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严复及其“信达雅”的影响陈雯【摘要】严复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他提出的＂信达雅＂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影响。

＂信达雅＂是三位一体的有机体,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但＂雅＂字引起较多争议,褒之贬之,见仁见智。

本文通过研究严复先生的生平经历、＂信达雅＂的提出来探讨严复先生及其翻译思想的影响。

%Yan Fu is a famous thinker and translator in China,whose translation standard "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has influenced a lot of translators.The"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principle is both an organic unity and an outline of the though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While there are still many arguments about "elegance".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Yan Fu and his transloution thorghts through his experience and the putting forwardaf "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 and clegance" principle.【期刊名称】《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31)006【总页数】4页(P125-128)【关键词】严复;翻译标准;信达雅【作者】陈雯【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重庆40133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A8回顾中国翻译的发展史，出现了许多影响巨大的翻译著作，彪炳史册的翻译思想也得到不断发展和创新。

例如国内翻译学界有三国时期的支谦，还有之后又出现彦琮的“十条八备”，玄奘的“五不翻”，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以及傅雷的“神似”说和钱种书的“化境”说，可谓蔚为大观。

其中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当属近代翻译家严复先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长期以来，人们在“信、达、雅”的指导下进行翻译，并将此作为衡量翻译质量的标尺。

后世在中国出现的翻译理论都是在“信、达、雅”的基础上延伸并扩展的，包括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都是延续了“信达雅”的精神。

一、严复其人严复（1854－1921）初名体乾、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又易名复，字几道，晚号愈野老人，别号尊疑，又署天演哲学家，福建福州人，特赐文科进士出身，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

严复先生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

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国救民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

同时，在《天演论》中他正式提出“信、达、雅”三种翻译标准，至今影响整个翻译界。

至1909年，先后又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西方名著，达160多万字。

他是近代中国系统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1]。

二“信达雅”的提出和理解作为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李泽厚是这样评说的：“‘严复是将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哲学的理论知识介绍过来的第一人。

”[2]377因而严复先生是开创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伟大先驱者,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打开了眼界。

严复先生的最大贡献莫过于是我国翻译史上明确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的第一人，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

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引衬，以显其意。

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城”。

子曰：“辞达而已。

”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三者乃文章正轨，亦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3]。

信（fidelity）：从狭义上讲，就是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就是把原文所表达的意思准确地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出来。

而广义上讲，按科学取其真谛来看，“信、达、雅”实际上只留一个“信”字足矣，即“全方位的信”，不仅忠实于内容也设法模仿原文语言的形态结构，以达到所谓“准确”忠于原文。

但“信”并非是指无条件的忠实于原文，信的程度取决于翻译目的和译者对译文的理解以及对读者的考虑，而严复先生本身也没有做到完全的坚持“信”。

达（expressiveness）：达是翻译中最不好表达出来的，这可从“信、达、雅”三字的英译中看出。

信和雅，基本上公认译为:fidelity和elegance。

而达的英译却各有千秋:readability,fluency等。

“达”并不啻指通顺，而且要“以显其意”，把原文的内容，精神，风格等在译文中很好地表达出来，使译文的读者能够充分理解原意[4]。

由此可见，只有这样的“达”，才会有更好的“信”。

“信矣不达，虽译尤不译也”，可见“达”为“信”服务，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关系。

雅（elegance）：信和达是对翻译的“硬件要求”，具有科学的精神。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雅是一种“软件要求”，只有感觉或程度上的差别。

雅，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

一个实用性很强的商品（硬件）再配以精美的包装、恰当的宣传和优质的服务（软件），才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商品”。

译文亦如此，谢思田教授曾经说过：严复的“雅”指翻译的达“意”阶段上，使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在求“达”的同时，创造出其译文特定读者所青睐的文体美学效果[5]。

所以“雅”在严复先生的文章中运用得很多，例如：《天演论》开宗明义第一小节，严复译为：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

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

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原文略)[3]由上可见，原来的文章是由三个长句所组成的，而且从语法结构上来讲每个句子中都包含大量的复合从句，结构复杂。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机械的用“信”的标准要求去翻译,那将会是很长的句子，不利于理解。

因此，严复采用了多个平列短句不仅传达了原文的意思，并且使文章更有美感，句子节奏感强，富有韵律，这也充分体现了“雅”的运用和本质。

“信达雅”三者虽代表着翻译的三种标准，但是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却是密不可分的。

正如“王佐良在《严复的用心》(1982年)一文中说：“故信、达而外，求其而雅。

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雅”的目的是“行远”和“求达”。

“假如我们再推一步，既然为‘雅’即所以为‘达’，而为‘达’又是即所以为‘信’，那么，为‘雅’也就是即所以为‘信’了”(王宏志，1999：84)。

由此可见，“达”和“雅”是实现“信”的手段，并且均为实现“信”服务。

所以在我们实际生活翻译中，要对这三个标准进行有机的结合,而不是受约束于条条框框,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文章主旨并将”信、达、雅”运用其中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展现严复先生的思想精髓.三“信达雅”的推崇与运用“信达雅”是严复先生基于自己的翻译实践活动并吸收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结果,是他自身翻译经验切身感受的概括和总结之后提出的言简意赅的翻译标准。

严复在其《〈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这“三难”后来也成了很有影响的翻译标准。

自提出以来,曾被无数学者所接受和推崇。

郁达夫将“信、达、雅”视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林语堂认为“信、达、雅”包罗万象，蕴意丰富，胡适则做了对此较为详细的解释。

胡适曾这样评价：“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能勉强作到一个达字。

[6]”“信、达、雅”在后人的继承和发展中成为我国翻译界影响最深、最具生命力的翻译标准。

我国现当代伟大的翻译家钱钟书先生就是受影响者之一。

作为严复翻译标准的推崇者，钱钟书指出在《管锥编》中引用了三世纪佛经翻译家支谦的《法句经序》,令人信服地指出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字皆出自《法句经序》,同时表达了他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理解。

他说：“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

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

支、严于此,尚未推究。

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

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矣,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7]。

钱钟书又在“信、达、雅”的基础上提出“化境”的文学翻译标准。

钱钟书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文化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是‘化境’[8]。

他的标准要求译者在语言上不要“生硬牵强”，内容上“完全保存原作懂得风味。

在“化境”中，“完全保存原作”即体现了严复翻译标准中的“信”，忠实原文；不露出“生硬牵强”体现了严复提出的“达”，语言通顺畅达，不生涩；“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重在“化”，体现了“雅”，如“语言优美”，“切合原作风格”。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位伟大的翻译理论家和实践家，鲁迅也深受严复“信、达、雅”的影响。

但鲁迅的翻译理论更多的强调社会功能，可以概括为“直译”，“求信”，“达旨”，这正是他翻译的目的，也正他认为是翻译应该完成的任务。

鲁迅非常强调直译，即逐字逐句进行翻译。

他在译文《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写道：“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

”[9]这体现了鲁迅的翻译思想，即将外语异质的要素和表现方式引入本国语。

鲁迅认为这对于本国与的改造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他提出“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的说法，正符合了严复提出的“信”，忠实原作。

尽管鲁迅强调直译，但他并非是将直译、异议二者对立开来。

相反，鲁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意译。

其实，鲁迅直、意译兼顾的“求信，达旨”的主张正体现了严复的“顾其言而不达，虽译犹不译也”的翻译观点。

因此可见，鲁迅先生的翻译理论也是严复“信、达、雅”的运用与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