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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第五支队

新四军第五支队新四军第五支队,是淮南地区的主力部队之一。

她坚决执行党中央的东进方针,深入皖东敌后,转战淮南铁路以东、津浦铁路两侧和淮(阴)宝(应)地区,艰苦奋斗,英勇作战,在尖锐复杂的"三角"斗争中,为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保卫淮南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淮宝地区,策应淮北、苏北抗日反顽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东进中诞生第五支队是在东进中诞生的一支劲旅。

她的前身,是第四支队第八团、挺进团和第三游击纵队。

八团原是鄂豫边区桐柏山红军游击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武汉宣布的命令,于1938年1月,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

当时,这个团受中共长江局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直接指挥。

3月8日,全体指战员在周骏鸣团长、林恺政委率领下,从信阳邢集出征抗日。

出发前,罗炳辉同志从武汉赶到邢集,传达长江局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欢送八团开赴抗日前线,并发经费5千元。

3月下旬,全团在皖西霍山县流波瞳与七、九团会合,支队司令高敬亭亲临驻地看望了八团的指战员,并讲了话。

4月,三个团由支队首长戴季英、林维先率领进入皖中,在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巢县等地区展开。

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皖东敌后非常空虚,是我军继续东进的大好时机。

周恩来副主席在征询了戴季英同志的意见后,要军部命令八团首先挺进皖东。

出发前,周副主席发给经费500元,军衣1200套,军毯500条,电台1部,解决八团的生活困难和通讯联络问题。

8月,八团接到命令,立即由舒城县西汤池等地向皖东敌后挺进。

路经合(肥)六(安)公路时,正值日军沿公路向六安、信阳进犯。

八团利用夜暗给露宿的日军以突然袭击,迅速越过公路,进入寿县地区。

9月,派一营到无为老牛铺接运教导员祝世风去皖南军部领取经费和弹药,团部也于同月率二、三营越过淮南路进入肥东、巢北地区。

从此八团即归军部直接领导、指挥。

八团进入这个地区后,在石塘桥和柘皋,先后同刘冲同志领导的东北流亡抗日挺进团和张恺帆、冯文华同志组织领导的巢县抗日游击大队(简称巢抗)会合。

随后,又协同肥东、巢县、含山等县的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并帮助主张抗日、同情我党我军的进步人士、巢县县长马忍言(冯玉祥之侄)恢复县、区、乡政权,从而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

11月,部队到全椒大马厂、滁县曲亭地区活动,并解决冬衣问题。

9月,减员严重的东北流亡抗日挺进团奉命随八团行动,并归八团指挥。

当部队进驻大马厂时,八团接到上级的情报,说"挺进团要叛投附近的国民党东北军缪征流部",遂报请上级批准,将其缴械,留下的人员分散编入八团。

东北流亡抗日挺进团,原称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是在周恩来副主席的关怀和指导下,由在上海抗战中失散的东北军抗日官兵八九十人组成的一支抗日武装。

1938年2月,周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根据他们迫切要求抗日和"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愿望,介绍他们从武汉到七里坪,归四支队领导。

3月下旬,他们进抵霍山县流波疃。

支队部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和他们的要求,派他们去皖东活动,自筹粮饷,自行发展。

4~5月间,挺进队经庐江过淮南路,进到巢县柘皋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6月,与"巢抗"合编。

不久,又收编了刘子清的土杂武装。

7月,支队部决定将挺进队改名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并派高志荣、时生、文明地、周利人等同志到该部工作。

当时,纵队司令是韦郁洲,政委刘冲,政治部主任高志荣,下辖三个大队,原挺进队为一大队,"巢抗"为二大队,刘子清部为三大队。

这支部队在皖东的全椒、巢县、含山、肥东等地,积极打击日伪、土匪和反动武装,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一度发展成近两千人的武装,为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利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出了贡献。

但由于党的领导不够坚强,忽视政策纪律教育,不注意巩固部队,不采纳张恺帆、冯文华同志的正确意见,加之对钻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刘子清失去警惕,因而在刘率部叛变后,部队思想混乱,大量减员。

在此情况下,冯文华大队脱离纵队单独活动,全纵队只剩下300多人。

8月,改编为东北抗日挺进团。

11月,在大马厂被缴械。

事后发现,所谓"挺进团要叛投国民党东北军缪征流部"的情报,乃是国民党特务制造的假情报。

当时贸然采取缴械的措施,显然是错误的。

12月,八团从全椒、滁县回师肥东、巢县、含山地区后,先后在花家集、炯炀河和夏阁袭扰敌人,打死打伤日军十余名;在龙城,打垮葛传江700余人的土匪武装,毙伤百余人;在店埠全歼汉奸武装200余人,生擒匪首刘孟乙,缴获大洋马14匹。

1939年春节(2月19日),在巢县东山口附近的方老人洼痛击来犯日军两个大队1000余人。

我指战员不畏强敌,英勇奋战,以劣势装备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

三营战士们手中的长矛、大刀和手榴弹大显神威,打得敌人胆战心惊。

经过一天激烈战斗,毙伤敌150余人,黄昏,敌用骡马驮着数十具尸体溃退。

八团一系列的战斗行动,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削弱了地方反动势力,并缴获了一部分武器、军用物资和大洋马。

我军英勇作战的行动,深受皖东人民的赞扬,为皖东迎来了抗战的春天。

1938年11月,张云逸参谋长率军部特务营到江北。

他先后视察了江北游击纵队和第四支队战地服务团抵达肥东梁园八团驻地。

他向团的领导传达了党中央和军部关于东进的重要指示和组建第五支队的问题,并对连以上干部讲了话。

他告诉八团的领导同志,为了贯彻执行东进战略方针,适应形势的需要,迅速开辟皖东地区,准备以八团为基础组建第五支队。

由此,张参谋长即直接指挥八团的作战行动,筹划扩编部队,揭开组建第五支队的新篇章。

2月下旬,八团由淮南铁路东侧进至津浦铁路西侧。

3月,根据张参谋长的指示,将八团扩编为八团和挺进团两个团。

5~6月间,郭述申、罗炳辉先后到达皖东。

接着以郭述申为书记,罗炳辉、周骏鸣、方毅、赵启民、林恺等同志为委员组成中共第五支队委员会;以八团团部为基础组成第五支队的司、政、后机关。

同时,将八团的教导大队改为第五支队教导大队。

6月下旬,叶挺军长亲临定远藕塘附近八团驻地。

除看望部队、指导工作外,还在徐小集参加了军民联欢会,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他在营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时,详细地阐述了东进的重要性和组建第五支队的意义,强调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贯彻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

他针对4月份顽军第十游击纵队第一支队刘子清部公然围攻我"巢抗"部队,缴去一个连枪支的"金城庙"事件,严肃批评某些同志对顽军的无理进攻,不进行自卫还击的错误。

叶军长的讲话,提高了干部对党的战略方针、统一战线政策和斗争策略的认识,对第五支队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1939年7月1日,第五支队在路西定远藕塘附近的安子集宣告正式成立。

司令员罗炳辉,政治委员郭述申,副司令员周骏鸣,参谋长赵启民,副参谋长冯文华,政治部主任方毅(后张劲夫),副主任林恺(后龙潜)。

支队下辖八、十、十五三个团和一个教导大队。

原八团为第八团,团长周骏鸣(兼),政委陈庆先,副团长罗占云,政治处主任祝世风;挺进团为第十团,团长成钧,政委徐祥亨,参谋长宋文,政治处主任王善甫;第三游击纵队(不含军部特务营)为十五团,团长林英坚,政委刘景胜,参谋长谭知耕(后胡定千),政治处主任方中立。

原八团教导大队已改为五支队教导大队,大队长是张翼翔,教导员是文明地(后王敬群)。

支队进到津浦路东后,又成立了一个特务营,营长李世安,教导员程启文。

第五支队是在党中央、军首长的亲切关怀和张云逸参谋长的直接领导下组建起来的,是贯彻执行东进方针的成果。

她的诞生,为继续向东发展,开辟津浦路东地区,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作了重要准备。

挺进津浦路东根据党中央关于"我党我军在皖东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和目的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5月,江北指挥部和中共苏皖省委(原皖东工委)派朱绍清、胡定千率八团二营和战地服务团一部分,跟随以方毅为书记的路东临时前委,到津浦路东进行战略侦察。

他们在盱眙、来安、六合一带侦察敌情,了解地方情况,联络地方党组织,按预定计划完成了先遣任务。

第五支队党委在听取方毅同志的汇报后,研究了东进的具体部署。

7月,派八团三营为先头部队,同路东工委书记李世农和一批民运工作同志一起进入路东。

8月,罗炳辉、郭述申率八团一、二营、十五团和支队部机关相继挺进津浦路东。

10月,十团也进到路东地区。

路东地区,地处津浦路以东、高邮湖以西、淮河以南、长江以北。

当时,这个地区除来安、盱眙两个县城仍由国民党旧政权控制外,周围城市均被日军侵占。

五支队进入路东后,将这块地区划为5个区域,分兵5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八团三营在来安、滁县,一、二营在天长、扬州;十团在盱眙、嘉山;十五团在仪征、六合;支队部和直属队在半塔集一带。

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积极宣传群众,扩大部队,进行统战工作,并配合路东工委,建立党组织,发展新党员,组织人民群众。

部队则不断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利益。

9月3日,滁县300余日伪军,在地方反动势力的配合下,侵占来安县城,企图一举歼灭在来安、滁县地区活动的八团三营,切断我路东和路西的联系,逼迫第五支队退回路西。

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保卫路东地区,支队决定乘敌立足未稳,先发制人,围攻来安。

罗炳辉司令员亲自率领部队与敌激战三日,毙敌百余名,敌仓皇逃遁,我取得收复来安城的胜利。

11月20日,日军一部和伪军王国六部共400余名,再占来安;另一部日军隐蔽在距县城十多里的百石山,准备伏击我军。

我部出奇制胜,深夜绕过百石山,直逼城下。

一部潜入城内,先歼日伪军一部,接着又在城外痛击从百石山来援的敌军。

日伪弃城而逃,我军再次收复来安城。

这次战斗共毙伤敌少佐指挥官以下日伪军200余名。

同月,十团在嘉山公路上痛击从明光出犯的日军,歼敌数十名。

部队在积极打击日伪军的同时,还取缔各地为日军维持治安、通风报信、征粮收税的"维持会",不断缩小"伪化"地区。

由此,我党我军的威望大增,路东地区呈现出一派蓬蓬勃勃的抗日局面。

参加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第五支队成立前,八团、挺进团和第三游击纵队等部,在皖中、皖东开展抗日活动中取得很大成绩,但由于受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认识不足,放手发动群众不够,也没有坚决消灭反动的游杂部队,特别是不懂得以我为主的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以致困难丛生,吃饭穿衣都没有保证。

日军占领武汉后,把他的战略重点转向敌后战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地区进行围攻、"扫荡"。

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全民族的利益,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把矛头也指向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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