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分异是指不同职业背景、文化取向、收入状况的居民住房选择趋于同类相聚,居住空间分布趋于相对集中、相对独立、相对分化的现象。

简言之就是社会分化在城市空间布局上的表征。

笔者认为在以自由市场为主要调节机制的经济模式下,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

有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城市居住空间的特征是基本没有分异,而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城市居住空间的特征是分异加剧与局部极化。

阶层进一步分化和贫富差距扩大是居住空间分异的主观原因,住房制度的改革以及房地产开发的多元化则是客观原因。

也有学者认为住房制度改革是影响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

笔者认为,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是一种客观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是由城市居民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生活方式、消费类型、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

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自由化,特别是住房商品化的改革加速了这一客观社会现象的产生。

对于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是倡导还是控制有不同的学术意见,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适当的多样性与异质性是城市具有社会自由与市场活力的表现,是一个城市健康发展的特征和条件,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居住空间分异必须加以控制。

如果居住空间分异不加以控制可能产生空间极化或不同经济阶层之间的相对隔离，然而不论居住空间分异产生空间极化或社会隔离都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下面通过笔者阅读从2002年到2013年有关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有关论文60余篇，从中选择较为典型性的十篇，从国内外城市空间分异产生原因、现状、影响以及解决方法及其局限性几个方面做出一定的综述。

1．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解释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社会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生活方式、消费类型以及居住条件等方面出现种种分化,在城市地域空间上最直接的体现是居住区的地域分异。

空间居住分异,从人文生态学角度解释,是由于居民的职业类型、收入水平及文化背景差异产生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区,其实质是社会分层在居住空间地域上的反映。

也有学者认为居住分异是指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家庭结构、择居观念的不同而产生的居住水平和居住区位的差异,在空间形态上形成面积不同、景观相异、相互隔离且具有连续性发展趋势的同质化居住区体系,形成城市景观中的空间马赛克现象。

另有学者认为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是指在一个城市中,不同特性的居民聚居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整个城市形成一种居住分化甚至相互隔离的状况。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状及分析赵凤）2．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原因造成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原因是多样的，可以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层面来分析。

2.1从政治上看，城市居民因为政治上的差异而聚居在城市的不同空间位置，在西方国家，不同选区选民的特点是很明显的。

从经济上看，贫富差别会导致城市居民空间分布上的不同主观选择和客观结果，从而形成富裕阶层居住区、中等收入居住区和贫民居住区；从事相同经济活动的人群也往往聚居在一起，形成不同职业人群的隔离分布。

从文化角度看，同一文化传统或同一文化层面的人群往往选择居住在相同区域，例如国外的唐人街、北京的浙江村、国内城市新建的文化型居住区等。

西方传统城市空间结构模型早已明确反映了居住分异现象，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型、霍伊特的扇形模型、哈里斯—乌曼的多核模型，都反映出高收入阶层住宅区、中等收入阶层居住区和低收入者居住区的相对分异。

并且可以看出，在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下，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化是以经济收入差别为特征的。

现代城市社会空间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这种分异现象，反而使之强化（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及贫困人口分布状况研究*吕露光——以合肥市为例）2.2居住水平差距大，城市住区的居住水平体现在住宅房型与面积、配套设施、户外空间环境、住区管理等主要方面。

分析数据表明,不同类型住区的居住条件差异极大。

中高档的商品住宅住区,由于采用市场化的开发运作方式,必须依靠功能良好的住宅、齐全的设施、完善的服务、严格规范的管理,才能吸引中高收入阶层的居民。

因此,住房条件明显优于其他类型的住区。

反之动迁安置小区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住宅以解困或改善型的经济房型为主,虽配备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和绿化活动空间,但往往因位置偏远,住区周边缺乏地区性的服务设施,造成居民生活不便,如金杨二街坊。

而对于自身配套不完善的边缘住区龙南七村,居民交通、生活十分不便,居住定居意识不强,购房的比例远低于租房的比例。

对于历史保护价值较高的住区,政府作为历史建筑、街区保护的主体,受资金短缺的困扰,对住区的改善多停留在建筑外观、小区绿化等环境整治方面,无力进行建筑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更新。

以长乐村为例,原为独户居住的单元多被分割成四五户人家居住,最多达七户。

经济水平不高的居民虽不满于现有住房的拥挤不便,但无力迁出,致使违章搭建现象严重。

由此可见,这种单纯的保护方式既不利于历史建筑的保护,也不利于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

社会阶层分化明显居民的来源、职业构成、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在不同类型住区内存在较大差异,形成城市不同社会阶层在居住空间上的分化倾向。

作为中高价商品房,居民多为有较高收入的个人购房者,如海丽花园居民中私营业主和三资企业员工比例较高。

建成年代较早的城市旧住区,居民住房一般通过单位分配、租借、从父母继承等多种方式获得,居民职业差别较大。

边缘及动迁安置小区往往邻近外来民工的聚居区和当地居民的生活区,其居民除动迁户外,还有部分回迁户和个人购房者,居民来源相对复杂。

随着高收入居民向居住质量较高的住区迁移,这些住区的居民构成以无力回迁的中低收入阶层为主。

从典型案例的比较来看,海丽花园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长乐村、金杨二街坊、龙南七村等小区的居民。

海丽花园居民家庭拥有的移动电话、摄像机、钢琴、家用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比例也明显高于其他小区。

居民价值取向差异显著不同类型住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不同,导致居民对邻里交和参与住区活动的意愿也不相同,表现为传统居住模式的交往密切与新兴高档住区人情淡漠倾向。

城市居住空间是城市社会的基本空间类型。

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住宅产业化步伐的推进、住区管理体制的变迁以及城市住宅开发渠道的日益拓宽,各种新型的住区不断涌现,城市住区的类型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特征,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日趋明显。

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过程是社会经济关系分化推动作用与居住物质环境对社会经济分化的响应、限制和酝酿作用的时空整合结果。

具体来说,目前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的产生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背景:多层次住区空间分化为居住空间分异提供了物质前提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批租和有偿使用制度的推行,城市规划作为政府调控空间资源的工具,更加注重于土地级差效应的发挥,并由此确定和划分不同类别的居住用地,这为形成潜在居住质量不同的居住用地的空间分布提供了规划基础。

其表现之一为在住宅开发建设中,开发商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投资对象主要是区位、环境优越地段的中高档商品住宅小区;而政府兴建的经济适用房多位于地价低廉的边缘偏远地区,以降低开发成本。

不同层次的住区在空间布局上形成分化,为居住空间分异提供了物质空间的准备。

住房商品化为居住空间分异提供了政策条件在我国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以单位为主体组织居住空间的模式,居民居住条件的差异往往表现在同一住区内住宅面积、楼层、朝向等的不同,不同住区间的差异不大。

随着住房商品化和住房补贴货币化政策的实施,住房市场成为决定居民居住空间的主导因素。

住房供给的多样化和住房消费的多择性,使多数居民能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选择居住地点,导致聚居模式由单位导向为主向收入阶层导向为主的转变。

动迁安置小区作为旧区改造中政府对动迁居民采取/实补贴0政策的特殊产物,居住条件较商品住宅小区有较大差异,对现阶段居住空间分异的进程具有重大影响。

自主性择居行为为居住空间分异提供了实现途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主要是个体择居行为整合结果的体现。

择居行为的市场化,使不同职业、收入的人群在选择住房时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形成了居民择居意愿和行为上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高收入阶层可以选择交通便利、居住质量较高的住区,而低收入阶层则只能居住在价格较低的住区,使居住空间分异逐渐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标志。

住房制度改革是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住房制度改革后, 城市居民可根据自身社会经济特征和消费偏好, 选择居住区位和住房与邻里质量, 住房选择行为相对自由化。

商品房的开发在住房制度改革后得到鼓励, 房产商在政府宏观调控指引下, 自主选择投资区位, 建设不同层次的住房和邻里,以满足不同层次居民的居住需求。

不同类型企业、不同工龄的职工在享受房改房的机会明显不同, 造成享受者和未享受者住房条件的差异, 从而形成居住分异。

公共部门的干预使得住房类型构成多样化, 出现了经济适用房、房改房和廉租房等资助房, 与商品房并存;种种约束条件使得社会群体在不同类型住房中分布并不均衡, 形成居住分异。

（住房制度改革对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的影响，刘望保, 翁计传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广州510275)3．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现状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不同住区的区位条件、外部环境、住房条件以及居民的人口和家庭构成、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

上海市若干居住小区的调查¹结果充分体现了各类住区的差异,本文即以海丽花园、长乐村、金杨二街坊、宝钢十村和龙南七村五个代表性案例予以阐述（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规划对策研究刘冰张晋庆）3.1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的基本现状中国城市中的居住分异由来已久,封建社会时期受礼制思想和阶级对立的影响,就有分区而居的长期传统。

建国之初,住房供给被纳入国家统一建设、统一分配的计划经济体系,人们没有选择住房的权利,因此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居住分异[3]。

但是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中的居住分异依然是十分明显的,只不过是按照不同的/单位0地域被重新诠释了。

1988年后国家进行了住房体制改革,一个基本的方向是住房建设投资由过去国家、单位统包的体制改革为国家、单位和个人三者合理负担的体制。

1998年,国务院又对住房制度进一步提出了改革的要求,明确提出了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货币分配,最终过渡到商品房制度。

随之,大规模的商品住宅建设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

随着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居住空间上逐渐形成了以环境较好的高档商品住宅区为代表的高收入居住区,以安居工程和经济适用房小区为主的中低收入居住区,以及以旧城衰败的单位制住宅和政府新建廉租房为代表的低收入区[4],城市在居住空间上的新型分异正在快速形成并扩大。

（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的制度成因及其调控)基于住房供给的视角，徐菊芬张京祥）4．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对城市发展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是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