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笔下沧桑感的透视摘要：作为台湾文坛比较有成就和影响力的作家，白先勇善于从不同人物角色的命运，直接或间接地去强调那种失落和绝望的情绪，并且在人生际遇中寄托人世变迁的深沉感慨。
白先勇先生出生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又有过飘洋过海的难忘的留学生涯，其个人这些复杂曲折的人生际遇，是他的小说富于历史蕴涵和人世变迁的沧桑感的源泉。
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当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白先勇先生是用人世变迁这一抹看似浅淡的悲伤，去完成对宇宙时空里所包蕴的深沉沧桑感的透视。
关键词：白先勇小说沧桑感一．人生际遇对作品风格的影响白先勇生长在一个很特殊、很动荡的历史年代里，他那显赫的家庭以及其在中国历史剧变期所发生的沧桑变化，使得他从童年时代起就耳濡目染到了交织在一些重要政治人物身上的历史兴衰和他们发自沧桑人世的个人悲慨。
青年时代远离家乡客居香港、台湾和再度飘洋过海定居异国他乡的人生，使他从自身经历中切身地感受到这一代“自愿放逐”的“漂流的中国人”失根的无奈和复杂的心境。
这一些都为后来白先勇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蕴含、现实依据和人生体验。
因此，在读他的作品时，我们总能透过他的文字看到其背后或隐或显的感慨今昔之变、沧海桑田的印痕。
白先勇一生的际遇是奠定他整个文学作品风格的基石。
因此，无论是他的《寂寞的十七岁》，还是《孽子》，抑或是他的名篇《台北人》，总是或多或少地离不开对宇宙时空里的怆然感和沧桑感的透视和呈现。
当然，其中《台北人》所透视的怆然感和沧桑感尤为浓郁。
白先勇先生曾这样表述过对文学的看法：“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出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好了歌》（《红楼梦》）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
”由于他把这种历史感看作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结果他对人生的品味也常常以这种境界作为归结。
他的许多小说的设境，常常使人感到历史在此浓缩，岁月在今夜汇聚，由此而来的沧桑感便愈加的深沉。
二．《台北人》中的“台北人”的今昔之比从《台北人》看，白先勇用自己的心触摸到的历史魂魄大致是历史的苍凉感和无常感，也即简单地说是沧桑感。
我想，这也是这部短篇小说集成为文坛名篇的部分原因吧。
在《台北人》的扉页上有这样的题词：“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并且引录了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头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样的题词和引诗明白无误地昭示了这部小说集的根本诣趣：大人物的没落，小人物的辛酸以及世事的沧桑，难以预料。
《台北人》中主要角色大多数出身于中国大陆，而非地道的“台北人”，除《孤恋花》中的娟娟来自台湾乡下外，其余皆是随国民党当局逃亡到台湾来的大陆人。
这些客居台北的所谓“台北人”都有过荣耀的或值得留恋的过去。
离开大陆时，他们或是年轻人，或是壮年人，而历经时空流转后，他们若非中年，便是已到了垂暮之年，这一切便都一去不复返了。
他们无一不例外地眷恋着过去，挣扎于现在，迷惘地面对着未来。
这期间的历史变动和人生际遇，于无形中衍生了深沉的人生沧桑感。
《台北人》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台北人”的生活境遇和思想感情，另一方面对他们没落的命运表现出悲悯和哀悼，从而透视出浓郁人世沧桑感。
《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不管是在大陆，还是来到台北，总是风情万种，风光无限，门庭若市，得意非凡。
“在人堆里，象个冰雪化成的精灵，冷艳逼人，踏着风一般的步子，看得那些绅士以及仕女们的眼睛都一齐冒出火来。
”她能十年如一日地保持不老花容，然而她周遭的其他人事却因为她的这些“一成不变”而发生着难以预料的变数。
《一把青》里的朱青在上海经历了刻骨的爱和死，到了台湾后用酒菜、麻将、曲艺和嬉闹过半辈子。
她后来的生活看似轻松自如，却不及往日在大陆有灵跳过人的丈夫郭轸相伴时那般的美好蜜甜。
《花桥荣记》里的花桥荣记，当年在桂林“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
小说中的“我”流落至台北后，再也不是曾经的营长太太。
为谋生计，只好重操旧业，一番惨淡经营之余感慨“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没有那些风光了”，生意当然与在桂林时无法比。
《孤恋花》之娟娟，有着和五宝一样的三角脸，短下巴和飘零落魄的短命相以及唱戏时的悲苦神情，不同的是五宝已死了多年，娟娟却正在经历五宝当年的痛苦煎熬。
为了结束这种煎熬她杀死了柯老雄，连自己也疯了，而喜欢她的林三郎则眼睛全瞎了。
《秋思》之华夫人，花园里种有几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却非抗日胜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园中盛开的百多株“一捧雪”。
相似的时节，心境却迥然不同：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金大班最后搂着跳舞的青年，虽然同样是个眉清目秀、腼腆羞赧的男学生，却不是当年她痴恋过的月如。
上海百乐门的头牌红舞女已经老去，如今是半老徐娘要给自己谋身。
金大班在风月场上走了十年,最终还是委委屈屈嫁了个自己不爱的人。
作者在《游园惊梦》中感叹人生如梦，美的事物不是长久的。
小说里的人生如梦归结为失落、轮回。
主人公钱夫人蓝田玉曾是秦淮河畔的名伶，她当年凭一出昆曲《游园惊梦》唱红十里秦淮，一夜之间由一个清唱姑娘变成了将军夫人。
尽管钱鹏志是一个可以做她的爷爷的人，但当年钱夫人在南京官场上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体面。
她整日讲排场、耍派头，宴客的规格每每轰动整个京城。
然而十几年后，却遭遇到一路沧桑：丈夫去世、情人背叛、地位下降、青春消逝、嗓子大不如从前。
她一个人流落至台北，伶仃度日，生活一落千丈。
十几年前的风光不再，荣华富贵随风飘逝，她的生活由绚烂归入平淡。
钱夫人过去荣耀、窦夫人卑微，后来窦夫人的过去竟变成钱夫人的现在，而钱夫人的过去则变成了窦夫人的现在，这使得她不免体味到曲终人散、世态炎凉的孤寂和凄凉。
以上的这些《台北人》中的篇目都是通过女主人公的人生际遇引领读者去经历并“目睹”那个时代的沧海桑田。
波涛汹涌的海峡和白驹过隙的岁月使这些女性繁华已逝，青春不再，现实多艰，并且命运难测。
每一个故事里的女主人公都不免尴尬地与过往对撞，今昔对比，不管他们多么留恋，也挽回不了那已逝的往昔了。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写了一个有钱人家的男工人王雄“原是湖南乡下种田的，打日本抽壮丁给抽了出来”，没想到一混多少年过去了，他来到台北，而家里还有个老娘，有个定亲的“妹仔”。
他是那么憨厚、纯朴，“一经还保持着一种赤子的天真”“喜怒哀乐,就好象金门岛上的烈日海风一般，那么原始，那么直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因为和主人家的小姐、女佣人的小小纠葛而投海自杀了。
曾经小姐丽儿是那么地依赖他，可是随着时间地推移，她渐渐疏远王雄，甚至处处逃避他。
这使王雄觉得不堪面对，令人难以想象他竟然选择了这种极端的方式去结束这一切。
《岁除》里的一个老连长、伙夫头赖鸣升，虽然已经年逾花甲，却仍然孤身一人，在除夕来到过去的下属家里吃团年饭。
他在酒醉中吹嘘过去的战斗经历和香艳故事，最后浑然醉倒。
他参加过北伐，投身过抗日，在台儿庄之战留下碗口大的圆疤……然而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竟会成为孤独的漂泊异乡的人。
虽然那些英勇事迹的真伪已经无从考究，然而一种眼前的郁郁不得志却毫不打折扣地衬托出了他年青时的潇洒奔放。
《梁父吟》中写一个总司令王孟养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后来叱咤风云，步步高升，但最终也流落到台北，且际遇和心境概不抵从前。
《国葬》中的李浩然是陆军一级上将，统率过百万大将，曾经声名显赫。
沦落成为“台北人”之后，却被冷落一旁，只好借爬山、打猎聊作消遣，最后抑郁而亡。
他原来手下有三员猛将，也都郁悒不得志。
他们不是移居国外，就是因病住院，再不就看破红尘出家做了和尚，纷纷落得个凄凉结局。
《冬夜》里的教授不再是五四时期的风流人物，他们有着琐碎困窘的生活和老来现实的打算。
在《思旧赋》中，通过两个垂老的女仆的谈话，可以了解到李宅今时不同往日，几十年前轰轰烈烈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
夫人过世，主人瘫痪，小姐出走，儿子痴傻。
死的死，散的散，痴的痴，令人惋惜痛心。
这些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们都曾经拥有值得留恋的点点滴滴，然而一切皆在时间的沙漏中流散，再也拾不起来，就如那拼凑不完满的回忆一样。
《台北人》大部分篇章表现出的是业已退出历史舞台的上流社会人物的衰败命运，在过去、现在和大陆、台湾两个时空的不断交错闪回中，呈现人生的无奈和苍凉。
正如评论者叶维廉在他的《激流怎能为倒影造像》中指出的那样：“白先勇的小说有一种很强悍的令人激荡的思想性”，这突出地表现为作品揭示了“一种繁华、一种兴盛的没落，一种身份的消失，一种文化的无从挽回，一种宇宙的万古愁”。
时间永不停驻。
时间不为任何一人，暂止流动。
青春，不为任何一人，久留一刻。
而时间，无情的时间，永远不停，永远向前流去。
不论你是叱咤风云的将军，或是未受教育的男工；不论你是风华绝代的仕女，或是下流社会的女倡，到头来都是一样，时间将青春腐蚀，终于化成一堆骨灰。
一切伟大功绩，一切荣华富贵，只能暂留，终归灭迹。
所有欢笑，所有眼泪，所有喜悦，所有痛苦，到头来全是空虚一片，因为人生有限。
“过去”永远不能变成“现在”，这便使得作品里洋溢的沧桑感变得更加凝重。
三．《纽约客》中“纽约客”沧桑与无奈《台北人》中的各类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感和人世沧桑感，在时间上几乎都有沉重的今昔之比、年华之叹，在空间上几乎都从大陆迁移而来，隔岸遥想，烟波浩淼。
于是时间上的沧桑感和空间上的漂泊感叠加在一块，组成了这群台北人的双重人生幅度，悠悠的厚味和深邃的哲思就从这双重人生幅度中生发而来。
与《台北人》相比，白先勇的其他作品透视的社会和人生的沧桑感虽然显得不及前者那么厚重，但也比较浓郁。
人们称白先勇的小说是“流浪者的哀歌”或是“飘零弟子的哀愁”。
白先勇作品中的今昔对比，盛衰对照，情势对应，将人世沧桑感推向极致。
《纽约客》和《台北人》一样是书写沉重的人生悲歌、文化悲歌。
一九六三年，白先勇负笈美国，从此一头扎进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沧桑”中而不能自拔。
在《纽约客》中，白先勇用冷峻的笔调写尽了浪子们沧桑的漂泊历程和他们苍凉的心态，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广阔、深层的对祖国文化传统的执著追求和无根的漂泊海外的痛苦心情的画卷。
他们的悲剧可以说是历史兴衰和人世变迁的必然产物。
在《芝加哥之死》中，主人公吴汉魂是个已经三十二岁的留学生，为了学业，为了实现他的留学梦，半工半读苦熬了六年。
在这六年里，他起早摸黑，拼命赚钱，刻苦读书，完全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
终于学有成就时，却感到“茫然不知何去何从，他失去了方向观念，他失去了定心力，好像骤然间被推进一所巨大的舞场，他感觉到芝加哥在他脚底下以一种澎湃的韵律颤抖着，他却蹒跚颠簸，跟不上它的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