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维新派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
19世纪末新知识分子关注的重点在于西方基督教对中国儒教的冲击，而对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其他方面的不利影响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维新派知识分子一方面大力提倡学习与引进西学，另一方面如康梁等又主张“创教”、“保教”，而夏曾佑、宋恕、陈虬等也提出“改教”、“复教”或“尊教”的主张。

虽然具体主张有差异，但他们均要求内充儒学之力，外与基督教相抗争。

维新派的这种文化民族主义表现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影响第一,“创教”“保教”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文化地位的呼声。

尽管维新派在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认识有误,但他们毕竟看到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一致性,强调文化救亡与政治救亡的不可分离,这一点相当可贵。

他们试图通过传统儒学的改造,重新构建国人的文化认同,以回应西方的宗教侵略。

应该说,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儒学革新运动,与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欲求是一致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保教”主张在维新派内部还是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如皮锡瑞就说,“保教在讲明孔子义理,使中国之人皆知孔子之大,并切实有用,自然尊信我教,不至遁人彼教”,“使外国人亦知孔子之大,并切实有用,自然不至藐视我教,不敢以彼教夺我教”①。

宋恕说:“白种横行,草芥我族,于是保种之说兴;基督末流,妄攻儒教,于是保教之说兴。

”②
第二,维新派借“保教”以宣扬西学,开通民智,有积极意义。

经过康梁打扮的孔教、孔学、孔子,已经与传统面目有了本质的不同。

梁启超在评论乃师对孔教的贡献时说:“先生者,孔教之马丁路得也。

其所以发明孔子之道者,不一而足,约其大纲,则有六义:一、孔教者,进步主义,非保守主义;二、孔教者,兼爱主义,非独善主义;三、孔教者,世界主义,非国家主义;四、孔教者,平等主义,非督制主义;五、孔教者,强立主义,非粪懦主义;六、孔教者,重魂主义,非爱身主义。

”
③康有为大量借用儒家学说中的“民本”、“大同”等思想,用孔学的旧瓶装人资产阶级的新酒。

如他在《孔子改制考》中说:“孔子之道,务民义为先。

'川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也,为人道之至。

”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与儒家“民贵君轻”的观点相一致,可以说中国古已有之。

康有为对孔学的如此加工改造,清楚地表明“保教”的目的不在守旧而在开新,即利用“西学中源”式的解释使西学获得等同于孔学的地位,藉以消除人们的疑虑,促使国人勇于吸纳西方新学说。

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后来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也有所披露。

他说,康有为硬“取近世之新学理以缘附”孔学,其良苦用心是使人们因崇信孔子而接受西学④。

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保教”说体现了其开通民智的进步性。

第三,“保教”也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性质,特别是康梁等人主张的“创教”与采.用孔子纪年两项,对国人的思想启蒙发挥出积极作用。

康有为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破坏儒教的王统与道统,夷孔子与先秦诸子并列,使史学继文字学之后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①,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疑古”思潮的先声,后来顾领刚、钱玄同等“古史辨”派对此屡有肯定;而“孔子纪年说”以孔子的教统替代封建君统,否定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也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在此影响下,20世纪初,围绕中国应采行何种纪年的问题,国人曾经展开讨论。

刘师培主张用“黄帝纪年法”,认为“康梁以保教为宗旨,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

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②。

梁启超在当时则连续撰写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多篇文章,讨论纪年问题,强调要考虑到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应以孔子诞辰为纪年。

此外尚有尧纪年法、夏禹纪年法、秦统一纪年法等。

不管怎样,人们已普遍认识到纪年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它不仅仅体现着中国从专制时代跃人民主时代,而且是“唤起国民同胞之思想,增长团结力”的重要手段③。

这一认识的提高,自然主要得益于20世纪初爱国主义思潮的激荡,但也不能说与19世纪末康梁大力倡导孔子纪年说毫无关系。

第四,维新派的“创教'川保教”,既不同于封建顽固派的“卫教”、“翼教”,也与张之洞之流的“保教”不可同日而语。

19世纪末,面对儒学的危机,维新派、顽固派、洋务派都先后打出“保教”旗号。

但仔细审视,三派所保之“教”是有很大差异的:维新派之“孔教”,是与资
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化了的孔教;封建顽固派之“孔教”,完全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孔教;而张之洞之流的“孔教”,虽具有一定的开新精神,但其实质与顽固派倡导的封建礼教,并无二致。

张之洞也大讲“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但他把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与三纲五常学说放在首位,认为“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樱为第一义”,强调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是“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④。

惟其如此,张之洞才炮制出著名的《劝学篇》,与维新派划清界限;顽固派们更是攻击维新派“保中国不保大清”、“以孔子纪年黝大清之统”。

封建顽固派的强烈攻击,张之洞的急于划清界限,从反面证明了“创教”“保教”说的积极意义。

当然,19世纪末康梁等人的“创教”“保教”说,也存在不少失误。

除了以往论者所提到的“创教”“保教”与孔学本身所具有的非宗教性质相悖离这一点外,笔者以为,其最大的缺陷在于对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问题认识的肤浅。

康梁等人屡屡强调“西学”是通行于世界各国而无碍的富民强国之学,而视“西教”为有害无益。

为救亡图存,中国必须引进、吸受“西学”,但同时又要保“中教”。

这一两难心理,正鲜明地表现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尚停留在表层阶段。

在戊戌时期,国人尚未提出明确的“文化”概念,人们多将“西学”(包括西政和西艺)等同于西方近代文化,将“中学”(主要是儒学)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这一理解很不准确。

就近代西方文化来讲,除“西政”“西艺”即通常所说的民主与科学以外,基督教新教传统也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降,以追求科学、民主、理性为主旨的启蒙思潮在西欧兴起,同时,西方基督教也发生蜕变,从排斥异端、敌视科学的中世纪基督教向以人道主义为特征的近代新教转变。

基督教新教较多地倡导科学与理性,注重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主张尊教宽容和信教自由。

它以对人提供终极关怀的形式,已有效地融人西方近代文化体系之内。

16世纪以来的二三百年间,基督教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并行不悖,证明它是属于西方近代文化系统之内的。

康梁等人将基督教排斥在西方文化之外,显然是不准确的,这是其失误之一;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也是一个极其宏富的系统。

这其中既有儒家学派,也有许多非儒学派,既有伦理道德的学说,也有其它文学艺术、哲学历史以及自然科学诸方面的思想与成就。

孔学、孔教自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远非中国文化的全部。

康有为等人从今文经学的思维方式出发,将孔子、孔学与中国文化等同起来,其认识明显又是狭隘的,这是其失误之二。

由于存在以上两个方面的缺陷,所以他们对中国文化危机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有以“孔教”危机替代民族文化整体危机的趋向。

他们的“保教”也就仅仅局限于发扬孔学、抬高孔子,这与中国文化整体的复兴与发展距离甚大。

而且,正如严复当时所指出的,“教”崇则“学”卑,“教”幽则“学”显①,孔教的繁荣昌盛,绝非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福音。

“定孔教于一尊”,对孔子、孔学这一儒家学派的过分拔高,与之伴随的,必然是对许多非儒学派与非“正统”思想的漠视或贬抑,这又是大大有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梁等人的“保教”说,与其维护与发扬中国文化的初衷又是相互矛盾的。

康梁等人的上述困境,较鲜明地体现了近代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初兴之时所具有的不成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