州两民族村寨的调查，斯坦利探讨各种民俗文化展示活动与文化自身之间的互动影响。
可以说，从这时起西方学界对旅游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更加的全面和完善了。
国内研究：（吴磊漓江流域）中国当代旅游业的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时至今日已有三十多年，但截至目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方法。
所以对于旅游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问题研究也滞后于西方。
但是，还是有一些成果问世。
例如，1999年昆明举办的人类学研讨会所形成的论文集《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从人类学角度考察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
宗晓莲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一书，以云南纳西文化为例，探讨了丽江在旅游大开发的背景下，旅游开发对文化变迁的互动影响，折射出二者将来的构建模式和发展方向。
李伟的《民族旅游地文化变迁与发展研究》从民族旅游地综合研究现状入手，透视了民族旅游发展及其文化影响，分析了一些具体的民族旅游地文化变迁，剖析了民族旅游地文化变迁模式和价值，得出了对民族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独到见解。
徐赣丽所著的《民俗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是基于对桂北平安壮寨、金竹壮寨、黄洛瑶寨长期的田野调查，此书主要论述了民俗旅游村旅游开发与文化互动、旅游对当地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冲击以及民俗旅游村与民俗文化的保护。
吴忠军的《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总结了作者十几年来对民俗旅游开发的经验，以广西龙胜民俗开发为案例，分析了民族文化的和民族地区旅游之间的关系。
谭德清主编的《天人和谐人文重建----漓江流域文化底蕴与社会发展的审美人类学探究》一书，从审美人类学出发研究桂林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变迁问题，也涉及到了旅游对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
郭于华主编的《仪式与社会变迁》探讨了民间仪式造成的社会文化变迁。
关于旅游与接待地社会文化问题的文章也有一些。
早期学者们大都从纯旅游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如刘振礼（1992）深入到河北野山坡，选择三个不同的旅游开发阶段的村庄作为调查点，指出了旅游对当地的社会影响及其对策。
申葆嘉（1992）通过对旅游活动过程的分析，探讨了旅游接待地形成社会压力的原因和因素。
郑向敏（1996）以民俗风情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旅游给接待地在这些方面带来的影响。
后来，该领域的研究更加侧重于从旅游人类学和旅游社会学理论出发，刘赵平（1999）构建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机构框架，并说明了社会交换理论在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的应用。
还有像宗晓莲(2002)以云南纳西文化为例，探讨了旅游开发与社会变迁的联系。
肖红根（2001）和周霄（2002）分别从旅游社会学和旅游人类学的角度，阐述了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的影响。
廖杨（2004提出研究民族民俗旅游，需要从文化相对论出发，最终当地民众意愿，才能认清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的文化本质，实现旅游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杨俭波（2005）通过对旅游发展在不同阶段所产生的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问题的探讨，从时间延展层面上总结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一般特征和阶段发展模式。
刘迎华（2006）以广东海陵岛的两个旅游村落旅游发展的对比来探讨旅游开发对当地文化产生的影响。
保继刚（2006以阳朔西街的旅游小企业细节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了旅游企业与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
冯志明（2007）总结了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旅游影响感知研究的基础上，从我国实际出发，所做的旅游影响分析。
目前，学界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还比较侧重于理论研究，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成果较少，而选取处于不同旅游开发阶段的接待地来横向比较的研究更少见。
（朱艳红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相比较而言，在这一领域，国内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国外，中国的当代旅游业起步于1970年末1980年代初，在这短短地20余年时间里，旅游学术研究就显得非常薄弱。
尤其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更是如此。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个别对此问题比较敏感的学者开始注意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其中，刘振礼①以野山坡为案例，研究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申葆嘉2对旅游接待地的社会压力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此时的研究现状与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阶段以及旅游学术研究的水平关系密切。
当时中国旅游业处于起步阶段，学者、政府以及民众更为关注的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和旅游对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人门仅仅把旅游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来对待，因此，还不足以引起对旅游的开发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做深层次的研究，加之旅游学术研究刚刚起步，研究基础薄弱，研究水平也有限，因此，对此问题的研究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一种思考。
1990年以后，国内旅游的迅速崛起，使中国的旅游业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现实的需求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动力，我国的旅游学术研究也进入一个异常活跃的阶段，研究的广度、深度、角度、方法等都不断得到扩展。
人们的关注目光逐渐从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转向旅游的整体效益，尤其是旅游的社会文化后果，这已成为学者门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其中，建立在案例基础上的旅游社会文化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代表性的研究有陆林（3）关于旅游地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的研究，作者以皖南旅游区作为个案，认为皖南不同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下的居民对旅游的态度差别并不明显，共性大于个性。
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与所受利益有关。
保继刚、戴凡固则以大理古城居民学英语的态度作为研究视角，探讨旅游开发对当地居民的影响，指出大理的旅游开发促使当地人产生了强烈的学习英语的愿望，并指出这种愿望是否会持续下去，是否也会出现在其他的旅游地区。
将有待与进一步研究。
李凡、金忠民。
在对西递、宏村和南屏三个古村落居民调查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了发展旅游业对三个村落的社会面貌、消费水平、传统文化、娱乐活动、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影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