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卢梭和谐、自然的宗教思想
[论文关键词]：卢梭；启蒙；和谐；自然；公民宗教
[论文摘要]：卢梭兼具作家和学者两种身份。
作为一位令世人瞩目的近代西方思想的启蒙者，他的自由民主理论影响深远；而作为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他的宗教观念却常常为世人所忽略。
恰恰在被诸多启蒙先锋批驳得无以复加的“上帝”那里，感性卢梭开始了理性的思考，从终极的灵魂栖息所发掘到了人的道德本性和情感基础。
卢梭的宗教思想是其整个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考察他与其他启蒙大师之间差异的一把钥匙。
卢梭对天主教和无神论进行着双重批判。
卢梭曾经这样写到:“一到日内瓦……我决心公开地重奉祖先的宗教。
……我和百科全书派人们的往来，远没有动摇我的信仰，反而使我的信心由于我对论争与派系的天然憎恶而更加坚定了。
我对人与宇宙的研究，处处都给我指出那主宰着人与宇宙的终极原因与智慧。
几年以来，我致力于研读《圣经》，特别是福音书，早就使我鄙视最不配了解耶稣基督的人们所给予耶酥基督的那些卑劣而愚昧的解释。
可见，他虽为上帝辩白，但却与当时教会的立场截然不同。
卢梭看不惯教会的虚伪残暴和教士们的腐朽堕落，斥责天主教“狭隘的教义不仅不能阐明伟大的存在的观念，反而把这种观念弄得漆黑一团;不仅不使他们高贵，反而使他们遭到毁伤;不仅给上帝蒙上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神秘，而且还制造了无数荒谬的矛盾，使人变得十分骄傲、偏执和残酷;不仅不在世上建立安宁，反而酿成人间的烧杀。
……我在其中看到的，尽是世人的罪恶和人类的痛苦。
”而另一方面，卢梭又无法忍受启蒙运动中的无神论立场，他不同意只从经验论和科学主义的立场建构幸福的此岸世界，从而肆意对上帝展开侮辱和蔑视。
卢梭极力捍卫上帝的善与正义，提出了灵魂不死的观点:肉体是终将会消灭的被动的实体，而灵魂则是能超越生死的能动的实体，即使肉体消失了，灵魂却依然存在，而且“一个人在一生中只不过是活了他的生命中的一半，要等到肉体死亡的时候，他才开始过灵魂的生活”。
正如他在《信仰自白》中所说:“在信仰宗教的人当中，他是无神论者，而在无神论者中，他又是信仰宗教的人。
卢梭对宇宙和谐与“上帝至美”有自己的观点。
卢梭坚信上帝的存在，但他并不像中世纪经院哲学那样用繁琐的形式逻辑来推理上帝的存在，而是认为上帝无处不在，存在于他创造的万事万物中，当我们要对上帝本身进行追问时，他又避开了我们，但他却以一切有生命与无生命的存在物来证明他的存在。
卢梭认为:“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活动是没有意志的。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原理。
我相信，有一个意志在使宇宙运动，使自然具有生命。
这是我的第一个定理，或者说我的第一个信条。
接着他又推演第二个信条，即如果说有一种意志在使宇宙运动，那么这一意志是一种极高的智慧。
正如由精致的钟表机芯可以推论出钟表制作者的工艺精湛一样，宇宙的优美的结构和无与伦比的和谐一定来自于最高的智慧之手，而这一最高智慧，“这个能自行活动的存在，这个推动宇宙和安排万物的存在，不管它是谁，我都称它为“上帝”。
所以，上帝始终是公正、善良的，人类文明的异化是自己造成的，与上帝无关。
早在中世纪，存在着“上帝至美”的观念，尤以奥古斯丁为代表。
他认为上帝赋予了事物以和谐和整一，上帝的美和善都是世间万物无法比拟的。
奥古斯丁对残缺、罪恶的肯定深刻影响了卢梭。
卢梭认为，宇宙是和谐的，“没有先入之见的眼睛难道还看不出显然存在的宇宙秩序表达了至高的智慧?任你怎样诡辩，也不能使人们看不出万物的和谐，也不能使人们看不出每一个部分为了保存其他部分而进行的紧密配合”，宇宙的自然现象之间有着合理的秩序，遵循必然的因果规律，而另外的表面上的“偶然事件”是由某种不知晓的规则所控制的。
这种思想被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指责为“冷漠的乐观主义”，只为了形式的和谐而无视个体的生存体验。
对此，卢梭反驳说:“如果罪恶起源的难题迫使你不得不舍弃上帝的某种伟力，你为什么要以牺牲他的不平等为代价辩护他的全能呢?如果必须要在这两种错误中做出选择的话，我宁可要前者。
”面对善与全能，卢梭宁肯牺牲后者也要捍卫上帝的善良悲悯。
同样关注着人的生存，如果启蒙哲学家们是直面残酷的现实人生，而卢梭则选择虔诚地守望着上帝。
卢梭开启了自然宗教之门。
卢梭认为社会中形而下的罪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自身，是人偏离了本性，滥用了自由意志，“人啊，别再问是谁作的恶了，作恶的人就是你自己”。
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并且这种自由是“无法解释的实体”上帝所赐予的，由此卢梭也推导出了他的第三个宗教信条:“凡是真正的意志便不能不具有自由。
因此，人在他的行动中是自由的，而且在自由行动中是受到一种无形的实体的刺激的，这是我的第三个信条，上帝并不是赋予人以自由意志后就算了事，同时他还使人具有了正确使用自由的品
质;理性教给人如何判断，良心引导理性永远向善。
”在人类还未订立社会契约的自然状态之时，人类的行为免不了盲目、任意，为了使人的行为同时与“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保持协调，卢梭又引人了他的宗教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良心。
它是人天然的内在情感，顺从人的自然秩序，是通过感觉而不是理智的推论来指导人的行为。
卡西尔所提到的“新信仰形式”就包括卢梭所开创的自然情感信仰。
卢梭所提倡的“自然宗教”，与当时的自然神论者不同。
卢梭的“自然”并不是外在的物质世界，而是人的内心的“内在自然”，指的是人的情感和意志。
“良心啊!良心!你是圣洁的本能，永不消失的天国的声音。
是你在妥妥当当地引导一个虽然是蒙昧无知然而是聪明和自由的人，是你在不差不错地判断善恶，使人形同上帝!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行为合乎道德。
没有你，我就感觉不到我身上有优于禽兽的地方;没有你，我就只能按我没有条理的见解和没有准绳的理智可悲地做了一桩错事又做一桩错事。
”理性的概念在卢梭这里就由推论的理性而演变为实践理性，通过良心来沟通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
良心具有天生的正义感，是神的化身，作为联结人和神的纽带，这样人就无需借助自然而通往上帝，上帝自然地就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
卢梭宗教神学中的鲜明道德色彩。
神已经赋予了人天生的道德正义感，如果还是出现理性被滥用的现象，那只能说是人的欲望冲动压过了天良的呼声，是人对自由意志不尊重的结果，这也已经超出上帝的责任范围了。
在卢梭看来，上帝决不希望人滥用他赋予人的自由去做坏事，但是他并不阻止人去做坏事，原因一方面在于人在自身能力之内所做的坏事在上帝看来并不足以构成大的威胁，同时也在于，上帝是十分尊重人的自由与本性的，“他要阻止的话，就不能不妨碍人的自由，就不能不因为损害人的天性而做出更大的坏事”所以这也并非像启蒙哲学家所说的上帝是不存在的，而上帝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尊重却证明了他的存在，并体现了自身的善与正义。
卢梭提出了建立契约社会的“公民宗教”。
“卢梭的宗教，首先旨在成为一种自由的宗教。
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引出了自己的特点和根本性质。
现代社会非但不能保障人的自由，反倒成了人类罪恶与苦难的孽生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对现代社会加以抛弃。
但是人类要重返自然状态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惟一可行的方案便是构建一个全新的人类社会，于是卢梭从哲学社会学领域开始了他的“创世纪”的新构想。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运用时间和集体的坐标轴重建事件的自然秩序，他运用历史的批判的眼光来考察整个人类的起源，以带有某种宗教意义的对“人”的历史的揭示取代了基督所创造的历史，褪去了宗教的外衣，以一种现实的沉思性的语言代替神话色彩的语言。
如果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还只是局限于怀念“伊甸园”的生活，以剑拔弩张之势批判现代社会的话，那么《社会契约论》则开始着手勾画出理想社会的图景，试图构建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道德共同体国家。
由于卢梭对共和国和上帝的双重信仰，所以在《社会契约论》中构建了公民宗教，这就比以良心为核心的自然宗教理论增加了实践的可操作性，他在《日内瓦手稿》中认为，“人们进人政治社会之后，就要靠宗教来维持。
没有宗教，一个民族就不会、也不可能长久存在”“公民宗教”赋予了上帝以政治学的意义，是公意在宗教中的体现。
公民并没达到接受正义的高度，上帝的正义生活对于公民只能作为理想而存在，所以在实际生活中必须借助于政府和法律的媒介，政府和法律又必须接受公意的指引，公意代表了人民的普遍意志，而人民是上帝的化身，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旨意，公意就代表了上帝的意志。
在共和国社会中，公民宗教所要求的正义、善良、社会契约的教义，也正是卢梭道德良心的政治现实化。
这也就不难理解卢梭为什么要求把公民宗教写入国家的典籍，从而大有取代国家法律之势了。
卢梭在批判现代文明、构建政治理想国的同时，也建构了他的道德理想国，从对上帝的信奉，到聆听天良的呼声，再到共和国中的公民宗教，经过卢梭一笔一画地书写，道德理想国也逐渐清晰起来，但是这种道德宗教在罪恶和苦难面前最终变得软弱和苍白，在制度面前又是如此地软弱无力。
研究人的自然天性和人的社会生活，在卢梭看来是实现人的幸福的前提条件。
社会中人的幸福在卢梭看来莫过于人的自由与平等的获得，而宗教信仰提供了理性和契约之外的额外保障。
卢梭一直到晚年仍然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信仰成为他与严酷的命运和现实争斗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