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笔下的“父亲与民国”] 父亲与民国
白先勇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两岸三地学者参与的“白先勇先生的文学与文化实践暨两岸艺文合作”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1月9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分文学写作、昆曲复兴与历史书写三个专题展开研讨。

本文特选择历史书写的部分研讨内容予以呈现？
主题：白先勇的历史书写
时间：2012年11月9日下午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嘉宾：白先勇（作家）、齐锡生（历史学家）、杨天石（历史学家）、汪朝光（历史学家）等
主持：陆建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
从《台北人》到《父亲与民国》
白先勇：我想讲讲《台北人》与《父亲与民国》二者的关联，两本书间隔了五十年。

动笔写《台北人》，是在1965年，我人在美国。

《台北人》的故事都是写大陆各地迁到台湾的那些人的命运。

大概二十六七岁开始写，写完不过三十一二岁。

现在看来，我用文学的方
式，不经意地写了一代乡愁，写了父亲他们那一辈的遭遇。

小说故事中，即便不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感受。

时隔五十年，我写了我父亲的身影集。

在是我父亲年龄的时候，写了这段历史，我年轻时恐怕写不出来。

那时候写文学，是感性的，现在有很多的理性在里面。

有一个戏曲界的朋友说我，《台北人》是用文学写历史沧桑，《父亲与民国》是用历史写历史的沧桑。

读《父亲与民国》宛如“剥洋葱”
齐锡生：最近这几年，我跟白先勇教授有了一个新的交点，那就是《父亲与民国》。

白先勇教授把一个历史上的沉寂了四五十年的人，重新放到历史舞台上。

这本书对历史学界来讲，在某个意义来说是他丢给我们一棵大洋葱，可能有好几次会议都只能是剥开洋葱的第一层，譬如白崇禧同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悲欢离合，以及二十世纪前半段的外交内政、艺术、社会等各种问题。

接着，洋葱下面一层就是白崇禧与李宗仁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第三层是桂系对外的策略。

还有一层，桂系跟美国有没有外交关系？《父亲与民国》这个大洋葱，可以一层一层剥下去。

常常是“触碰哪段历史哪段历史便重要起来”
齐锡生：我个人的感觉是，历史上下五千年，决定哪个时
代重要或不重要，历史学家实在是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换句话说，如果历史学家写出好的作品来，在我们的认知中那就是中华民族一段重要的历史，如果我们的历史学家写不出好的东西，那段历史就是不重要的历史，尽管那个时候的人辛辛苦苦做过很多事情。

大家都知道黄仁宇教授写了《万历十五年》，之后大家都觉得1587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他对1587年的书写，让我们了解大明是如何从极盛走向衰落的。

蒋介石对白崇禧镜头前与日记中有异
杨天石：《父亲与民国》中的白崇禧，是民国时期一位重要的军事家。

1949年以后蒋介石从大陆去台湾，继续书写他的日记，这时期蒋介石的日记里面有相当多的对于白崇禧的记述和评价。

刚才我们大家看白先勇先生带来的影片，有蒋介石到白崇禧陵前祭悼，送了四个字，意思是要纪念白崇禧的功劳。

我们还看到一个镜头，蒋介石在白崇禧的陵前恭恭敬敬地三鞠躬。

蒋介石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呢？这个要看他的日记。

1966年12月10日，“昨晨，妄悼白崇禧之丧，其实此人（白崇禧）是为党国败坏内乱中之一大罪人也。

”说白崇禧是一个大罪人。

下面讲他能够因病去世，“如此善终”，“而没有像李宗仁、黄少红”，也是很幸运的。

提供了“基础性的材料”
汪朝光：历史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中有其独特性，它非常依赖于基础性的材料，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白先勇的《父亲与民国》，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基础性的材料，尤其是图片材料，这是以往学界相对重视不够的。

白先生这本书，除了基础性材料的提供，另一让我感受深的是其对历史的书写。

历史的书写，应该是多样化的，而且非常接近文学，但是晚清以来，历史教学被科学化，似乎成了技术性的T种，把生动的历史弄得乏味无比。

白先生的写作，有双重身份，一重是文学家，第二重是白崇禧将军的后代。

这双重身份之下的写作，确实可以看出他有自然的情感流露，当然这种情感流露在他的书中还是有节制的。

很多人可能会问，这样的写作会不会偏向主观，从而遮蔽历史所谓“客观性”。

我现在越来越不这么看。

我恰恰觉得，历史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部分，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的书写主体也是人，凡人都是有感情的，再客观的历史研究你也很难避免它的所谓主观的一面。

恰恰在一种多样化的、能够充分体现主观感情抒发的各种不同文本历史书写中，我们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而不是简单地依赖那些所谓客观式的历史描述。

（朱玲整理）
（摘自11月16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