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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苏轼的婉约词特点.

浅论苏轼婉约词的艺术风格在词史上,苏轼向来被认为是豪放派的代表作家。

他的词横放杰出,清旷雄奇,“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陆游《跋东坡七夕词后》)。

但这位豪放派词的开派人,并不只以豪壮见长,其婉约词写得非常出色。

在苏轼的全部词作中,婉约词流传至今的有三百余首,约占传今作品的87%,占了将近大半,而且有很多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这些词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不亚于唐宋时期其他婉约词。

被张炎称为“清丽舒徐,高出人表”为“周(邦彦)、秦(观)诸人所不能到”(《词源》卷下)。

南宋王灼在《碧鸡漫志》中也说: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面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

历代词话评论家都有肯定苏轼词婉约风格的一面并评价甚高。

一、题材广泛情真意挚“诗庄词媚”,“词为艳科”,这是婉约词人对婉约词的基本看法。

他们认为作为词就是为了“娱宾遣兴”,“作佐清欢”。

正因为如此,唐未及宋文人作词的动机,大多是应歌而作,只是“绮宴公子,绣幌佳人”作“清艳之词”,“助娇之态”。

它是不大需要作者真情实感,多写歌妓情感,以闺怨离愁为主。

苏轼以前的婉约词,内容主要是剪红刻翠的“艳科”和旖旎温柔的“情话”,题材范围十分狭窄。

苏轼把诗文革新运动引入词坛,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文人词旧有的格调,赋予词以新的灵魂、新的生命。

苏轼对婉约词题材的创新表现在两个方面:1、沿用传统题材,赋予新的思想“词为艳科”,“言情”是晚唐以来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苏轼也写男女之情,但他主要表现青年男女之间纯洁真挚的爱情,写得清新、活泼;他还抒写还至死不渝的相思之情,也写得情真意挚,感人至深。

如《南乡子·双荔枝》:天与化工知,赐得衣裳总是绯。

每向华堂深深见,怜伊,两个心肠一片儿。

自小便相随,绮席筵不暂离。

共恨人人分拆破,东西,怎得成双似旧时?这首词描绘了“自小便相随”那种青梅竹马式的纯洁爱情。

全词犹如一泓清澈泉水,清新直率。

令人欣喜。

又如写景,暗写情,寄情于景,以对照法点明离别之久。

思念之深。

新颖深婉,不落前人窠臼。

描写烟花柳巷中歌妓的生活,刻画她们的形象,也是晚唐以来表现男女之情的题材之一。

但这类传统词都带有狎侮女性的描写。

而苏轼的这类词,多表现对歌妓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这是高于传统歌妓词之处。

苏轼对那些侮辱、被损害的歌妓平等对待和深切同情,这与他一生的坎坷不平联系在一起。

他在《醉落泊·席上呈杨元素》词里发过“同是天渊伤沦落”的感慨;在《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里,把殷勤留别的佳人引为比旧交新贵更为可贵的知已。

“旧交新贵音书绝,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

”这是多么真挚的感情。

些外,苏轼不像前人写同类题材的词时惯常注目于歌妓的神态色相,如《水龙吟》(楚山修竹如云)、《减字木兰花》(空庆响琢)等均是富有音乐美的词篇。

至于那首由韩愈《听颖师弹琴》诗隐括而成的《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其摹写起伏抑扬的音乐之美,几乎原作同臻化境。

伤怀别人也是婉约词传统题材。

在晚唐伤怀别人词中,对象主要是女性,内容为恋情。

苏轼在创作此类词时,不但表现男女之间的离愁别苦,还扩大到送别挚友、怀念亲人的范围。

如〈昭君怨·送别〉,写作者与友人的恋恋不舍,依依惜别,表达出缠绵的别情。

又如《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这是一首情念亡故的恩师欧阳修的词。

“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作者把自己与明月都看成“识翁人”。

实以明月自比,表示对欧阳修情谊的永恒和纯洁。

苏轼与兄弟苏辙的友爱,那是著名的,手足之情,使他对兄弟异常怀念。

如在《西江月·黄州中秋》中说:“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满江红·怀子由作》中说:“辜负当年林下语,对床夜雨听萧瑟。

恨此生,长向别离中,凋华发”。

这与传统伤怀别人题材相比,增加了较多的社会内容。

2、开拓婉约词新的题材领域首先,苏轼将咏物之作引入词中。

托物言志本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晚唐五代词中却绝少咏物词。

高水平的咏物词当是:借物言情,以物达志。

达到物中有我,我中有物,咏物与寓意的高度融合。

欲达此境界,则香草美人的婉约笔法最为适宜。

苏轼婉约词中的咏物之作并不很多,却达到了咏物词的极致,吟咏范围也很广泛。

在他笔下,有凌霜傲雪,催人奋发的青松;有令人赏心悦目,梦回酒醒的白芙蓉;有“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的梅花;有“骨细肌香,恰似当年十八娘”的荔枝;甚至还有“斗赢一水,功敌千盅,觉凉生两腋清风”的清茶……通过咏题,苏轼含蓄地将自己的品格、理想和情趣溶入了松梅等物的精神之中,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咏物极境。

例如《卜算子·黄州写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本词写于黄州。

当时苏轼因“乌台诗案”遭贬,只身寄寓于凄凉的定惠院。

因刚刚出狱,惊魂未定,又“郡中无一识者”,故常策杖江边,望云而茫然,心境孤寂苦闷。

这种幽独孤愤之思,在其时写的诗中多有表现。

如《海棠》诗云:“只有名花苦幽独”;《月夜偶出》云:“清诗独吟还自和”等。

上述这首词则是苏轼于深夜难眠、月下独步之际,偶见孤鸿掠影,一时情与物会,遂将满腹幽愤,借孤鸿形象和盘托出。

孤鸿惊起却频自回首者,乃抒发了诗人猝遭迫害,一腔怨恨无可倾诉之孤愤。

而拣尽寒枝却终宿沙洲者,正表现了他虽处穷厄却不屈身随人的孤高自守的情操。

词以拟人化手法写得语近意远,含而不露,很切合苏轼当时的心境。

王安石变法前,苏轼亦主张变革的。

王安石变法后,在变法内容与方法上,他与王安石不和,又更多地看到新法的弊端,而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因而遭到贬斥。

在外放期间,苏轼勤于政务,也确实看到新法于民不利的一面,遂作诗托事以讽,本是希望君主能察知民隐,“庶几有补于国”,竟被诬陷这“诽谤时政”而下狱、远贬。

后来,苏轼回首这些往事时说,如果他当时稍加俯就,凭他的地位和名望,是可以得到重用,甚至飞黄腾达的。

但他却自甘幽独,誓为苟合。

这不正是“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静沙洲冷”最好的注脚吗?再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

萦损柔肠,因酣娇眼,欲开还闭。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轻薄杨花逐水流”本是陈腐的题目,但到了苏轼手里却翻也了新意。

在这首和词里,他借杨花的“抛家傍路”抒发了自已贬谪黄州的飘泊之感。

杨花漫天飞舞,纷纷飘坠,竟无人怜惜,忍看酿就春色、装点春光的美好事物凋零、陨落。

字里行间正寄寓了词人那种万感丛集、内中无主的深广忧愤。

“抛家傍路”既是杨花真实写照,也映现着作者才难为用、一任飘泊的迁客逐臣的现实处境。

全词以迷离惝恍之笔,写郁塞彷徨之感,既抓住了杨花之神,又摄取了人的魂魄力。

由人体物,心与物游;借物写人,神与人合,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难辨的境界。

诚如沈谦所说:“东坡‘似花还似非花’一篇,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

”王国维也对之推崇备至:“咏物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1)。

其次,在词中描写农村风光,苏轼可称第一人。

描绘田园景色和农村风光,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题材,而在苏轼的词作中,农村题材的词作约占全部苏词的十分之一。

可见他对农民和农村生活的关注。

他写农村的词作风格多样,其中一部分写得清丽妩媚,词情宛转,当属婉约词之列。

最为有名的是他在徐州任上所作的五首《浣溪沙》。

这是为了徐州城东石潭谢雨而作。

苏轼以清新明丽之笔,写出了农村的秀丽风光,讴歌农民繁忙的劳作和雨后喜悦的心情。

在词人笔下,有黄童、白叟、采桑姑、卖瓜者等勤劳、质朴的农民形象;有春末夏初,麦收在望的农村风光;还有缫丝、赛神、观使君等农村风情。

词中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芳香。

读来象风物画那样令人神往,也如抒情乐曲般沁人肺腑。

词中含蓄、蕴藉之处,颇能诱发读者的遐思与想象。

其四云: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

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

敲门试问野人家。

在一般文人眼里,枣花既无丽色,又无馨香,且屑细如粉,难入诗词。

但在苏轼笔下却颇有生气,落在衣巾上竟能簌簌有声!这正反映了苏轼对农村风光的热爱和普降喜雨后的怡悦心情。

结尾也很发人深思:“野人”尚能赐我一杯粗茶,解我之渴,而我“使君”当赐农何家?贬官黄州后,苏轼又写了五首吟咏农村风光的《浣溪沙》。

但时过境迁,词的情调不复从前那样欢悦。

如“翠袖倚风萦柳絮,降唇得酒烂樱珠。

樽前呵手镊霜须。

”虽然似“哀高丘之无女”的情调,不失苏轼的风流儒雅,但实际上是恢谐其外,内寓凄苦。

这种游戏谑浪之语,虽符合传统的婉约词风格,反映的却是苏轼对农民疾苦的关怀:“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

”此种题材,此等胸襟,苏轼之前的婉约词中是没有的。

二、意境清新格调高雅北宋词坛盛行婉约词,苏轼的婉约词多数也是袭用传统的题材。

诸如男女之情、羁族伤怀别、饮宴酬赠等等,但他写得清丽流畅,情趣高雅,大大提高了婉约词的格调。

以《花间集》为代表的晚唐五代爱情词,多写男欢女悦,幽会密约,其词情浮艳,充满脂粉气“。

擅长写都市风光与农民生活的柳永,虽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但其艳情词亦往往寄情声色,陶醉于依红偎翠,故情趣不高。

苏轼却与之不同,他的爱情词体现了“天工与清新”的格调,表现的是青年男女爱恋的纯真和伉丽的情深意笃,以至生死不渝。

仅以被王士祯称赞连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为例,抛开词人以香草、美人手法寄寓自己的政治失意不说,只看那“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儿女情,它也是健康、纯洁,充满活力的。

苏轼十分珍重夫妻之情,为后世留下了感人至深的爱情诗篇——悼亡词《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在这首被誉为“心思之曲”的词中,苏轼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典型性的事物和迷离恍惚的梦境描写,抒写了对亡妻王弗的刻骨怀念,表达对亡妻生死不渝的爱情。

封建时代的文人向有写悼亡作品的传统,其中潘岳的《悼亡诗》和元稹的《遣悲戚》都是古今传诵的佳作,和这两首诗比较,苏轼的悼亡词,既不像潘岳那样单纯写追忆当年鸳鸯的双飞双栖生活,也非元稹那样写富贵显达后对亡妻的追念,而是写仕途坎坷、政治怀抱难以施展时,对曾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体贴他的贤德亡妻的怀念。

这种久郁于胸的哀愤之情,通过梦境潮水般宣泄出来。

比之潘岳、元稹之一诗,感情更为真挚,忧愤尤为深广,遂成千古绝唱。

这首词之所以有如此震憾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还在于它带有浓重的“怀人”成分。

亲人的死亡对生者来说是精神上最大的打击和摧伤,因为死者不能复生,绝了生者与之再见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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