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与幸福综述
摘要:中国gdp快速发展,在gdp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幸福指数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关键词:gdp幸福指数中国经济
当前中国经济的状况。

日本公布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4742亿美元。

日本gdp低于中国1月公布的58786亿美元,日本正式交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位置。

日本首相菅直人说:“中国经济规模很大,就应当担任在世界上更大责任。

”此外,海外收购、超级富豪、股票市值;中国都排在世界第二。

1 gdp增长中存在的问题
国内存在经济失衡。

我国经济总量、财政收入位居世界前列,但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长速度却不能与之匹配。

导致我国经济的失衡状态,即当下的gdp比重中,国内居民消费不到35%,而投资与净出口却占了65%,由此形成了典型的投资扩张而内需不足的经济模式。

相应的,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比例却不断上升。

当前我国行政费用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6%,而日本只占3%,欧洲许多国家也不到4%。

2 告别唯gdp论成全国共识幸福指数将成导向
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

人们在重新思考一个常识问题:经济发展到底为了什么？早在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演说时就明确提出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
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与幸福指数”。

温家宝总理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在近期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幸福”成为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二五”规划中的高频词。

告别gdp崇拜,缔造幸福中国。

已经到了付诸实践的阶段。

“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治导向的轮廓正在不断清晰,而它如何通过全国“两会”转化为全社会的行动,将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走到尽头的“唯gdp”。

事实上,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来自1953年联合国发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及其附表”,它是这一体系的核心指标。

在经过1968年与1993年的两次修订之后,sna 系统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最主流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被称为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的萨缪尔森对gdp赞誉有加:“虽然gdp和国民经济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们确实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如同人造卫星探测地球上的气候,gdp描绘出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景。

”连曾长期执掌美联储的格林斯潘也说,是gdp“把秩序带给了本来是混乱的世界”。

然而从gdp诞生的那一天起,对它似乎难以取代的尊崇地位的争议就从未停止,20世纪另外一位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早就警告世人,应远离对gdp的迷信。

“gdp是充满穷人的富裕”。

gdp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gdp高速列车在行进之中,始终没有摆脱轨道上那些恼人的障碍栏:人均gdp呢？社会公正程度呢？环境的牺牲呢？资源的过度开发呢？收入分配的方式呢？人民的幸福感呢？甚至,gdp数据
本身的可信度呢？
谁能取代gdp。

几年前,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加入环境因素的绿色gdp概念,“纯经济福利”的概念,都因为在操作上根本不可能实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目前不大可能发明一种全新指标取代gdp,他认为只可能以gdp为关键性指标,再将环境和生活质量等因素加入其中,建立综合指标库。

事实上,联合国早已开始这样的尝试,1990年,联合国在《人文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这是一个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组成的综合指标。

中国的幸福实践。

什么是幸福？温家宝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网民互动时,对幸福一词下过定义:所谓幸福,就是要通过我们不断的发展生产和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每一个人都
能过上更加体面的生活。

当宁波市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安平面对《中国新闻周刊》关于gdp考核的问题时,陈安平说:“唯gdp？早已过时了！”提出“唯经济增长论英雄”的考核指标实际上成为唯gdp增长论,忽视了社会、自然、区域以及不同群体协调发展,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随之显现。

“弱化片面追求gdp指标,引入环保、政府负债、发展服务业和社会保障等指标”。

其实,告别“唯gdp论”已成全国上下一致共识。

据悉,全国范围内新的发展考核指标体系也在酝酿生成中。

让民众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去做,由此形成的结果,必然可以增进民众的幸
福感。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

这一点,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计划或规划。

种种迹象也表明,地方政府已经领会了这一变化的政治意图,开始把施政目标从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向民众的幸福。

但是,这一转向能否顺利完成,需要实践检验。

3 幸福从哪儿来？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得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得到同步增进。

调查显示:在1946年～2004年的将近60年间,美国人的平均幸福指数几乎没有大的波动;日本则更加典型,从1958年到1991年,日本的人均收入翻了两番还多,但其平均幸福水平却仍然维持在1958年的水平。

我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根据盖洛普公司自1994年开始在中国进行的消费者调查,在1994年～2004年的十年间,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先升后降,与gdp的增长变化并不同步。

这就是所谓的“幸福悖论”现象,它引起了人们对经济与幸福之间关系的反思。

第一,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正相关,而是呈倒u形曲线。

也就是说,存在一个临界收入水平,在达到临界值以前,收入增长对提高幸福水平有重要作用,而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值,进
一步的经济增长对于提高幸福水平或无效或效果很小,甚至有反作用。

第二,经济因素虽然是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如果过分关注经济因素,以至于忽略甚至牺牲了其他许多重要的非经济因素,比如亲情、友情、健康、环境等等,是大大有损人的整体幸福感的。

第三,相对收入水平比绝对收入水平更能影响人的幸福
感。

因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常有一种心理倾向,就是把自己的收入跟他人相比较,比较的结果能够反映出个人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的幸福水平。

实际上,不仅仅是在经济收入方面有社会比较的存在,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政治待遇、生活环境、文化程度等方面也一样有社会比较。

所以,消除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不合理差距就成为保障国民幸福的一个必要措施。

因此,在社会实践中,要求人们依靠个人的勤劳和智慧,通过合法的、道德的途径,提高可支配的经济收入,为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提供良好的保障。

树立全面、整体的幸福观,综合考虑影响幸福的各种因素,并依据个人的能力和条件,制定最优的资源配置策略,使其在保障了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更多地用于满足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