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7 952010年 第7期黄宗羲的君、臣、法思想及启蒙意义文/赵玉摘 要：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潮始于16—17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日趋衰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代。

作为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三代前后的君、臣、法思想进行了对比，揭露出现有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种种弊端，对理想的君臣关系和法律制度进行了初步的设想，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君道思想，“为天下，非为君”的臣道思想和“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法律思想，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空想成分，但其中所体现的民主启蒙精神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觉醒。

关键词：黄宗羲；君；臣；法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0）07-0095-02一、“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君道观黄宗羲在论述自己理想的政治制度之前，假定了一个人类社会产生之初的自然状态“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1]他认为在人类产生之初，人们都是自私自利，好逸恶劳、趋乐避苦的，而这就会使天下的公利没有人去兴办，天下的公害没有人去除掉。

此时就需要“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2]因此，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初并无所谓的君主，君主只是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其根本职责是为天下万民排忧解难，兴利除害。

黄宗羲认为这种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理念是三代之前设立君主的本意。

然而，三代以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后世的君主与三代时期为人民谋利的君主不同，他们的地位逐渐的发生了变化，君主和天下的关系也就渐渐地被颠倒了，变成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3]后世的君主认为天下百姓的受利或蒙害，都是由自己所掌握，把君主的利益看作是首要的，把天下人民的利益看作是次要的，他们为了一己之私和一己之利又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从而使天下的人都不敢自私，不敢自利。

并且，进一步把天下视为自己的产业，传给后世子孙，让子孙也受用无穷。

因此，黄宗羲得出结论说君是天下之大害。

不过，黄宗羲对现有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并不是说他真的要回到太古无君的社会，而是表明他主张实现人的私利以满足人性的需要。

黄宗羲所认同并努力构建的是一种“民主君客”的理想社会，这就必须恢复君主原本的职责，扭转几千年来君与民不合理的主客地位，要求君主视天下为万民而存在，并以人民的苦乐为第一要义，使君主成为为天下之民服务的公仆，这就类似于当今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

君民主客地位的这一转变，打破了自秦汉以来社会政治由“君”到“民”的自上而下单线垂直模式，使一元君主的专制权力变得空洞化，预示着治世的原点由“君”转向了“民”，依此建立的新型君民关系，构成了以“民”为原点的向周围辐射型的政治格局。

二、“为天下，非为君”的臣道观既然天下与君主是主客关系，那么君臣之间也应是平等关系，遵此原则黄宗羲提出了怎样做臣以及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谈古论今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有研究者指出，大部分美国人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部分上与美国对“中产阶级”的文化定义有关，是美国人的心理建构。

在美国，“中产阶级”就是“普通族”的同义词，相当于中国人说的“老百姓”或“收入一般的人”，是富豪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

同样，在马来西亚，认为自己在中产阶级之列的占总人口的60%，而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约在1万美元；同样在韩国，人均年收入约1万美元，尽管其中有很多人没有房子，尽管韩国工人人均负债1万美元以上，但大部分人都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看到这些数据，我们不禁想起伏尔泰的名言：即使上帝是不存在的，我们也是造一个出来。

这是否也是“美国梦”得以实现的合适注脚呢？（二）“美国梦”的启示。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在中国中产阶层的主观建构与客观实在之间不一致。

这意味着社会阶层研究不能停留在根据客观指标进行分层的层面，也不能仅仅依照所谓的“普遍”性标准和原则进行，必须关照当今中国人的主观建构层面。

因为根据职业及相关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组织资本等客观变量提出的客观阶层体系与人们主观上的阶层建构之所以存在差别，是因为人们在阶层主观建构上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即使是文化资本、组织资本和经济资本对个人的主观建构的影响，也是通过他们身临其境的具体社会情景和场所、以及他们不同的参照群体而发生作用。

目前中国中产阶级认同的滞后与局限势必会影响中产阶级的健康发展。

由此，我们必须审慎地对待中产阶级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因此，重新建构中国中产阶级认同已是当务之急。

首先，在意识领域上引导社会正确认识“中产阶级”。

社会学者刘玉能认为要让人们认识到中国的中产阶级应该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不再指马克思主义所有制关系意义上的阶级，而是指社会上具有相近的自我评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特征的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阶层。

一方面，要倡导积极向上、勤勉爱国的精神风貌与高尚、诚信的社会道德。

强调中产阶级负有促进社会公正、民主和进步的责任，引导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在富有之后更多地回报社会。

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和广告媒体不可过度宣扬其经济财富和生活方式，以免将人们对中产阶级的认识引向歧路。

其次，中产阶级也应该是社会普通一员。

他们不应该认为自己有比别人更多的权利，但也绝不应该放弃自己拥有的平等权利。

他们应该主动来维护社会秩序，平时参与公共生活和社区建设，如打义工，为各种民间事业捐款等。

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多了，社会就会稳定。

如果我们只以金钱来衡量中产阶级，不讲公民的权利、品格、责任，那么我们培养的，就只能是个庸俗的阶级。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作者简介：张虹（1987— ），女，湖南常德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

参考文献：[1]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54—256.[2]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分层[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层[M].巨流论文公司,1989:82—83.[4]周晓红主编.中国中产阶层调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96 2010.072010年 第7期的臣的问题。

“有人焉，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曰：否！杀其身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曰：否。

”[4]他认为看君的眼色行事，乃至杀身以报其君的人不能称之为臣，真正的臣应该是“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5]如此说来，臣真正的职责就是以天下万民为己任，因此他对后世“君为臣纲”的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在黄宗羲看来君臣关系不同于父子之间的血缘命定关系，将两者联系到一起的是他们共同治理天下的职责。

臣可以选择是否出仕，君主也可以选择臣，君臣之间是可以互相选择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天下万民的公利。

这样，君臣和父子就不能相提并论。

此外，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君臣可以为陌生人的观点。

“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

”[6]就是说如果君臣有共同治理天下的目标的之时臣出仕，二者才具有政治关系。

而如果没有共同目标，臣无天下之责的时候，那么臣与君主就可以成为陌路人。

黄宗羲的这些观点打破了传统社会“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的泛政治化倾向，将父与君，孝与忠相分离，使君臣关系可以随时变化，不再是天然的或者宿命般的关系，这隐约透显了君臣关系从命定身份到契约的转向。

在批判了君臣父子关系的观念后，黄宗羲对君臣关系做出了精辟的论述。

他认为，君臣关系是建立在双方分工共治天下以造福万民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相对松弛的平等协作关系，而非是具有严格等级绝对服从的主奴关系。

君主与臣虽然名分不同，但职责都是为天下万民提供服务。

他对共治天下的君臣关系做出这样的比喻“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

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

”[7]就是说君臣都是抬天下这根大木头的，只有分工不同，并无高下之分，大家只有相互配合，齐心协力，才能完成任务，说明了君与臣的地位实际上应该是平等协作的师友关系。

黄宗羲以“为天下”、“为万民”的正义替代了为君独尊的理念，目的是要把至高无上的君主拉回到与臣等同的地位上，可以说是对“君为臣纲”观念的有力回击。

三、“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法律观除了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黄宗羲还对维护封建君权的法进行了批判。

他推崇的是夏、商、周三代的法，“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

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

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末尝为一己而立也。

”[8]由此可见，三代之法是从天下本位的原则出发，为满足百姓的衣食、婚姻家庭、文化教育、安全防卫等各方面的需要而设立的，其根本精神是以天下治天下。

按照这样的法律，在朝为官者不一定高贵，在草莽为民者也不见得低贱，也就是说三代之法没有阶级界限，在它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三代之法是“无法之法”，是真正的天下之法。

但是，三代以后的法却背离其道，“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向其法不得不密。

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9]黄宗羲认为后世之法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三代以后的君主得到天下后，视天下为自己的私产，并且为了维护其统治并使子孙后代能永享其统治特权，便制定各种各样的法律条文来确保其统治。

由此出发而制定的所谓“王法”，只是代表着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维护封建特权的护身符。

因此，这种“法”说到底不过是君主的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

通过对古今之法的考察，黄宗羲提出要想拯救病态的社会，改变天下的混乱局面，必须用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用法治代替人治。

他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认为在“天下之法”的约束下，如果统治者仁慈爱民，就可无不行之意而大有作为，从而造福社会；如果统治者昏庸愚劣，也不会对天下造成太大的灾难。

黄宗羲想借用夏、商、周三代之法来改革后期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他所讲的立天下之法实质上是全面恢复三代以前的井田、封建、学校、军队等制度。

但黄宗羲所津津乐道的“天下之法”仅仅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因为在剥削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要想让剥削阶级自动放弃其剥削权利是不可能的。

不过，他认识到了法律对治国的重要作用，相对于重人轻法，将法治作为辅助手段而片面强调人治的传统儒家思想来说具有可贵的超越性。

四、启蒙价值及其局限性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君主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者，臣民只能绝对听命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