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8-09-16作者简介：王鸿（1974-），男，福建莆田人，现任中共莆田市秀屿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教育工委书记。

在外地人尤其是本省人眼中，莆仙人是个极具个性又颇有争议的地域族群。

这从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与莆仙人有关的俗语及称谓可以略窥一斑,如：“神仙难赚兴化钱”、“无兴不成镇”、“好女不嫁莆仙郎”以及“中国的犹太人”等等，可谓毁誉掺杂，但似乎贬多于褒。

从某种意义上说，莆仙人是福建人中一个具有明显双重性格的地域族群。

其文化性格概括起来，主要具备以下6个特征：刚正诚直又中庸圆滑；敢闯敢拼又拘谨守旧；豪爽大度又促狭封闭；安土重迁又尚武冒险；团结协作又相互排斥；吃苦耐劳又投机取巧。

这种文化性格的双重性，其深层原因是莆仙传统文化模式的特殊性。

一、传统文化模式下的莆仙人价值取向莆仙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而是由多种文化融合构成的复合体。

其成分主要来源于以下5个方面：第一，古闽越族的文化遗存。

莆仙古属闽越国领地，原住民为闽越族土著，崇拜蛇图腾，长期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

第二，中原汉文化的传入。

历史上中原汉民曾4次大规模入闽，其中相当一部分定居莆田，也带来了先进的以儒家为主的古中原汉文化。

第三，外来文化的冲击。

宋代以后，随着东南沿海海外贸易的发展，阿拉伯、波斯及欧洲等海外文化相继东渐，对莆仙传统文化构成了一定冲击。

第四，宗教文化的传播。

除了古闽越族的原始信仰外，中原汉民带来的佛、道教（二者占主要地位）以及外来的伊斯兰教、摩尼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信仰都在这里得到不同程度的传播。

还有自本土产生并向外传播的妈祖信仰和“三一教”信仰。

第五，邻近地区文化的渗透。

主要是与台湾和闽南泉州的文化交流和渗透。

上述文化结构中，除了古闽越族的遗存及外来文化成分，其他的如宗教文化（不包括宋以后的外来宗教）、邻近地区的文化等，基本上还是由中原汉文化派生、衍变出来的产物。

所以说，“中原汉文化是其主体构成。

”[1](P1)在主流与边缘间徘徊的文化矛盾———略论莆仙传统文化模式王鸿摘要：文章指出莆仙人文化性格呈现出的双重性，是莆仙人区域群体意识和风尚、习俗长期积淀、交融的结果。

文化思想上对儒家正统的迷恋、追求与地域处于边缘状态的矛盾，是导致莆仙人文化性格双重性的本质因素。

关键词：莆仙人；文化模式；价值取向；文化性格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09）07-0077-05经上述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对莆仙传统文化模式的类型作出以下概括，即一种以古中原汉文化为主体，糅合多种异质文化而具有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双重特征的边缘化、混合型文化。

不过，这里面农耕文化的成分比例远远大于海洋文化，其特征也相对明显。

这一独特类型的地域文化模式在其形成过程中就孕育了这样一对文化矛盾：文化思想上对儒家正统的迷恋、追求与地域处于边缘状态的矛盾。

因其文化的主体是古中原汉文化，也决定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是儒家正统。

但由于其地域上的边缘状态（地处偏远，腹地狭小，本身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历史上传入的中原文化在这里显示出一种寄居的性质，使得莆仙这一地域文化长期被排除在主流文化圈之外，一直以来无法取得强势的地位，从而也决定了该地域文化模式长期以来在文化意义上的边缘状态。

于是，在各种历史因素和自然、社会条件的综合下，兼具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特征的莆仙文化模式，表现出一种非常特殊的风格，那便是：多元复合、双向交织、灵活适变又底气不足。

归纳起来大体有5个基本点：第一,从生计方式看：固守本业、农商并重。

莆田以农耕为主，但也面临大海。

整体而言，历史上莆仙人从商为贾，更多是作为农业经济的一种补充收入，无论是外出经商或从事海上贸易活动，从数量和活动形式看，都不能与同是沿海的泉州、厦门等闽南人相比，甚至不能与福州沿海的福清、长乐等地的居民相比。

第二，从教育传统看：尊儒崇文、向学乐仕。

莆仙历史上最突出的文化特色是科甲鼎盛。

所谓“科目得人之盛，天下鲜俪，”[2]是中国古代典型的科举文化区。

自南朝、唐以来便形成以家族教育为核心的文化教育格局，读书风尚浓厚，有“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比屋业儒，不废读书”[3]之称。

莆地科甲鼎盛是特殊自然环境与人文氛围双重作用的结果。

据《仙溪志》、《闽书》和《八闽通志》，莆郡历来“壤地狭小”，“产薄而用俭”，因而“习俗渐趋于文”，进学举业被当作必要的生存手段，进而才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

另一方面，莆田又是福建文化发轫较早的地区，汉晋时期入闽后定居莆仙的中原汉民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宦家士族，中原士族尊儒崇文的教育传统在这里得到有效的传承与延续。

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基本生存和自我实现两种心理需求相互激荡，莆田创造了中国科举史上的奇迹，曾诞生过2000多名进士、12位状元、7位榜眼、5位探花，其中登宰辅、位执政者14位，任尚书者30多位。

留下“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士”、“一科两状元”、“魁亚占双标”、“兄弟两宰相”等流传不衰的佳话。

第三，从人生信条看：勤勉务实、刻苦自强。

在农耕文化熏陶下的莆仙人，形成了勤勉务实、刻苦自强的人生信条，笃信只有勤奋刻苦、自强不息，才能生存下来并且改变自己的命运。

外地人常说“神仙难赚兴化钱”，其实这样理解只说对了一半。

因为莆仙人大多节俭勤快、吃苦耐劳，只要自己能做的事，宁可吃点苦受点累，也不能轻易让人把钱赚走。

他们视经济利益被人不合理地占便宜（不管数目大小）为莫大的耻辱，称之“宰土猪”。

可见，莆仙人是把不合理地被人占便宜提升到衡量一个人智商的高度来看待。

几乎每个莆仙人从小就被长辈灌输以这样的观念。

久而久之，便在自觉不自觉中养成了不肯轻易让人占便宜的习惯意识。

第四，从宗法伦理看：强调血缘、注重乡族。

莆仙人的血缘关系深受儒家宗法伦理的影响，每个人都被儒家传统在血缘关系的网络中安排了具体的道德义务，而家族制度则进一步在组织和制度上强化了这种义务。

这种关系推而广之，就是浓厚的乡族和地域观念。

历史上，因兵火战祸而避难迁徙闽中的北方移民，基于共同生存的需要，其注重血缘地域关系的宗族观念比他们在本土时更为浓烈。

另外，创业初始阶段，在在主流与边缘间徘徊的文化矛盾与当地土著居民争夺土地山林等生存资料的斗争中，那种拧成一团、结帮互保的宗族观念有助于他们在异地他乡立足生存。

这种以地域为限、以血缘关系为准的宗法伦理，在莆仙人外出时则扩展为浓厚的老乡意识和乡土观念。

如喜欢活动在老乡这个圈子当中，出外碰到老乡，不论是否有外地人在场，总习惯用方言交谈；倘若与外地人产生矛盾纠纷，不管内部闹多大意见，绝对一致对外，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小地方“抱团”心态。

然而在本土，可能因为自古以来地狭人多，社会自然资源严重不足的缘故，莆仙人“窝里斗”现象也比较突出，在生存与发展的竞争中极易产生互相排斥的心理。

第五、从信仰构成看：诸神并崇、世俗功利。

莆田是古闽越族的居地之一。

古闽越族人拥有自己特有的原始宗教信仰，主要包含祖先崇拜和蛇图腾崇拜两大内容。

汉唐以来，随着中原汉民大量入闽入莆，盛行于中原一带的佛教、道教等因之传入，逐渐在莆仙地区传播。

于是，不仅当地土著民族“信巫事鬼”的传统被继承下来，而且还吸收、融合了中原汉民各种宗教信仰中所崇拜的神灵。

宋元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外联系增多，外来的一些宗教信仰也对莆田产生了影响，如伊斯兰教和摩尼教。

进入清中叶，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开始传入莆田并逐渐蔓延。

除此，还有一些对历史地方名人的崇拜，如梅妃、妈祖、蔡襄、钱四娘、陈文龙等。

从而“使莆仙民间宗教信仰逐渐形成神祇庞杂、神佛并供、杂乱无序的宗教信仰体系，呈现出多神性、广泛性、地方性和盲目性等特色”。

[4](P20)人们往往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参与各种崇拜信仰活动，以求得精神寄托与心灵安慰，于是产生了人一旦遇到困难、不顺时见佛就拜、有神就求的怪异现象，呈现出浓郁的世俗功利色彩。

这些，都对先尽人事、后听天命的观念行为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上述5个方面的基本价值取向，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莆仙这一地域族群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系，也构成莆仙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并在长期历史发展和功能交互作用过程中形成一个超稳定的心理结构，对莆仙人的文化性格及外部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三、传统文化模式对莆仙人双重性格的影响通过对莆仙传统文化模式的整体把握，我们可以发现莆仙人文化性格呈现出的双重性，与其传统文化模式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在联系：（一）莆仙人文化心理的双重性前文提及，莆仙传统文化模式在其形成过程中就蕴含着一对突出的文化矛盾，即文化思想上对儒家正统的迷恋、追求与地域处于边缘状态的矛盾。

这对矛盾从本质上导致了莆仙人在文化性格上的双重性。

它隐藏着一个这样的悖论：一个离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越偏远的地方，如果对这一国家的主流文化思想（在中国则为儒家正统）越迷恋、越渴望被接纳，越会助长其文化上的浮躁心态，反而越把自己推向了边缘状态。

对主流或强势文化，它要么表现为迷恋和崇拜，要么表现为斥拒和消解。

因而体现在文化心理上，要么自大，要么自卑，在与各种文化（特别是强势文化）的碰撞、交流中，很难以一个稳健、宽容、大度的心态去面对和参与。

文化上的浮躁心态往往外现为莆仙人性格中的不确定性和双重倾向。

它在现实人群中的表现则有以下两种情况：其一，同一地域族群的人中，具备迥然不同的个性特征。

其二，对同一个体而言，往往具有双重性格倾向，只是程度不同。

这种独特现象几乎成为莆仙这一地域族群文化性格双重性的普遍写照。

大部分莆仙人其先进、积极的一面往往无法发挥到极致，到一定程度或层面上就停滞不前，甚至朝相反的方向退缩。

这种性格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出外是龙、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7期家是虫”的闽人现象。

（二）莆仙人思维模式的双重性莆仙人思维灵活机动、处事精明适变，具有勤俭务实、吃苦耐劳的良好品性。

但缺陷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亦农亦工亦商牵制、影响了莆仙人的视野格局，使其往往脱离不了小生产者的思维窠臼，习惯于“小打小闹”，养成过于在意、计较眼前小利的短视心态，因而给世人留下精明但不聪明、气量不够宏大的印象。

虽然敢为人先，但后劲不足。

（三）莆仙人道德伦理的双重性自晋唐以来，莆仙这一地域人群的文化教育便一直恪守传统儒家的道德标准，因而始终能够与封建政治伦理相依而存。

“其人好礼而修文，仕相矜以名节。

”[5]儒家的传统道德伦理成为莆仙民间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深刻地影响了莆仙人的观念结构和人文个性。

然而它却有两方面明显不同的具体表现：1、表现为忠国（君）爱民、刚烈诚直、严谨肃穆。

这种品质从莆仙历代的文化名人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例如：唐代以刀磨颈而不愿叛变的西川节度推官林蕴；后梁因不愿改赋被削去状元名籍的诗人徐寅；北宋愤作《四贤一不肖》诗、被誉为“四谏”之一的蔡襄；南宋挺身使金、始终守节不屈的郑侨、方信孺；明代因上书惨遭廷杖、关入死牢而不改初衷的刑部员外郎林俊，不计杀身之祸、率先发起弹劾严嵩父子的监察御史林润；清末因弹劾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而“直声遍天下”的监察御史江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