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利的客体——清代妇女婚姻地位的实例考析付春杨(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4)摘要：通过对大量清代婚姻案例的考察，解析当时妇女的婚姻地位，揭示其缺乏独立人格的事实，从实证的角度判读在婚姻伦理掩盖下妇女作为财产权利客体的本质。

关键词：妇女；婚姻；财产权利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作者简介：付春杨（1969－），湖北武汉人，女，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法律史及中国宪法文化收稿日期：2007-03-22美国人类文化学家理安·艾斯勒将社会人际关系分为伙伴关系和统治关系两种模式，其均源于或者复制于家庭中的性别关系[1]，研究妇女的婚姻地位将有助于深刻理解一个社会的结构方式。

如果说近现代的“共诺婚”的本质为“设权的意思表示”[2]，是男女双方当事人缔结的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的一种身份契约，那么传统社会的聘娶婚则是男女双方家长（或其他有权人）缔结的以妇女的性能力与劳动能力为标的的买卖合同，“非受币不交不亲”（《礼记·曲礼》）。

在婚姻契约中，妇女只是权利的客体。

尽管婚姻担负着“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的重要使命，但是在人伦大礼的背后，仍不过是二姓之间的买卖而已。

关于聘娶婚的买卖本质陈顾远在其《中国古代婚姻史》中已有过论证，本文惟试图从清代有关聘娶婚的判例入手，探讨司法实践中所反映的清代妇女婚姻地位的实况并籍此研究父权、夫权、族权的财产化体现及其对妇女的支配实质。

一、在室女——父之财产在室女是没有出嫁的女子，“在家从父”，依据清律“男女婚姻”条下附例“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

”可见在室女的婚姻例由直系尊亲属主婚，而最主要的则是父亲。

母亲虽然名义上同为亲权人，但父亲的权力无疑是决定性的。

正如罗马法上只有家父权，而家母只是一种敬称，家母同样是家父权的客体。

若母亲与夫家断绝关系，女儿则与其母再无瓜葛，母亲更无权过问女儿婚姻。

“判阮王氏等堂词”[3]315中，刘氏在丈夫死后与外人私通而被赶出婆家，县官判令其女归婆家，“母嫁子离，恩断义绝”，令刘氏此后对女儿不得丝毫过问。

从判例中可见，在室女婚姻绝大多数情况系由父亲做主，只有当父亲亡故时才由母亲做主，父母双亡则由收养之余亲做主。

如“臬司奉监院一件为杀男拆媳事”[4]222中何梦良的两个女儿在父母双亡后由姑父主婚。

而另一则案例“欺昧婚姻事”[5]中，父亲外出，父妾收了男家一头牛将女儿许嫁，此后父亲归家，不同意这门婚事，母亲的许婚就不作数了，如果说此案是因为妾非主母，不能行使亲权，尤有可说，而“斯玉泉控沈志渭悔婚改略由”[6]366中沈志渭之妻沈张氏将女儿香爱许给斯玉泉为妻，沈志渭将女儿改许许长远，地方官认为沈志渭不知其妻许婚之事将女儿另嫁，并无过错，即使明知其事也无妨，明确认定父亲才是女儿婚姻的最终决定者。

至于兄之主婚权则不是绝对的，“批曹汉进恳词”[7]42中，党正元因弟宝太聘妻不与他商量，率众前往打闹，县官虽认为宝太也有不是之处，但仍令将党正元管押，以免其扰乱其弟之婚礼。

伦理纲常赋予了父权在家庭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父亲的主婚权，表面看来是亲权的一个方面，但是古代的亲权与现代的亲权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亲权在近代立法，谓以教养保护未成年子女为中心之职能，不仅为权利，同时为义务。

”[8]亲权的对象为未成年子女，亲权的范围则不外：身心上的育养教化权、奖惩权、财产管理权、姓名设定权、住所指定权、法律行为补正权、法定代理权、失踪和死亡宣告申请权[9]等。

古代的亲权则是一种对他人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兼有人身与财产的性质，虽不排除为被监护人利益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出于亲权人的利益，如罗马法上的家父有权以任何方式处罚子女，可以出卖子女，当子女对外负有债务时，家父可以将其交给债权人从而解除自己的责任。

而且近现代亲权的行使以未成年子女为对象，古代主婚权却及于成年子女，显然已超出保护被监护人利益之必要。

父亲的主婚权在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直接归属亲权人自身的财产权利。

中国历代法律均规定“已受聘财”为确定婚姻成立的有效条件充分说明了这一性质，清律也因循了这一规范，正是聘财的交付使父权的财产化得以实现，也使婚约在效力上等同于婚姻。

在罗马法中婚约纯为当事人之合意，不以聘财给付为条件，婚约解除返回聘财是基于不当得利之原理[10]，显然中国古代聘娶婚所具有的变现财产权利的性质是罗马法上的婚约所不具有的。

“楼钜洪与孙氏秀玉成婚由”[6]356中，孙秀玉是楼钜洪的童养媳，二人已成婚多年且生子，但其父孙东康因未得到满意的财礼，寻衅生事，地方官断令男方付给洋银四十五元，此后孙家又由孙秀玉之兄孙炳扬出头闹事，县官又断令男家缴出洋银四十元给了孙炳扬才算了事。

此案中楼孙成婚多年，而其父兄索取聘财的诉求仍能得到官府支持，足以证明父亲对女儿婚姻所享有的财产权利。

正是基于主婚权的财产权性质，官府对侵犯主婚权的行为，也基本上采取赔偿损失的方式进行救济。

“批郭汉章呈词”[11]170-171中，郭汉章未经生母王田氏许可，将义女云儿嫁卖，义父本无权主婚，最后县官却只断令郭汉章将所得聘财二十两银子交还王田氏，似乎二十两银子即可等同王田氏之女。

“判郭振海等堂词”[3]318中郭振海托李云山以五百钱将女儿卖掉，事后又到官府追控，县官认定卖女非是，但更指斥其不应卖后兴讼。

言外之意，郭振海卖掉女儿的行为本身并无太大的过错。

主婚权的财产化，说明父母包办的婚姻可以完全无视女儿的意愿和未来的家庭幸福。

如“讯彭扬科一案”[12]中曾宪佈明知徐正斌之子瘫痪，仍将女儿许嫁，根本未将女儿终身幸福放在心上。

在传统社会，女子无独立人格，在室女是父权的监护对象，无论是否成年，都没有婚姻自主权。

尽管依据法律母亲也是亲权人，但是只有在父亲不在的情况下，母亲作为亲权人的意志才能得到体现。

母亲或其他亲戚行使的不过是父权的替代而已。

父权中包含着一部分单纯的人身权利，如教令权，而主婚权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财产权，法律对主婚权的保护方式也是财产权的保护方式。

二、妻——夫之财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女子已嫁曰妇，妇之言服也，服事于夫也。

”（《尔雅·释亲》）女儿出嫁，其人身支配权就由父亲转归丈夫，依服制，出嫁女要为丈夫服斩衰服，即最重的丧服，要为公婆守孝三年，而对生身父母的服制则要降等。

事实上，不到出嫁，只要定婚，女子就已不再由父母做主了，妻子转为丈夫的财产。

丈夫对妻子所拥有的财产权利受到法律保护，法律之所以制裁一女二嫁，前提就是许嫁女已被视为夫家人，是丈夫的财产。

“夫买物于市者，或加价而夺之，则尠忍而不忿然矣，况乎见夺待告之妻哉？”（《抱朴子·弭讼》）清律规定：“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辙悔者，笞五十；若再许他人，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

后定娶者知情与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

女归前夫。

前夫不愿者，倍追财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

”法律对一女二嫁规制极严。

尽管法律对于女家悔婚别嫁的，以女归前夫为优先处理，对毁婚者规定了笞杖刑。

但司法实践中，则以女归后夫，并由后夫赔偿聘财为一般惯例。

至于男家悔婚的案例在文献中则几乎不见，原因是此种情况下，男家将损失聘财，女家既已得到财礼，还可将女儿另嫁，自然不会有太多不满，也就不会提起诉讼了。

许嫁女已是未婚夫家财产，一女二嫁侵犯的是未婚夫家的财产权。

“判胡胡氏等堂词”[3]317中，胡胡氏一女二嫁，其女初许王毓容，并未成婚，继嫁魏世凯，且已生育子女，县官断令魏世凯出洋八十元给王家另行聘娶。

“判郭庆如等堂词”[3]406中，郭马两家争颜姓之女，颜氏已嫁入郭家，则由郭家赔还马家洋十六元。

另一类似案件“灭约废婚事”[13]176-177中之王氏嫁给了为自己治病的潘景魁，县官断令潘景魁双倍赔偿聘礼钱给原定婚之万家。

但此类案件均只断赔钱财，并未依律杖责。

虽然后夫得人赔钱，前夫失妇得财为司法惯例，但是当前夫不答应时，地方官也只好断令女归前夫，“分守道一件为强占民妻事”[4]224中，陈氏先已许嫁朱日嵩，但已与何克登完婚，陈氏本人也钟情于后夫，地方官原本判决朱家退婚，何克登加倍赔偿朱家聘财，但朱日嵩坚决不肯，地方官也就依律将陈氏断归朱姓。

女子的个人意愿在夫家权利面前毫无对抗之力。

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形成财偿前夫，女归后夫的惯例，实际上也与传统的贞操观念有关，法律让位于世俗情理。

如前夫已经成婚，则不会将女子断归后夫，尽管后夫往往是女子自己的选择[14]255-256。

“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者也”（《谷梁传·隐公二年》）。

女子一旦出嫁，就不再隶属于父权之下，妻妾为夫权的客体，也排斥女子生身父母的干涉。

“判喻德成等堂词”[3]314中，谢氏之女毛团子嫁给喻德成为妾，喻家贴补谢氏三十六元，从此不许毛团子与其母家往来。

“判庄祁氏等堂词”[15]195中，庄女因与丈夫杜文一产生矛盾，逃回娘家，杜家遂告到官府，县令要求祁氏立即将女儿交还给女婿，不准再行逃走。

“判皇甫嘉宾等堂词”[15]219中，出嫁女王氏也被饬令“不得时行私回母家”。

已嫁女至于要逃回娘家，其在夫家的遭遇其实可想而知，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母亲纵有心庇护，却又无能为力，其无可奈何亦可想而知。

夫权所及，女子没有独立人格，其人身处于夫权的全面支配之下。

传统社会中的国家权力虽然放任家族自治，但在需要的情况下，也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各种为国家认可的等级身份权的行使。

女子已嫁即成夫家财产，尽管法律明确禁止买休、卖休，对于出卖妻子的行为，依律应处杖刑，且应判令被卖的妻子离异归宗，知情买者不仅要受刑责而且将被没收聘财，但是事实上卖妻现象并未因此收敛，地方官对卖妻行为也没有完全依法处罚，如一则案例中就提到乾隆三年前后由于灾荒，卖妻比比皆是，屡见不鲜。

卖妻有由于贫穷的，如“本县一件为宪勦局拐事”[4]228中，范学习由于窘不聊生，将妻俞氏卖给朱德贵为妇。

“训帅开鼎一案”[16]107中，帅开鼎之妻张氏因年岁荒歉，被以六十四串的价钱卖给江克全。

丈夫因为贫困出卖妻子，无疑是以妻子为一种财物，可以临时出售以应急。

还有一些情况，丈夫出卖妻子并非由于贫困或其他迫不得已的问题，而是主动弃妻。

“判周大兜子等堂词”[15]237中，周银山将妻子张氏嫁卖给吴成才，休帖即是卖契。

“本府为一件亲究灭伦事” [4]228中，黄德卿卖妻刘氏，目的只在于另娶应氏。

诸多案例之中，除了极少数情形如周张氏案件中，地方官表示要追究周银山的责任，卖妻之人基本上都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既然卖妻并未被官府严究，其频繁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讯李泽美一案”[16]83中，李氏原本许嫁王姓，后被王姓退婚以九十串卖给吴循年，吴循年死后又被婆婆以不守妇道的理由以六十串的价钱嫁卖给盛應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