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3-20 11:16:27)转载 凡是读过明清章回小说的人，都会对其先诗词、再议论，然后才开始正式叙述故事的开头模式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象。

也许正因为人们对这一明显的文本构成现象太熟视无睹，长期以来，很少有人进行系统研究。

但是，通常人们最熟视无睹的，往往是一个民族最独特的。

笔者通过对200余部明清章回小说开头的研究发现，明清章回小说的开头并非千篇一律，也不是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寻的。

这些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下、在长期的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开头模式，尽管有俗套之嫌，却以其独特的方式在小说的叙事结构、内容寓意及读者接受等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功能。

这些开头模式是中国章回小说叙事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模式，决不可抛开这些具体的特征而去谈抽象的理论。

这些模式的形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审美心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明清时期的社会思潮、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与作家个人的思想、经历及创作习惯有关。

本文将在分析章回小说开头模式的基础上，着重从文体形成的角度展开对明清章回小说开头模式的研究。

    一      明清章回小说沿袭了话本小说的创作体制，它的开头也从话本小说的篇首诗词、入话、头回演变而来。

现代人通常把这一引出小说正文的部分统称为楔子，但如果我们对一定数量的明清章回小说略加考查，就会发现情况远非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

因此，我们谈论明清章回小说的开头，还要从大量的作品入手，在一定的历史坐标下详加辨析。

本文在参考话本小说入话、头回的基础上，根据章回小说中是否有头回以及头回内容、性质的不同，大致将章回小说的开头模式划分为三类：引首类、楔子类、缘起类。

      （一）引首类。

这一类开头类似于话本小说的入话、头回。

小说开篇先有一首或几首诗词，有的小说在诗词议论之后，再叙述一段或几段与小说正文相类或相反的故事，从而引出小说正文。

这一类开头模式，明人有一特定的称呼，叫引首，我们可将此类开头称为引首类，一则以示与话本小说头回的区别，二来符合明人的习惯。

如东吴龙子犹（冯梦龙）增补的《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第一回之前的引首，先有一首《行香子》词，“大概说人穷通有命，只宜安份，不可强求”，又以张角、黄巢为例，说明时乖命蹇，只合为盗为寇，不但不能称孤道寡，最终还落得身首异处，从而引出正文三遂平妖的故事。

又如百回本《水浒传》正文前亦有引首，有词，有诗，后略叙宋朝历代帝王，直至仁宗，说仁宗嘉ｙòｕ＠①三年(1058)天下瘟疫，天子要祈禳谢瘟疫，“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

这也是一个引子。

      更多的小说并未注明引首，而是直接用诗词议论开头，我们也将其归入此类。

以诗词议论开篇是绝大多数章回小说惯用的手法，这是受话本小说入话的影响。

诗词议论可以点明主题，概括全文的大意；可以烘托某种情绪，抒发一定的感慨；也可以论说作品主旨，进行劝诫。

如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的篇首是一首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抒发的是一种看破事业功名的人生虚无感和历史虚无感，使整部小说笼罩在一种悲壮苍凉的氛围之中。

这种文人式的深沉感叹在历史演义中并不多见，更多的历史演义在开头论述兴废治乱、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至于一些书坊、书商为了商业利益而仓促创作付梓的作品开头更简单粗糙，更缺少文人情感的投入。

世情小说“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1](P79)，因此往往在小说开头劝人弃恶从善，轻财色、重果报，如《金瓶梅词话》的开头，用诗词、典故反复论证情色之祸。

     在笔者统计的200余部明清章回小说中，有半数以上的采用了引首类开头模式。

由此可见话本小说的创作体制对章回小说创作体制的巨大影响。

引首类开头中的叙事部分，往往是与正文内容不相干的小故事，仅因其题旨与正文相似，其功能都是为了引起正文，称其为引子，再恰当不过。

尽管绝大多数引首的性质同话本小说入话、头回的性质相同，但明人用引首而不用话本现成的体制名词入话、头回称呼它，体现了明人试图建立章回小说体制思想的初步尝试。

    （二）楔子类。

指在小说开头借助于神话、故事等叙述方式来阐释作品的主旨或寓意的一类开头。

虽然仍有头回的痕迹，但其故事的内容已不再是与正文无关，而是与正文的思想、内容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

章回小说的开头称为楔子，始于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

金圣叹把百回本《水浒传》的引首（上文已论及）及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合在一起称为楔子，这一改动，就使开头与正文的关系大变。

引首是小说的引子，去掉它，并不妨碍小说正文内容的完整。

金圣叹合并后的楔子则不仅是为了引出正文，重要的是，这种在小说开头用“误走妖魔”对梁山英雄（或草寇）聚义水浒进行解释的作法，加强了章回小说开头与正文之间的关系，使开头与正文成为血肉相连的整体，充分发挥了小说开头的结构功能和寓意功能。

     用因果报应解释历史故事，始于元代至治年间刊刻的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

它的开头用司马仲相阴司断狱的故事，说被汉高祖刘邦和吕后杀害的功臣韩信、彭越、英布，分别投生为曹操、刘备、孙权，刘邦投生为汉献帝，吕后投生为伏后，献帝的江山被三家平分，前世冤孽，后世果报。

“这个故事虽不与三国故事时间衔接，但它们是前因和后果的关系，情节有内在的联系，这个序幕式的故事寓含着整部小说的历史意旨。

它的性质与七十回《水浒》的楔子相同。

”[2](P26)这种利用开头宣扬因果报应的作品在明清章回小说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

如《封神演义》、《说岳全传》、《女仙外史》等。

     还有一种楔子是作者把自己对于人生、社会的深刻感悟，用寓意的形式表达出来。

如《儒林外史》的第一回回目为“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

所谓“大义”，当指“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所谓“名流”，指的是看破富贵功名颇有魏晋风度的名士王冕。

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孝敬父母、忧国忧民。

这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读书人形象。

针对明太祖朱元璋八股取士之法，作者借王冕之口说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这就把读书人种种可恶、可恨、可笑、可怜的行为都归结为科举制的罪恶，直接对其进行批判，体现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批判现实的精神。

在楔子中正面提出作品的思想主旨、在正文中运用讽刺手法塑造众多被批判的形象，这种反讽手法的运用，无疑加强了作品的思想厚度，体现了作者思考的深度。

      此外，还有一种用梦作楔子来暗示作品情节及内容寓意的开头，以《老残游记》为代表。

《老残游记》是一部充满寓意的作品，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抱负。

它的开头更是集中了各种寓言意象。

[3]晚清小说中很流行这种隐喻式的写法。

《文明小史》的楔子、《孽海花》的第一回，《黄绣球》的第一回，都是如此。

作家们用破帆船、破房屋、孽海来象征当时的中国，这是因为晚清的小说家们“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再加上“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

[4]      无论是迷信的、神话性质的因果解释，还是理想与现实的对比、梦境与隐喻，这类楔子摆脱了引首类直接说教的作法，体现了作者对作品思想内容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三）缘起类。

顾名思义，这一类开头主要是介绍作品的创作缘起，注重从结构的全局去把握作品的总体，已摆脱了话本体制的影响，其代表作是《红楼梦》。

在第一回里，作者既交待了创作缘起：“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

……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

”又交待了《石头记》一书的来历：“忽见一块大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

……上面叙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倒还全备。

”还略述了创作原则：“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

……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

”不仅如此，他还借甄士隐的梦，捏造了一个神瑛侍者、绛珠仙草前世情缘、后世还泪的神话故事，以之来解释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有情无分的爱情悲剧。

如此详尽地交待关于创作缘起的一切有关事宜，这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前所未有的。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开头亦属此类，它由两部分组成：小说背景的描写和死里逃生获得九死一生手稿的故事。

这个楔子从介绍上海的险恶环境入手，以死里逃生的切身经历和他读九死一生手稿的切身感受，营造了一种特别真实的阅读氛围，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