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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2006

第十二章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A. 导言233. 委员会在第五十四届会议(2002年)上决定将“国际法不成体系引起的危险”专题列入工作方案;1004并建立了一个研究组,随后并决定将该专题的标题改为“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

1005此外,委员会还商定了一些建议,包括进行一系列研究,1006首先由研究组主席主持研究“特别法规则的职能与范围和‘自足制度’问题”。

234. 研究组从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2003年)至第五十七届会议(2005年)在马尔蒂·科斯肯涅米先生的主持下接连重新组建,执行了若干任务。

2003年,研究组制定了本五年期(2003-2006年)余下期间的暂定工作时间表,就2002年期间商定的其他研究题目的工作给工作组成员做了分工,并且决定了这些工作所采用的方法,1007 2004年,研究组讨论了研究组主席关于“特别法规则的职能与范围和‘自足制度’问题”的研究报告,也讨论了就余下的其他研究项目起草的提纲。

1008 2005年,研究组讨论了(a) 关于“特别法规则的职能与范围和‘自足制度’问题”研究中区域主义的备忘录”;(b) 在国际法一般发展和国际社会关注中参照“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丙)项)解释条约的研究;(c) 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之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条)的研究;(d) 仅在若干当事国间修改多边条约之协定(《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四十一条)的研1004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2000年)审议了一份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后将本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G.哈夫纳,“国际法不成体系引起的危险”,同上,《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5/10),附件和第729段。

1005同上,《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492-494段。

1006 (a) “特别法规则的职能与范围和‘自足制度’问题”;(b) 在国际法一般发展和国际社会关注背景下参照“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的任何有关规则”(《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丙)项)解释条约;(c) 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之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条);(d) 仅在若干当事国间修改多边条约之协定(《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四十一条);和 (e) 国际法的等级:绝对法、普遍义务、作为解决冲突之规则的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

1007《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415-435段。

1008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303-358段。

294究;以及(e) 国际法的等级:绝对法、普遍义务、作为解决冲突之规则的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的研究。

研究组也讨论了关于“分离条款”的非正式文件。

1009235. 研究组决定参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处理各项研究,把重点放在不成体系问题的实质方面,而暂时搁置与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有关的体制方面的考虑因素。

研究组寻求达成对各国外交部和国际组织的法律专家特别有实际价值的具体结果。

因此,研究组决定在其工作中达成下列实质性结果:(a) 就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拟订一份篇幅较大的分析性研究报告,根据个别提纲和研究组成员在2003-2005年期间提交并在研究组中讨论过的研究报告着手编写;(b) 撰写一份集体文件,刊载来源于各项研究报告的一系列结论和在研究组中予以讨论的情况。

后者必须是具体而且面对实际的一套简要说明,它一方面是研究组工作的摘要和结论,另一方面则是有助于在法律实务中思考和处理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的一套实际准则。

1010236. 在2005年7月28日和29日和8月3日举行的第2859次、第2860次和第2864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研究组主席关于研究组工作现况所做的简报针对这个专题交流了意见。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237. 研究组在本届会议上重新组建,于2006年5月17日和26日、6日6日和7月4日、11日、12日、13日和17日举行了10次会议。

研究组收到了研究组主席马尔蒂·科斯肯涅米先生定稿的一份研究报告和根据这份研究报告得出的一套结论草案。

前一份文件根据研究组各位成员编写的研究报告摘要叙述并且分析了国际法不成体系现象,同时考虑到研究组成员提出的评论(A/CN.4/L.682和Corr.1)。

后一份文件合并了研究组在2002至2005年期间的结论草案,以及另外一些结论草案(A/CN.4/L.682/Add.1) 和关于背景的一节。

研究组在本届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侧重对上述结论的定稿。

在2006年7月17日举行的会议上,研究组完成其工作,制定了载有42项结论的报告(参看下文D.二节)。

研究组强调其结论之集体性质的重要性。

它也着重指出,上述结论是根据主席定稿的分析性研究报告撰写的,必须联系分析性报告一并研读。

1009同上,《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449-493段。

1010同上,第447-448段。

参看同上,《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九章,同上,《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416-418段;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301-302段。

295238. 研究组主席于2006年7月27日和28日举行的委员会第2901次和第2902次会议上介绍了研究组的报告。

239. 委员会于2006年7月28日和8月9日和10日第2902、2911和2912次会议上审议了研究组的报告(见下文D节)。

有一位委员提议将不成体系分成消极的和积极的,委员会不认可这种区分。

委员会在进行了意见交流以后,在第2902次会议上决定注意到研究组的结论(下文D.二节),并在第2912次会议上提请大会注意这些结论。

委员会第2911次会议要求,按惯例,将研究组主席完成的分析性研究报告放入委员会网站,供查阅,并在委员会年鉴中出版。

C. 向研究组和研究组主席表示感谢240. 委员会在2006年8月9日第2911次会议上以鼓掌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国际法委员会,注意到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化引起的困难研究组的报告和结论,向研究组和研究组主席马尔蒂·科斯肯涅米先生表示深挚感谢和热烈祝贺,感谢并祝贺他们为国际不成体系问题报告的编写作出了杰出贡献,在起草结论方面取得了成果,同时经过主席定稿完成了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的报告。

D. 研究组的报告一、背景241. 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法的范围急剧扩大了。

它从用于调节正式外交的工具,扩大到处理最多样的国际活动,从贸易到环境保护,从人权到科技合作。

商业、文化、安全、发展等领域建立了新的区域性和全球性多边机构。

今天很难想象哪一个社会活动领域不必受到某种形式的国际法律规章的制约。

242. 但是,这种扩展是在各国特定的区域或职能团体范围内以不协调的方式产生的。

它的重点历来放在解决特定的问题,而不是实现全面的、如同法律一般的管理。

这种情况体现了社会学家们所说的“职能差异”,这是社会各部分的日益专门化和与这些部分相关的自主作用。

这是人尽皆知的全球化的自相矛盾现象,它在全世296界导致社会生活日益一致化的同时,也造成日益不成体系的现象――也就是在社会活动和结构中出现专门化和相对自主的领域。

243. 国际社会界的不成体系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特别是因为伴随着这一现象出现了各种专门的和(相对)自治的规则或规则复合体、法律机构以及法律实践领域。

曾经似乎受“一般国际法”管辖的事项现在已经成为“贸易法”、“人权法”、“环境法”、“海洋法”、“欧洲法”等专门法律以及甚至“投资法”或“国际难民法”等具有外来特征和高度专业知识的法律所管辖的领域,每一种法律都有其自己的原则和机构。

244. 尽管不成体系问题的现实和重要性都是无可质疑的,但对这种现象的评估看法不一。

一些评论人士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种现象削弱了一般国际法、导致出现相互冲突的法理学、选择法院和失去法律保障等问题。

而另外一些评论人士则只把这个问题看作是随着国际法律活动的增多而自然出现的一个技术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技术合理化和协调加以控制的。

1011为了评估不成体系问题的意义,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处理,委员会在2002年成立了本研究组,以期解决这个问题。

245. 委员会一开始就认识到不成体系提出了机构问题和实质性问题。

前一个问题涉及到适用国际法律规则的各种机构的管辖权及其彼此之间的等级关系问题。

委员会决定将这个问题搁在一边。

机构管辖权的问题最好由机构本身来解决。

委员会希望把重点放在实质性问题上――法律被分裂成高度专业化的、彼此之间以及与一般法之间相对自治的“盒子”。

这种专业化的实际作用是什么?应该怎样看待这些“盒子”之间的关系?就上述例子而言,《海洋法公约》作为一项环境条约,它与一个区域一体化文书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1011“不成体系问题”是当前学术著作和会议中经常处理的专题。

在讨论国际规章来源多样化问题的各种著作中,例如可参阅:Eric Loquin & Catherine Kessedjian (edS.), La mondialisation du droit (Paris:Litec, 2000); and Paul Schiff Berman,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Aldershot: Ashgate, 2005).The activity of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s is examined in José Alvarez,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Law-Mak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non-treaty law-making today are also presented in Rüdiger Wolfrum & Volker Röben (edS.), Develop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reaty-making (Berlin: Springer, 2005) pp.417-586 and Ronnie Lipschutz & Cathleen Vogel, “Regulation for the Rest of Us? 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Transnational Regulation”, in R.R.Hall & T.J.Bierstaker, The Emergence of Private Authority in Global Govern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15-140.See also “Symposium: The Prolif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Piecing together the Puzzle”, New Yor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voL.31 (1999) pp.679-993; Andreas Zimmermann & Reiner Hoffmann, with assisting editor Hanna Goeters, Unity and D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Law(Berlin: Duncker & Humblot, 2006); Karel Wellens & Rosario Huesa Vinaixa (edS.), L’influence des sources sur l’unité et la fragmentat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Brussels: Bruylant, 2006 forthcoming).A strong plea for unity is contained in Pierre Marie Dupuy, “L’unité de l’ordre juridique internationale.Cours général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Recueil des Cours …, voL.297 (2002).For more references, see Martti Koskenniemi & Päivi Leino,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Postmodern Anxieties?”,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5 (2002) pp.553-579.297246. 委员会与学术界大多数评论人士一样认为,正如其改拟的专题题目:“国际法不成体系:国际法的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所表明的那样,这个问题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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