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纳粹宣传及其群体心理学分析国内学者在有关德国现代史和纳粹运动的研究中，对纳粹宣传的背景、内容、手段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但多从属于其他主题，专题性论述尚少。

①西方学界对纳粹宣传的研究较为充分，视角和方法亦多样化。

②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从宣传思想、宣传内容、宣传运作三方面探讨早期纳粹宣传（1919-1933），并进行群体心理学分析。

对纳粹宣传进行群体心理学分析，其认识论与方法论如西方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弗洛姆所言：“除了解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之外，还有一个人性的问题需要探讨”。

[1](第17页)这促使我们关注作为现代人性格结构动力因素的心理因素。

对心理因素的重视并不排斥其他因素。

纳粹宣传有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但心理因素受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制约；纳粹宣传是一个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但它对德国民众的控制必须从心理基础来理解。

纳粹宣传思想的形成有较为丰富的认知资源。

政治实践为纳粹思想提供了极为直观的素材，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

一战期间，各国为自己的“正义性”大造舆论，渲染民族主义，肆意“妖魔化”敌国。

如英国的战时宣传把德国人描绘成“无论如何要加以消灭的、野蛮又可怕的敌人”[2](第67页)。

英国的宣传模式、宣传人员的高素质，都远胜于德国。

纳粹党对此感触颇深。

希特勒认为德国一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宣传上的失败，他不仅对英国的宣传极为钦佩，对这一教训也念念不忘。

20世纪早期正处在西方政治民主化浪潮第一长波的波峰。

[3] 民主化以人权平等和扩大参与等主张不断消解以血统、神意、天意等为基础的旧政治权威，使之合法性来源发生转移。

其重大结果之一就是群众走到历史舞台的前沿，成为现代政治权威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时人对群众的崛起早有敏感认知。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19世纪末就指出，“现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出现了。

自此，“群体的势力便成为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

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4](第6页) 。

认识群众并掌握这一力量，随之成为历史性要求。

纳粹党对群众政治运动及争取群众的政治宣传有深刻体认。

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期间，就注意观察奥地利各政党的活动。

他赞扬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认识到大规模宣传的价值”，“是真正善于启发其选区群众的大师”。

[5](第111页) 他还十分崇拜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党领袖卡尔·卢格博士，认为他“了解现代社会问题和宣传与口才在左右群众时的重要性”。

[6](第39页)纳粹党在早期没有正规宣传部，但有专人负责宣传工作。

从1920年起，希特勒、埃塞等人先后负责宣传工作。

1925年，纳粹党重建。

在新纳粹党组织机构中，专门设立了宣传部。

在同期出笼的《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战争宣传”与“宣传和组织”作了专门论述。

早期纳粹宣传思想亦初步成型。

戈培尔指出：“宣传是实用艺术，是达到夺取整个权力目的的手段”，[7](第60页) 纳粹宣传即服务于纳粹党夺权目的的手段。

其使命则是招致信徒。

希特勒说，“宣传的使命，就是使一小部分的中心人物，能够接受新主义，以造就将来组织的时候所必需的分子。

所以宣传工作就是孜孜不倦地为自己的主义去招致信徒”，而无须顾虑信徒的道德品质与智能。

为此，“宣传必须进行在组织的前面，而且必须广征人才，作为组织的成立基础”。

[5](第319-320页) 宣传应着力争取群众。

希特勒宣称：“宣传不应以知识分子为对象，而应以群众为对象。

”[5](第107页) 戈培尔也说：“宣传自身并没有任何基本的方法。

但它有一个目标，在政治中这一个目标总是围绕着一点而转变：征服群众。

”[7](第47页) 纳粹运动兴起之际，关于群众问题的论述已经颇多。

这为纳粹宣传思想的充实与体系化提供了认知资源。

在这方面，勒庞关于群体心理的研究具有典型性，影响亦大。

〖ZW(〗希特勒或其他纳粹党人是否读过勒庞的著作，尚无定论。

勒庞的《乌合之众》出版于1895年，到1921年已印到第29版。

有研究者如Robert Edwin Herzstein认为纳粹宣传思想受勒庞影响（The War that Hitler Won〖WT6BZ〗），此论合乎时代状况.勒庞认为，群体的特点是它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即群体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个集体心理”。

[4](第16页) 这就是所谓从众心理。

群体成员因群体的数量优势感到无穷的力量，形成“法不责众”观念，失去责任感。

群体中的情感和行动则具有传染性。

群体的感情低劣。

冲动、易变、急躁使群体易受各种刺激的影响，难以统治。

他们听命于暗示，不受理性影响，失去批判能力，且很容易陷入极端轻信的状态。

群体只进行简单的形象思维，并“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且“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

[4](第29页) 群体的感情简单而夸张，很容易被极端感情所打动。

有鉴于此，勒庞指出：“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

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4](第36页) 群体对各种外部意见、想法和信念只做简单化处理。

他们对于自身强大力量的意识，则赋予其偏执专横的性质。

群体绝不接受不同意见，以致“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

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4](第39页) 。

感情的专横和偏执使群体只敬畏并听命于强权，而视仁慈为软弱可欺。

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水平也十分低下。

群体只能接受简单明了的观念。

为此，需要把观念改造得通俗易懂，只注重其实际效果而不考虑其固有价值。

群体不理解逻辑论证，不会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不受推理过程的影响。

群众的想象力活跃而敏感，但形象化。

影响群众想象力的关键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引起注意的方式。

纳粹党对上述内容颇有共识。

戈培尔指出：“选民的绝大多数始终是愚蠢、粗鲁、盲目的。

他们很容易被蛊惑者和政客所蒙骗。

”[8](第150页) 希特勒鄙视群众的抽象思维能力，认为他们不做冷静客观的思考，而只凭情感的好恶决定其行为，掌握群众的关键在于从情感上打动他们。

他说：“每一种宣传必须是通俗易懂的，也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

要将宣传的知识水平，根据那些想要注意但又知识程度低浅的人们所能接受的能力加以调整。

做宣传时，纯知识层面的标准愈低，就愈能掌握更多的群众。

”[5](第108页) 纳粹宣传亦无视道德理性。

戈培尔讲：“客观性与宣传没有任何关系，宣传和事实没有任何关系。

”[7](第50页) 希特勒则露骨表白，对群众进行宣传时，“弥天谎言往往有某种可信的力量，因为一个国家的广大群众常常比自觉或自愿更加容易地腐蚀在他们感情的深渊中，因此在他们纯朴的思想上，在大谎言和小谎言之间他们更容易成为前者的牺牲品，因为他们自己时常在小事上说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

他们从来没想杜撰大的谎言，他们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够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被查明之后”[5](第196-199页) 。

宣传绝不能客观，更不能承认对手的任何观点，对之做丝毫让步。

宣传需要讥讽敌人，更需将之“妖魔化”。

这有助于利用人们对恐怖的逆反情绪与敌人斗争。

宣传不仅要有激烈的内容，以吓退那些怯弱且性格不坚定的人，而且还需伴以暴力恐怖行为。

恐怖的价值在于不仅能来恫吓人们，而且可以争取追随者。

后来成为纳粹广播负责人的奥根·哈达莫夫斯基曾明言：“宣传与分等级的使用暴力必须用巧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使用。

它们绝不相互排斥，使用暴力是宣传的一部分。

”[8](第16页)勒庞认为，形象、词语、套话、幻觉是影响群体意见和信念的直接因素。

“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

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极大。

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

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4](第85页) 群体往往处在幻觉的影响下，他们充满幻想，“像趋光的昆虫一样，本能地转向那些迎合他们需要的巧舌如簧者”。

[4](第91页) 纳粹宣传者认为，言辞对群众感情的影响比报刊文字更具力量。

希特勒说：“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时候起，一直是说话的神奇力量，而且也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

”[6](第39-40页) 只有演说家才能将群众中蕴藏的情感力量激发出来。

戈培尔宣称：“革命不是由伟大的作家产生的，而是由伟大的演说家产生的。

”[7](第47页) 勒庞将断言、重复和传染视为领袖说服、动员群体的重要手段。

断言必须简洁有力且不断重复才能发挥威力，影响群众的观念。

“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作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4](第103页)得到有效重复的断言能够消除异议，并形成流行意见，是为“传染”的启动。

传染的威力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和感情模式。

当时流行于工人阶级中的学说，被勒庞视为断言、重复和传染的成果。

纳粹宣传亦要求以简单易懂的方式重复表达。

希特勒指出：“群众对于（宣传的）接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领悟能力低但遗忘性高，从这个事实来看，每一种有效的宣传只能局限在很少的几个要点，并以简短的标语形式表达，一直如此运用到确定任何人也都能够知道含意。

若把这些基本原则牺牲而想要多方面发挥，就将造成宣传功效整个都散失掉。

这是因为群众对过多供应的材料，既无法加以消化也记不住。

”[5](第108页)弗洛伊德曾言，勒庞的“问题意识”“使他的见识即使只从经验层面看，也没有人敢于断然否认其价值”。

[4](中译者序第9页) 但勒庞群体心理学分析的许多内容并未得到实验心理学的充分支持，且偏见亦多。

如何理解许多偏见、非理性的内容被纳粹宣传惊人地大量套用，仍需要对纳粹宣传之心理因素做深入探讨。

弗洛姆的群体心理分析认为，人类活动取决于两种心理需要：一是与同类交往以逃避孤独，一是需求自由以发展个性。

但是，“摆脱了既保护人又限制人的前个人主义社会的枷锁的现代人，并没有获得能使他的个人自我得以实现，即他的智力、感情和感官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这一意义上的积极自由。

自由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但同时又使人陷于孤独、充满忧虑、软弱无力。

这种孤独是人所难于忍受的。

摆在人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逃避自由的不堪忍受的负担，重新去依赖、屈从他人；二是进一步去争取建立尊重个性、把人置于至高无上地位这一基础上的积极自由”[1](第11-12页) 。

实际上，逃避自由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异化”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