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的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困难及对策研究技术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标志性指标，甚至是试金石。
只要技术创新加快、有效，转方式、调结构就会明显见到成效；如果技术创新始终止步不前或乏善可陈，那么转方式、调结构就是一句空话或口号。
2015年第三季度统计数据显示，中国GDP增长6.9%，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6年以来，首次低于7%。
从前两个季度GDP增长7%到“破7”，仅仅降了0.1个百分点，却吸引了全球目光的关注并因此造成金融市场波动，可见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吸引力、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也反映出，今年以来全球经济的脆弱性明显加深，对中国经济的走势极为敏感。
“破7”符合大多数观察家的普遍预期，好像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少许也增添了人们的一些确定感。
的确，这可能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预示着中国经济从此将暂时告别7%以上的中高速增长，转而进入低于7%的中速增长时期。
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看法或预测，见仁见智，始终存在不同意见和争论，悲观与乐观互见。
笔者属于务实派，2014年上半年就曾撰文指出：纵观国内外宏观经济大势，在未来1-3年的短周期中，中国经济将持续承压，并且“最严峻的时期并不在2013或2014年，而是在2015年之后，最可能的时间窗口应该是2016-2017年，或许还会拖延至2018年”（参见本刊2014年第9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风险渐行渐近》）。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基本认识，大致说来可这样概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的强劲增长，主要是因为同期外贸进出口提供了持续动力，极大地带动了国内生产加工业的蓬勃发展，从而形成所谓的“中国价格”、“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等概念；同时，大量贸易顺差的产生与国际资本流动相互交集，形成国内流动性长期过剩的局面，并促使固定资产投资持续膨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当然，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因素也为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内在作用，这有目共睹，不可否认。
然而，以外贸进出口和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总体上属于一种粗放的、外延式即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大多生产的是中低端产品，本身技术含量有限，附加值不高。
因此，依靠这种增长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形成“瓶颈”，难以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取得突破性发展。
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外围发展环境和内部各种生产要素在不知不觉中发生重大改变，必然会出现增长困难。
特别是当这种变化已不是短期因素，而逐渐演化成为一种趋势性的变化，即“拐点”真正到来时，原有的外贸进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等增长因素，反而有可能产生反作用、负效应。
基于以上基本认识，下面特从四个方面做些具体分析。
外贸进出口持续下降成为经济增长制约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期外贸进出口长期持续高速增长首推为第一动力，具体表现为外贸依存度即外贸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在外贸依存度由低向高的上升过程中，正是外贸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持续发挥作用的时期。
而一旦外贸依存度到达顶点并出现下滑时，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便开始放缓，若进一步减速并明显慢于GDP增长时，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会走向反面。
那么，外贸进出口从2012年之前每年大约保持20%以上的增长，到2012-2014年年均仅增长约5%-6%，其对中国经济增长到底带来何种影响？2015年全国外贸进出口制定的预期增长目标为6%，而实际上1-9月却下降8.1%，这对中国经济增长7%左右的预期目标又意味着什么呢？简单回答，即外贸进出口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并且，可以进一步推断：如果外贸进出口形势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好转，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困难，就难以消除。
事实上，2012-2014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年增速均明显低于同年GDP的增速，对当年GDP增长几乎毫无贡献。
而自2012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率降低为个位数以来，GDP增长就从前几年的9%-10%区间降至7%-8%区间，2015年则进一步陷入“保7%”的困难之中。
外贸进出口对经济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其对GDP的直接拉动上，而且还深刻影响国内货币流动性，通过增加货币流动性进而对固定资产投资起到明显的拉动作用。
近两年来，随着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出现困难，外汇储备也相应受到影响。
而外汇储备的增减变化，一般会同方向反映在外汇占款的增减变化上。
2014年末，中国外汇储备虽然达到3.84万亿美元的年度最高额，但全年仅增加217亿美元，微增约0.52%，比起之前每年动辄几千亿美元的新增额，简直微不足道。
事实上，从2014年的6月份起，中国外汇储备已经开始掉头向下，2015年之后更呈趋势性下降局面，至今年9月末的最新统计，已降至3.51万亿美元，比历史高点大幅减少约4791亿美元。
而外汇占款的历史高点出现在2014年6月左右，最高值为29.54万亿元人民币(6.7011, 0.0327, 0.49%)，之后开始微小减少；2015年7月以来在外汇储备大幅减少的同时，外汇占款也明显下降，至9月末已降至27.42万亿元人民币。
而我国外汇占款主要以央行[微博]为主，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用人民币直接购买的外汇资金，一般约占我国全部外汇占款的90%以上，高时能达到95%左右，并且比重保持相对稳定。
因此，通常来看，外汇占款的巨额增加，必然导致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进而影响到社会流动性持续宽松。
导致社会总需求扩张，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膨胀，进而引发经济增长过热。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断：外贸进出口及其顺差的持续增加，不仅是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而且会从货币信用方面形成社会流动性宽松的局面，进而形成总需求扩张，并拉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促进经济蓬勃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2014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分别摸高至约4万亿美元和30万亿元人民币并掉头下降，可作为一个标志性数据载入史册，也许正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减速拉动经济增长力不从心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支柱。
从2002年即上一轮全球经济繁荣时期开始，直到201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几乎连续11年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长期持续、大幅高于同期GDP的增长，自然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
反映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由2002年最初的36.2%上升到2014年的78.9%，11年始终处于不断上升态势。
但2014年之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却呈现明显放缓之势，至年末已累计降低为增长15.7%，明显低于之前20%以上的增长水平。
进入2015年之后更呈加速递减之势，至9月末已累计降低为增长10.3%。
迫于不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政府密集出台了多项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加速审批十多项重大工程包，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却始终表现为逐月放缓之势，甚至感到日渐乏力，而对比一下2007年之前的情况，则与目前面临的形势恰好相反。
那么，为什么当年想压缩投资却压而不降，现在想扩大投资却扩而不张呢？从贸易角度分析，笔者认为，外贸进出口及其顺差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性。
外贸进出口增速降低，在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固定资产投资需求。
如果净出口巨额增加，相当于从境外为国内带来了一部分投资需求，从而使国内总需求放大，并造成社会总需求事实上大于社会总供给的局面。
如2002-2007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曲线与外贸进出口曲线几乎表现为同方向、等距离的上下波动，净出口巨额顺差为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了巨大需求，拉动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这种现象也可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的情况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比如，2014年下半年之后，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之时，我们发现恰好与当年6月后我国外汇储备与外汇占款出现触顶回落的趋势相一致，而2015年以来，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的明显下滑，外汇储备与外汇占款则表现为更大幅度的减少。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还可从投资现象上做一些具体分析。
从全社会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分别是企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
从企业投资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由于中国“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以及人民币汇率等几项比较成本优势快速丧失，中国的传统制造业在海外面临愈加激烈的其他新兴国家的直接竞争，原有的竞争优势已明显弱化。
国内则表现为普遍的产能过剩现象。
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3个月出现下降，2015年以来跌幅更大，7、8、9月已接近-6%。
可想而知，在这种通缩环境中，实体企业普遍效益下降，生产组织困难重重，投资意愿必然阑珊。
据最新统计，2015年1-9月全国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8.3%，在前几年已显著放缓的基础上，又比上年进一步减缓5.5个百分点。
从房地产投资来看，2014年以来，全国房地产市场趋冷势态一时难以扭转。
主要的原因，一是房地产也存在明显的“产能过剩”现象。
由于前几年房地产开发和政府土地供应过多，短期内难以消化，即也存在一个“去库存”的问题。
二是与资金的大量流出有关。
当从收购人民币资产改为更多倾向于出售，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将形成负面预期。
三是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会出现明显的分化局面。
未来中国理性的房地产市场，应该是与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区域地位及竞争力相关，而其中的突出特点便体现为人口的净流入，尤其是相对高素质人口的净流入，这将是支撑或推动一个地区或城市房价上涨的基础或根本。
而这主要体现在一线城市和少数强二线城市，对大部分二线以下的城市来说，实难具备这样的基础条件。
所以，未来对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走势，仍旧难以乐观。
从基础设施投资来看，这是目前政府唯一可以直接强力推动的投资活动，也是国家发展改革委重点审批工程包的主要部分。
但这部分投资也遇到麻烦，一些项目组织起来困难重重，推进缓慢。
一是缺乏资金或流动性收紧。
各类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总额逐年膨胀，地方政府普遍陷入债务泥潭，难以进行新项目的投资扩张。
因此，今年以来所实施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多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推动，并由政策性银行一马当先，尽可能提供大量的长期低息融资。
二是投资效益明显降低，或者投资的有效性成疑。
在经济下行期间，社会流动性会出现自动收缩的态势，资产价格下降，此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项目，实体企业和房地产开发自然投资意愿减弱。
有现金流、效益好的投资项目，客观上在上一轮投资中已基本完成，而没有现金流、效益差的投资自然难度增加，甚至会出现越投资越困难的局面。
经济结构调整缓慢难成经济增长重要动力不可否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正是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