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骚体赋创作模式初探摘要汉代骚体赋的创作有模式可寻，这种模式是文人们创作的基础，也逐渐成为他们人格觉醒的一部分，对后世文学有一定的影响力。
关键词：汉代骚体赋创作模式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汉代骚体赋是面向自我的艺术创作，走着与散体大赋不同的道路。
骚体赋的创作有模式及规律可寻，这种模式是文人们创作的基础，其本身也成为他们人格觉醒的一部分。
一贾谊在《吊屈原赋》中将屈原的不幸归结为“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也就是说屈原的苦难完全是因为他所遭遇的那个社会没有中正之道造成的。
接下来，作者以几组对比来凸显这种不公正：“鸾凤伏窜”与“鸱枭翱翔”，“随、夷为溷”与“跖、为廉”，“莫邪为钝”与“铅刀为”，“弃周鼎”与“宝康瓠”等。
末段则多用反诘语和感叹句，感叹“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解脱的方式则为“远浊世而自藏”。
以此反观屈原，则认为：自沉汨罗根本不值得，须知“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可以说，《吊屈原赋》是骚体赋的一个典型模式。
以思索屈原品行作为开篇与结尾，中间则以贤愚、贤佞对比来凸显个人遭际，并不断反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最终给怀才不遇的伤感一个排遣的出口，选择时机，徘徊在仕隐之间。
此后其他作者的作品，虽各有特色，但大体是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变化。
刘勰《文心雕龙·哀吊》：“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
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文略，故辞韵沈。
班彪、蔡邕并敏于致语，然影附贾氏，难为并驱耳。
”司马相如《哀二世赋》，从“登陂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至“弥节容与兮，历吊二世”以占篇幅二分之一来写过宜春宫所见之景，以此引发对二世殒身的感慨。
足见，司马相如在基本模式之上，增加了景的分量，适当压抑了情感的抒发。
扬雄《反离骚》名虽为反，实际上仍是在哀吊屈原。
他希望屈原能留住有用之身，而不是投江自尽，但又用老、庄思想指责屈原“弃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遗”。
有学者认为：这反映了作者明哲保身的思想，而未能正确地评价屈原。
仔细研读《吊屈原赋》与《反离骚》，不难发现二者对屈原的品德甚为推崇，只是对其沉江殒身的方式不能苟同。
又《汉书·扬雄传》曰：“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留涕也。
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畔牢愁》、《广骚》文多，不载，独载《反离骚》。
”扬雄在研习《离骚》上用功颇深，《反离骚》因景仰屈原品格，同情屈原遭遇而作，被作者投诸江流作为凭吊之用。
《畔牢愁》、《广骚》因同样的目的而作，惜其未能流传下来，后人不得而见。
故，对扬雄作品格调不能因其与《离骚》所反映出的观点不同而轻下判语。
无论是贾谊认可的“远浊世而自藏”，还是扬雄赞成的“不得时则龙蛇”，实质都是为“怀才不遇”找适合自身的出路，以适应汉代的生存环境。
二如果说司马相如、扬雄在情感的抒发上较之贾谊走向内收敛一路，那么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则是向外。
王世贞《艺苑卮言》曰：“太史公千秋轶才，而不晓作赋。
其载《子虚》、《上林》，亦以文辞宏丽，为世所珍而已，非真能赏咏之也。
观其推重贾生诸赋可知，贾畅达用世之才耳，所为赋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赋》，绝不成文理。
”《悲士不遇赋》内容上多说理而少夸饰，形式上似骚而不用“兮”字，频用对仗，从而达到直抒胸臆，酣畅淋漓的艺术效果。
刘熙载《艺概·赋概》云：“司马子长《悲士不遇赋》云：‘没世无闻，古人唯耻。
’此即‘述往事、思来者之情。
’……可见古人言必由志也。
”在“言必由志”这一点上，司马迁格外突出，几乎略去了基本模式中因人而感慨，触景而生情的部分，单刀直入称“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
”下文论及不遇原因，更是直言“美恶难分”、“天道微哉”，而不采用将“美”与“恶”落实为两组具体事物进行对比的方法。
至于对情感出口的寻求也与前人有别，如果说他人处于保守防御的位置，司马迁则倾向于对命运主动进攻。
他为自己的人生设置了一个立足点，即“朝闻夕死，孰云其否”，意即只要能做出贡献，就算早上完成，晚上死去也都满足了。
这与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相类似，都是对真理或某种信仰追求迫切，锲而不舍。
不同的是，孔子之“道”近公，是要教化民众，实行仁政；司马迁近“私”，要以个人成就感来抚平人世的一切创伤。
司马迁希望这种个人成就足以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鲁国叔孙豹给“不朽”以分类和定义：“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这种划分，实际上是以所造福对象的覆盖面作为标准，愈近“私”则愈下。
而司马迁的才能恰在“立言”方面，他为此已达到“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的境地，即使巨大的才能被世人埋没，还是要永远勤奋，至死方休。
《悲士不遇赋》抒发个人情志，充满了个人理想的高扬。
三班固《幽通赋》则对基本模式中各部分的处理有得有失。
明郝敬《艺圃伧谈》云：“班固之《幽通》，屈平之残膏也。
”明凌稚隆辑《汉书评林》引黄震语：“固之赋《幽通》，将以致命遂志也。
然气摄而辞戚，固之不得其死，已占于此经。
”清于光华《评注昭明文选》引孙月峰语：“历言理之不常，数之难定，而于之以致命遂志，抒情写郁，总归正道，可以醒贪夫，可以励修士，其行文气骨，亦拟《骚》之神似者。
”又引张扬庵语：“通篇立意正大，俱同曹大家《东征赋》。
庄老狂流，悉力截断，引绳据墨，俨然儒者典型。
”结合以上评论来看《幽通赋》，则其得手处在于抒情写郁，而不至汪洋恣肆，不加规矩，能“总归正道”、“立意正大”，宗经述圣，秉承儒家正统。
其失手处在于屈平之残膏，不无貌似神非之弊；有“致命遂志”之心，却“气摄而辞戚”，言志而词多诘屈，气骨略显卑弱。
在“因人而感”这方面，《幽通赋》走得更远，大量引用典故，探究历史规律，认为吉凶祸福皆为命运所掌控。
所谓“形发于根柢兮，柯叶汇而灵茂。
恐网之责景兮，庆未得其云已”，即人的形貌气质继承于父母，而吉凶夭寿，非独在人，还要受命运的驱遣，无须责怪他人。
那么，班固为情感找到的抒发途径自然是修道俟命，保身遗命，毕竟“观天罔之覆兮，实谌而相顺”，天道保佑世人，尤其会辅助那些德信兼备且顺应天命之人。
《幽通赋》中亦言“朝贞观而夕化兮，犹己而遗形”，与司马迁“朝闻夕死，孰云其否”貌似，实则更接近孔子所言，增加了顺命之意，减少了发愤而反抗命运的成分。
黄震所说的“辞戚”正在此处。
足见，《幽通赋》在处理基本模式各部分上手法趋于娴熟，而思想内涵趋于保守。
四首先，骚体赋这种较为稳定的行文模式，有利于文人进行翻新创作。
从屈原等历史人物身上，他们更清晰地看到“命运”，也更清醒地反观自身。
说他们“张扬自己的个性”可能有些过，谓其通过历史之镜来定位自己的生存状态则更合适些。
屈原对骚体赋作家而言是历史的记忆，这种记忆不会磨灭，因为一遍一遍的回忆已经足够他们唤回潜隐的生命激情，来抚慰自己在盛世阳光下委屈的身影。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说得极为明确：回忆已经成为想象的领域，而回忆式的想象是一种“内在观念”，他在《自然与革命》中说：“回忆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功劳，是一种综合，即把在被歪曲的人性和自然中所能找到的片段残迹加以收集汇总的一种综合。
”回忆不是无本无缘，历史与本源的融合显然得在人自身找到切合点，人类需要思索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
汉代文人对屈原的思索最终归于对自身的思索，他们的创作在被文人群体认可的“内在观念”之上可以充分而自由地发挥，两位史家的骚体赋作品与他们的历史著作一样，显示出不同的气质。
换个角度来看，有什么样的个人情感，就会成就与其情感相呼应的作品。
通过骚体赋，我们不仅可以直观地看到文人士子个体人格的觉醒，还可以观察他们不同的觉醒方式及深广度。
骚体赋对于“怀才不遇”主题的挖掘，为后世文人拉起了承前启后的纽带，千百年来，彼此的文化情感是共通的，回忆与新的回忆激发连绵不断的创作。
其次，这种创作模式使得中国文人诗的抒情传统得到加强，开创了后世文人诗情感表现的新方向。
《汉代诗歌史论》中赵敏俐认为：抒情传统的加强和个体人格的表现确立了汉代骚体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它所开创的抒情方式也代表着后世文人诗发展的方向。
笔者对此非常赞同。
汉代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处于上升时期，这对人的影响往往呈现出极端的两面：自信心的不断膨胀；在现实中遇挫后又呈现出抑郁彷徨，甚至是消极颓废的情绪。
社会给予个人较之以往更大的发展空间，文人往往抱着极大的热忱去参与社会生活。
我们可以在散体赋中看到他们不厌其烦地“铺彩擒文”，这是积极心态投诸文学创作所产生的结果。
汉人因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多，崇尚一种外向的、扩张性的美，雍容华贵，端庄大方，比如服饰的华丽，器物的精美，书法的严谨与端正。
但汉人对美的认识难免流于表面，体现在散体大赋中就是作者极尽所能要把文章写得美一些，有文采一些，以致最初写文章的目的——言志退居次席，正所谓“劝百讽一”。
骚体赋继承屈骚的抒情传统，表现的多是文人自信心遇挫后情感上的起伏，呈现出来，要么是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要么就是“随波逐流”般的颓废情绪与自我批判，这在扬雄身上体现得颇为明显。
在面对自己内心真实涌动的情感时，文人会主动选择更具表现力的词语，而不是盲目追求字面的华丽。
这一点对后世文人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愈发注重文质兼备，注重在行文中对个人情绪的渲染而不是在文章结尾处点到为止。
再次，这种创作手法有利于延续《楚辞》的精髓。
《楚辞》中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非常执着，被刘向、王逸编入《楚辞》的几篇汉人拟作，除《招隐士》略有争议外，其他几篇都是代屈原立言。
这体现了他们对屈原不同流合污精神的认可与景仰，屈原也成了他们理想人格构建中的楷模，这直接影响到后世对屈原的认识。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作者对君臣遇合满怀希望，在遇挫后则是愤愤不平。
他们本质上所怀的真诚与屈原别无二致，只是多了一份消极的逃避情绪。
可以说这类特殊拟骚作品同其他骚体赋一道，将《楚辞》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流传下去。
最后，这种模式也是“文学自觉”的一种体现。
汉代文人在创作骚体赋时，未必在思想中构建出与其他文体截然不同的体系，但他们已经选择这种文体作为抒发个人不遇，排遣心中苦闷的载体，并且形成一定的套路，从最初悯惜屈原到后来逐渐悯惜自己，这足以体现出汉代文人的个体意识被唤醒，且有意识追求文采。
较之屈宋，汉代文士阶层人数增多，创作篇幅加大，创作数量猛增，其中屈原赋类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比陆贾类、荀卿类、客主赋三类都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