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华侨文化内涵华侨文化是由于华侨出国, 侨居异地, 将中国文化与侨居国文化交流、结合的产物。

华侨文化载体是华侨, 他们借助于探亲、书信, 与家乡保持联系; 有的回国办实业、教育、医院及其他福利慈善事业, 影响或改变当地文化景观或结构, 同时也将本土文化流布侨居地。

这种由华侨兴起和传播的特殊文化, 称为华侨文化。

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 应是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

华侨这个特殊社会群体, 生活在国外, 但根又在祖国, 一方面他们保留原有语言、习俗、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 有着深厚的本根文化基因, 另一方面, 又深受侨居地文化浸染, 接受、吸收当地异质文化, 加以创新, 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 华侨文化具有国内和国外两个源头, 具有明显的跨文化、跨地域的特点,处于内外两种或多种地域文化边缘, 是一个特殊文化系统。

但对国内某一地域文化来说, 它又是这个文化系统在海外的延续和空间占用, 如岭南文化在海外所拥有华侨群体和地域即为岭南文化一部分。

蜚声海内外的广东侨乡各地办的侨刊, 到1987 年多达107 种, 堪为华侨文化的一个缩影。

对于它产生的故土一方, 华侨文化同样具有明显中外文化结合品格, 无论在土地利用、聚落建筑、语言文字、习俗、服饰, 乃至行为方式、思维理念等方面, 都有异于当地文化或深深嵌入后者之中。

这是外来文化在当地移植或变异的结果。

广东五邑、梅州、潮汕侨乡所耸立的大量西式建筑, 星罗棋布于海南, 雷州半岛的橡胶、热带作物种植园, 以及各地方言的夹带英语、马来语等, 无不显示华侨文化的中西合璧风格。

海外华侨华人是具有多重属性的特殊群体，这也决定了华侨华人文化同样具有多重特性。

华侨华人文化在异域生存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中华性和当地性的双重特性。

一方面，由于受到居住地其他民族文化的渗透、影响而出现的变异现象，表现出对居住地社会文化的适应，从而体现了对于居住地社会文化的涵化与认同以及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区别性；另一方面，则在内涵、形式、形态乃至深层的价值观等方面仍然保留着浓厚的中华文化色彩，从而体现了华侨华人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渊源性以及与居住地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性。

第一，华侨华人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保留并不是简单的移植或照搬，也不是原封不动地保持原貌，而是一个根据华侨华人生存发展需要而进行筛选、取舍和调整的过程。

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从形式上以及内容上与华侨华人族群生存发展需要相符合，与居住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传统文化，才能获得更好的保留和发展。

因此，我们不能因其中华性而将华人文化简单地等同于中华文化，从而不合时宜地在华人居住国公开宣扬和传播中华文化。

当然，也能因为当地性或本地化进程的加快而否认华侨华人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渊源关系。

第二，华侨华人文化的当地性是华人逐步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不同文化交融的必然结果。

而且由于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都有被西方列强殖民的经历，因此，这种当地性是在当地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渗透、冲击下逐渐生成的。

第三，华侨华人文化中的中华性与当地性处于一个彼消此长的过程中。

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也许会出现中华性逐渐式微的境况，迄今为止，中华性至少在华侨华人文化中居主流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其中儒家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刻和明显。

比如，近年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明确提出，要“加强灌输传统伦理道德价值思想”，认为“传统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价值观是华族文化的特点和优点，应获得振兴与继续发扬”；在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政府所倡导的价值观虽然冠以“亚洲价值观”之名，但仍可看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深刻烙印。

华人华侨与中国关系的时代变迁中华母体与海外华侨华人唇齿相依, 休戚相关。

祖( 籍) 国的强大昌盛, 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 使海外中华儿女感到欣慰和自豪, 也由此而带来新的机遇和期望。

20 世纪, 海外华侨华人群体, 身在异乡, 根在中国, 他们与中华母体同兴衰, 共荣辱, 相互之间的互动影响作用, 其广度、深度和力度前所未有, 主要表现反映如下:( 1) 1900 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 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 清王朝又腐败无能, 国家濒临灭亡边缘。

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 最初在海外创立中国第一个民主团体/ 兴中会0, 其成员大部分是华侨, 后来改为/“同盟会”, 华侨仍然是其重要的支柱力量。

1911 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 呼唤/振兴中华, 得到海外华侨的积极响应和参与,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 约有1/ 3 是华侨。

中山先生誉赞: “华侨是革命之母”。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虽未能彻底铲除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 也未能给海外华侨提供支持和后盾, 但是, 却为中国的进步, 打开了闸门。

( 2)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 进行北伐战争, 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在推翻帝、封、官三座大山进程中, 许多华侨积极参加, 他们的英雄壮举, 爱国事迹, 光照人间, 永载史册。

特别是抗日期间, 有大批海外爱国华侨青年从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缅甸、老挝和印尼等地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东江纵队等。

到1939 年在延安的归侨就有300 多人, 在人民解放军中归侨将帅就有25 位, 他们曾是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等部队的高级归侨领导成员。

其中有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新马归侨叶剑英元帅, 红军最早的参谋长印尼归侨朱云卿, 海军司令、菲律宾归侨叶飞上将以及陈永芹( 新马) 、黄登保( 菲律宾) 、钟嘉华( 印尼) 、曾镜冰( 泰国) 、王业熹( 新马) 、李子芳( 菲律宾) 、钱学森( 美国) 、唐铎( 俄罗斯) 、林影( 泰国) 、林有声( 新马) 、陈青山( 新马) 、许更生魂( 新马) 、吴克之( 新马) 、方方( 泰国) 、冯( 美国) 、庄田( 新马) 、卢胜( 新马) 、王耀华( 泰国) 、叶松盛( 印尼) 、符路( 新马) 、林滔( 印尼) 、赖石昂( 泰国) 、曾生( 澳大利亚) 等。

( 3) 194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进行了50 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98 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52 年增长了20 倍, 国民收入增长10 倍,“两弹一星”以及“神舟”宇宙飞船的研制成功, 使中华母体综合国力大大增强, 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国际威望影响扩大, 加上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经济实力迅速发展, 科学技术水平加速提高,共同唤醒着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 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 4) 新中国的中央政府, 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改善调整与亚非各国的关系, 解决了华侨华人双重国籍问题, 着眼于海外华侨华人的/ 长远0和/ 根本0 利益, 营造有益的生存环境, 拓展在海外的发展空间。

日益得到有关国家的共识和赞同, 获得广大华侨华人的拥护和认同。

( 5) 祖国的强盛和对侨胞的负责精神, 成为海外华侨的坚强后盾。

新中国成立50 年来, 分别在50、60、70 年代, 接待安置了来自马来亚、印尼、缅甸以及印支三国的大批归难侨, 仅1978年, 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 就接待安置从越南回国的难侨达20 万人。

到本世纪末全国的归侨人数约为80 万人。

( 6) 新中国50 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20 多年来, 大规模的建设, 巨大的市场, 优惠的政策,廉价的劳力, 丰富的资源, 雄厚的技术力量, 充满活力的进出口贸易, 为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商机和运作空间。

近20 年来引进外资中约有60% ~ 70% 是来自海外华侨华人和港台资金。

( 7) 中华母体与海外华侨华人在人才智力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双向交流。

中国大陆、台港地区约有二三百万新移民和留学生定居海外, 为海外族群注入新生力量。

同时, 建国以来, 有上10 万人的海外华侨华人专家、学者回国来华支援现代化建设。

其中著名科学家郭沫若、钱学森、华罗庚、李四光、钱三强、钱伟长、陈宗基、王大珩等就是杰出代表。

本世纪中国的主要领导人物十分重视海外华侨华人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孙中山称“华侨是革命之母”; 毛泽东赞扬爱国侨领陈嘉庚“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周恩来一贯肯定“华侨是爱国的, 进步的”; 邓小平盛称“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 江泽民论断海外同胞是“中华民族资源宝库”; 朱镕基称: “世界各地华人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经典名言, 即是对海外同胞本质主流的高度评价, 又是对百年来海外华侨华人为所在国和祖( 籍) 国做出重要贡献的历史定论。

广东华人华侨文化风情特色一、建筑景观特色建筑作为一种最直观文化符号, 是一种动态和充满时代感的文化。

有赖于华侨引进西方建筑文化, 广东城乡建筑景观才大放异彩, 为其他省区所不及。

骑楼是地中海沿岸建筑, 20 世纪初, 广见于我国东南沿海城市。

广州最早出现骑楼在20 世纪20 年代, 据研究是由西方殖民者和华侨从东南亚同时传入的, 很快由广州传播至全省各地, 尤以珠江三角洲和沿海、沿江城镇为普遍。

据林琳博士统计分析, 广东现今21 个地级市, 拥有骑楼城镇密度最高的是汕头和潮州(017 座/ 千km2 ) , 次为佛山、广州、江门、汕尾、中山、揭阳、东莞、云浮、深圳等, 为014～017 座/ 千km2 ; 再次为东莞、肇庆、梅州、韶关、茂名、湛江, 为013～014 座/ 千km2 ; 最低为河源、惠州、清远、阳江( < 013 座/ 千km2) ; 这与广东华侨祖籍分布格局有某种相似之处, 亦即两者成正比。

潮汕、五邑和海南文昌作为华侨集中地, 拥有骑楼的城镇密度最大, 粤西、粤北山区则较少[17 ] 。

骑楼具有上楼下廊、前店后宅, 与街道相连, 既遮风雨日晒, 又方便交易等特点, 与广东商业文化发达相一致, 故具有强大生命力, 留存至今。

由于华侨数量、区域商品经济水平差异, 侨乡骑楼平面类型多, 有单开间、双开间和多开间等。

如台山、开平城镇骑楼多为双开间并联组合而成, 沿河或沿路摆布, 风格多样, 既有中国传统式屋顶, 更多的是仿文艺复兴式、仿巴洛克式、仿古典式、南洋式等, 规模大、空间阔、立面雄伟气派, 异彩纷呈, 突出中西文化结合特色。

而内地非侨乡如粤北、西江、桂北一带骑楼, 数量少, 类型单调、规模小、体量轻, 屋顶多为中国宫殿或民居式。

笔者在广西贺州镇所见, 骑楼通道宽不过115 米, 仅容2 人通过, 说明传统文化在当地占优势。

（骑楼可作为小镇建筑景观主体）二、作物景观特色土地利用或作物栽培作为最基本文化景观, 也是广东华侨文化空间占用的最大单元。

宋代首先传入广东、福建等地占城稻、花生, 明代传入番薯、玉米、烟草、菠萝、南瓜、辣椒、甘蓝作物, 都直接或间接与华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