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研究述评梁向阳(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2003年2月第25卷第1期摘要路遥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

从内容上看，关于路遥的创作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研究和本体研究上，从时间上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今后的路遥研究还需要在加强文本和本体研究的同时，正确地评估与定位路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地位。

关键词:路遥;研究;述评从内容上看，路遥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本研究;二是作家研究。

从时间上划分，路遥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到《人生》产生“轰动”时期，主要集中在对作品的评论；第二阶段是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出版到1991 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期，评论家们一方面重点关注路遥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丰富与贡献，另一方面研究其创作心理，形成了路遥研究的高潮，出现了一系列有深度的评论文章;第三阶段是路遥逝世至今，是路遥研究的系统化阶段，出现了一些学术专著。

本文以时间为线索，勾勒路遥研究的运行轨迹，梳理研究成果，供关心、热爱路遥研究的学者参考。

第一阶段:从《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到《人生》产生“轰动”时期这个阶段也可以称为路遥研究的初始阶段它与作家的成长一起同步成长。

这段时间，路遥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先后发表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等中短篇小说，这个阶段的评论也多集中在作品评价与创作风格描述上。

1980年，路遥在《当代》第3期发表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这部中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原来犯过错误，在派性斗争中却敢于舍生取义的老干部形象，在写法上与当时“写真实”批判为主的主导叙事风格格格不入，发表前曾一波三折，发表后也获得了一些零散的评论。

尤其是资深评论家、编辑家秦兆阳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不是一篇针贬时弊的作品，也不是一篇反映落实政策的作品，也不是写悲欢离合、沉吟个人命运的作品，也不是以愤怒之情直接控诉‘四人帮’罪恶的作品。

它所着力描写的，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分辩不清、思想水平并不很高、却又不愿意群众因自己而掀起大规模武斗，以至造成巨大牺牲的革命干部” [1]。

无庸讳言，秦兆阳的充分肯定，对于这部作品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使路遥第一次为全国文学界所注意。

中篇小说《人生》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上发表，标志着路遥小说创作走向成熟。

这篇小说通过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人的爱情故事的描写，开掘了现实生活中饱含的富于诗意的美好内容，也尖锐地揭露了生活中的丑恶和庸俗，强烈体现出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矛盾、痛苦心理。

正因为路遥与众不同的创作视角，这部中篇小说很快就受到了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轰动”全国。

1982年后，根据小说所改编的戏剧、电影、广播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出现于舞台、银幕和广播中;评论小说和电影《人生》的文章达120多篇，其中专论高家林的就有30多篇，文学界形成研究路遥的一个小高潮。

第一，评论界公认高加林是路遥塑造的一个性格丰富的典型人物形象。

高家林是路遥在《人生》中一反“十七年”中书写返乡青年的模式，毫无矫饰地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典型人物，也是一个在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轰动效应而且思想内涵上有争议的人物。

①当时的评论界把问题焦点主要集中在高家林是个什么样的人上:一是高加林是不是“新人”的问题。

梁永安称高家林是“可喜的农村新人形象” [3];雷达认为高家林“有辨不清两种文明的弱点,但主导的方面还是新的因素居多。

他是农民母体经历十年内乱后诞生的一个‘应运而生’的新生儿,虽然必不可免地带着旧的胎记,但总体来看,他在精神上是一个新的人物但不是通常所说的‘新人’” [4] (P96)。

二是高家林是不是个人奋斗者、个人主义者的问题。

曹锦清称高家林是“一个孤独奋斗者的形象” [5];而蔡翔认为“高家林的自尊在‘挑粪’一节中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屈辱从反而教育了他,催化了他愿望中的出人头地的个人主义因素，并且煽起一种盲目的报复情绪” [6] (P85),他并且认为社会应当对高家林个人主义思想的滋生承担一定的责任。

那么高家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复杂人物形象? 许多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陈骏涛认为，“高家林是处于人生岔道口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

在高家林身上集聚了种种矛盾的性格……种种矛盾汇聚于一身,可能使习惯欣赏简单化人物的读者感到不可理解,但我们却通过这个人物的复杂的性格,看到了像万花筒般的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

” [7]阎纲认为，“高家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就是复杂到相当真实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的崇拜者,城市姑娘黄亚萍觉得,这个年轻人既像保尔•柯察金,又像于连■索黑尔,是具有自觉和盲动、英雄和懦夫、强者和弱者的两重性的人物形象。

性格的复杂性、两重性，是人生社会复杂性、流动性的生动反映和深刻表现” [8] (P404)李劼把高加林放置在中外文学的视阈范围内，同外国文学于连•索黑尔、牛虻保尔•柯察金等人物形象,以及中国文学中的阿Q、小二黑、梁生宝、高大泉等农民形象加以比较,指出“高家林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深度的人物形象,一个在当今小说创作中空前出色的文学典型,他既显示了当代中国青年进取向上的精神风貌,又镌刻着这一代青年可能具有的种种弱点”[9](P70)。

一番激烈的争论后,评论界的观点虽说有些分歧,但人们公认高加林是路遥为新时期文学画廊塑造的复杂的人物形象，“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进入当代中国文学史是当之无愧的,这是现实主义的一次胜利。

这对我国的80年代和90年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某种深远的影响。

”2] (P80)第二,评论界注意审视路遥作品的审美特质,提出“深沉”与“宏大”是其小说创作的审美特征。

早在1983年，白烨首先注意到路遥结构作品，“不仅注意构筑大起大落而又环环相扣的外在情节，而且注意到铺设涟漪连绵的显现人物内心风暴的内在情节,并常常把二者交叉穿错起来,在波折迭出的矛盾冲突中层层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明晰地揭示出促进人物行动的内在的外在的因素”并指出路遥作品呈现出“执着而严肃的艺术追求”10]。

到1985年，李星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深沉、宏大正是路遥所具有的艺术气质,也是他在全部创作过程中所苦心孤诣追求的艺术目标”11](P65),这正是路遥小说创作的审美特征。

李勇还注意到赋予这种深沉而宏大的审美品格的精神支柱,是作家强烈责任感、使命感,是“浓烈的情感色调和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对理想的热情和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化了《人生》的悲剧主题，使之呈现出崇高、悲壮的审美特色。

”12] (P76—79)第三,评论者们还紧紧抓住路遥在书信与创作随笔里反复表述的“城乡交叉地带”的关键词,寻求解读其创作的钥匙。

1982年8月17日，评论家阎纲在给路遥的信中，首先谈及“城乡交叉地带”[8] (P406);王愚专门就此问题撰写评论,研究“在交叉地带耕耘”13 ] (P38)的路遥的创作特色;而李勇称“‘交叉地带’这个典型环境和高家林这个典型形象，是路遥为当代中国文学做出的突出贡献,也是他在自己的创作敏感区最重要的收获”12] (P74—75)。

通过“城乡交叉地带”的把握,这为解读路遥小说创作提供了较为准确的视角。

可以这样说,这一阶段的路遥研究,一是公认了高家林是“这一个”典型人物形象,二是把握住了路遥作品“深沉”、“宏大”的美学特征,三是明确了路遥善于在“城乡交叉地带”构建小说世界表现审美理想的创作特点。

第二阶段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出版到荣获“茅盾文学奖”时期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花城》1986年第6期发表后,单行本相继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1年，出齐三卷本的《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评论界以小说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史诗性的品格”为突破口，重点分析了《平凡的世界》“现实主义的新创获” [14] (P25),全面而深刻地探讨路遥小说的内在特征与创作魅力。

这个阶段形成了路遥研究的高潮，出现了一系列有深度、有学术理性的评论文章。

1987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问世后,《花城》与《小说评论》编辑部曾在北京召开了有国内许多著名评论家参加的座谈会。

座谈会上,人们给予其很高的评价,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具有内在魅力和激情的现实主义力作。

它以1975年至1978年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是一幅当代农村生活全景性的图画,是对十年浩劫历史生活的总体反思。

在事件和人物之间,作家更着力表现新旧交替时期农民特有的文化心态,试图探寻中国当代农民的历史和未来。

”、“这部作品之所以被称为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仅在于作品展示的大量的生活细节、农村生活图画都相当逼真,而且在于作者众中精细深刻地刻画出了人物的心理、性格,写出了中国农民个体和群体的命运。

”15] (P153 — 154)。

与此同时，曾镇南认为“《平凡的世界》采用的创作方法，是非常严谨的现实主义。

作家承继了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发生历史性的大挫折和大转机的特定时期内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进行严肃的艺术概括和艺术创造。

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既师承了我国当代文学中的杰出的前辈柳青写作《创业史》的那种特有的严谨、深刻、精于典型人物的创造和典型环境的烘托，又有自己的发展”。

他还对《平凡的世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及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更为准确的分析,从而进一步阐释“这种异常朴素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采取,决定于两个原因:第一,决定于作家对他所面对的时代和生活过来的世界的独特的认识。

第二,路遥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彻底的朴素性, 还取决于作家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本来面貌的典型理解”得出了这部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新创获” [14](P22—25)的结论。

曾镇南的评论逻辑严密,分析透彻,是一篇令人信服的评论文章。

到了《平凡的世界》三部全部出版并荣获“茅盾文学奖”后,李星发表《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一一路遥论》,对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进行系统分析,认为路遥“坚持了文学的现实性和当代性相统一的原则”、“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创造服务于现实人生的活文学”、“小说的现实魅力就在于服务人生和取材于现实人生的统一。

”[16] (P90)。

白烨还深中肯綮地分析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优势,认为“现实主义创作因直面现实凛利、囊括生活广博,兼之有揭示人的命运和洞悉人的心灵的多种功能,它迄今仍是反映我们这块多难的热土和表现热土上的子民的最有效的武器”，正因为路遥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平凡的世界》“读后使人萦绕于怀的，无疑是普通人在时代变迁和苦难历程中昂扬不屈的生命力，以及由此隐含的对于民族近传统的反思与批判，这是《平凡的世界》超越路遥以往创作并跻身于当代优秀长篇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