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诗的人以识见为主:入门要正，取法要高；应以汉、魏、晋、盛唐的作品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后那样的诗人。

如果自己就退缩苟且，就会有下劣诗魔进入他的肺腑之间，这是因为立志不高的缘故呀。

好比行路没有到达目标，可以再加努力；但如果开头起步的地方错了，越跑越远，这就是因为入门不正的缘故。

所以说，学习上等的，只能达到中等；学习中等的，就沦为下等了。

又说道，见识超过老师，才可以传授；见识与老师一样，就只能够得上老师才德的一半了。

工夫要从最好的作品开始学起，而不可从低劣的作品往上学。

首先要熟读《楚辞》，早晚讽咏来作为根本；接着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和汉魏五言诗，都必须读熟；再埋头阅读李白、杜甫的诗，好象现在的人研究经学一样，然后广泛吸取盛唐名家，在胸中酝酿，时间长了就自然领悟了。

这样学习起来，虽然未必达到最高境界，也不失为正路。

这就是从头顶上做起，可以说是进到禅宗宗门的极处，可以说是寻求到根本处，可以说是豁然醒悟真谛，可以说单刀直入。

（提示：严羽开宗明义，认为作诗应当从“学盛唐”来入门，指出了不同于“江西”“晚唐”“四灵”“江湖”诸诗派的学诗门径。

）
诗的方法有五个方面：体制、格律、气象、兴趣、音节。

（提示：严羽于五方面中最推重“兴趣”。

）
诗的风格有九类: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

作诗的关键处有三个:起结、句法、字眼。

诗总体的风格类型有二种：优游不迫和沉着痛快。

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有一种:入神。

作诗而能入神，这是最高、最完美了，再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只有李白、杜甫达到了这个境界，其他人达到这个境界的大概很少。

（提示：严羽将诗分为九品，但未作具体描述，后人的解释以陶明（氵+睿）《诗说杂记》卷七的意见为代表。

严羽在划分九品以后又进一步将诗的风格分为两个大类。

并且认为诗的最高境界是入神，只有盛唐最上乘的作品才能达到。

）
禅宗有不同的流派，有大乘和小乘，有南宗和北宗，有正道和邪道；获得佛教正法的人，才能领悟佛理的真谛。

如果依据声闻、辟支二乘，都不是正法。

论诗如同论禅:汉魏晋和盛唐的诗就是第一义的，大历以来的诗就已降到第二义了。

晚唐的诗，就象是学声闻、辟支的结果。

学汉魏晋与盛唐的诗，总要在临济宗之下。

学大历以来的诗，总要在曹洞宗之下。

大概是因为禅道在于妙悟，诗道也在于妙悟。

孟浩然的学力与韩愈相差很远，可是他的诗偏偏超出于韩愈之上，唯一的原因就是妙悟罢了。

只有“悟”，才是内行，才是本行。

可是悟的程度有浅有深，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领悟，有人悟得透彻，有人悟得只是一知半解。

汉魏诗人是上乘的，无须假借于“悟”，直抒胸臆就是好诗。

从谢灵运到盛唐诸诗人，都悟得透彻；此外虽然也有领悟的人，都不能领会到真谛。

我这样的评论不过分，议论也不错误。

天下有可以废弃的人，没有可以废弃的
言论。

诗道也是这样。

如果以为不是这样，那么就是诗歌见识得不够广泛，诗歌研究得不够深入。

试拿汉魏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晋宋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南北朝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沈佺期、宋之问、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等诗人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开元、天宝诸家的诗而深入钻研，再只拿李白、杜甫二公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所有晚唐诸家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本朝苏轼、黄庭坚以下诸家的诗而深入钻研，它们真正的是非都能清楚地显出来。

倘使对于这些还没有看出来，就是被邪法外道蒙蔽他的真识，不可救药，终究不能领悟。

（提示：虽然严羽在运用禅宗用语时有很多知识性错误，但他只是以禅喻诗，目的在于提出“妙悟”说。

而为了达到“妙悟”之境，又提出“熟参”的具体途径。

“熟参”即对前人优秀作品的反复研读。

这种读书穷理的学力锻炼是“妙悟”的基础。

）
诗要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和多读书有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诗要另有一种意趣，它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

可是古人没有不多读书做学问，不多通晓人情物理的。

所谓不运用逻辑推理，不把话说尽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

诗，是吟咏内心情志的。

盛唐的诗人着重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没有踪迹可求。

所以他们诗歌的高妙处透彻玲珑，难以直接把握，好象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采，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近代诸公对这个问题作特别的理解，于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以这样的方法来作诗，哪里是不下工夫，却终究不如古人的诗。

大概在一唱三叹的婉转悠长的韵
味方面，有所欠缺吧。

而且他们的作品多致力于使用典实，不讲求神韵情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全篇读完，也不知主旨何在。

他们的末流更严重，叫噪怒张，大大违背了忠厚的传统，几乎以谩骂攻讦为诗。

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一次厄运，可说是一次劫难了。

那么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吗?回答说，有可取的，我取那些合于古人的作品罢了。

本朝初期的诗还在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诗风。

到了苏轼、黄庭坚，才按照自己的法式来写诗，学唐人的诗风才变了。

黄庭坚在字句上更下了很深的工夫，他那套诗法后来很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

近世赵紫芝、翁灵舒等人，唯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又稍稍接近清苦的诗风。

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不知道他们只是进入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象盛唐诸公达到了大乘正法的境地呢!唉！正法己经很久不传了。

唐诗的理论没有大力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是明白的。

现在既然提倡江西诗派就是诗正宗，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认为唐诗不过只是这个样子，这不是诗发展的又一不幸吗!所以我不自量力，从而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来作比喻，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地认定应当以盛唐为法。

即使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不退避的。

（提示：这一段对“兴趣”的内涵作了明确阐述。

在《沧浪诗话》中“兴趣”的同义词还有“兴致”、“意兴”。

严羽所谓的“别材”主要体现在“妙悟”上，或者说诗人只有通过“别材”才能达到“妙悟”的境界。

严羽所谓的“别趣”和他“兴趣”说的特定含义是相通的。

由“别材”而“妙悟”，由“妙悟”而“别趣”，这就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