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6-02-16作者简介:王志伟(1969-,男,河南中牟人,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英语修辞学、英语文体学与语篇分析研究。
第22卷第4期2006年8月商丘师范学院学报J OURNAL OF SHAN GQ IU TEACHERS COLL EGE Vol.22No.4August ,2006汉语双关传统述评王志伟(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上海200083摘要:汉语双关名称来源不详,但其使用源远流长。
汉语丰富的文字游戏、独特的谐音文化以及含蓄的民族心理等构成了汉语双关语的文化基础。
汉语双关传统主要通过语言游戏和修辞手段两种形式得以延续,运用领域主要涉及古体诗歌、文字游戏、谜语、歇后语、相声小品、网络文学、手机短信等。
中国传统的修辞哲学思想使得汉语双关地位不如西方显赫,双关研究也因此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关键词:汉语双关;文化基础;人文传统中图分类号:H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0604-0133-04双关语作为世界多种语言中共有的语言现象,其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世界各地早期的口头语言游戏之中。
根据现有文献,双关语的书面使用在西方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时代。
[1]在中国至少也可以追溯到包括从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创作的诗集《诗经》。
然而,和英语一样,汉语“双关”名称的由来也不能完全确定,《词源》、《汉语大词典》、《修辞学发微》等修辞学专著和词典多首标范仲淹《〈赋林衡鉴〉序》:“兼明二物者,谓之双关。
”但马国强在检读了汉魏至唐宋历代诗歌后发现,范仲淹之前就已经有诗言及“双关”,佐证是《全唐诗》650卷方千的有诗歌《袁明府以家寄余,余以山梅答赠,非惟四韵,兼亦双关》。
[2]“双关”称名是否还可以再往前溯源,至今不得而知。
不过,双关语作为世界文明中一种最为喜闻乐见的创作手段,作为资格老、牌子硬、经久不衰的修辞手段,其传统极为悠久,本文拟从汉语双关的文化基础和人文传统等角度入手,对汉语双关传统进行简要探讨。
一、汉语双关语的文化基础中国文化中历史悠久的文字游戏、谐音文化、含蓄的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等构成了汉语双关语的文化基础。
第一,文字游戏。
人类是游戏的动物,游戏是创造的准备,也是人类文化的基础。
在人类的游戏中,语言文字游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雅各布逊(Roman Jacobson ,1896-1982强调“语言文字游戏的重要性不应低估”。
[3]王佐良先生也说:“游戏功用对于语言是重要的,正同游戏是人们生活里所绝不可缺少的一样。
取走了游戏语言,就是取走了广播和电视上的全部相声和喜剧,取走了全部幽默和讽刺文学,也取走了我们日常谈话里的全部笑料和风趣。
”[4]同西方语言相比,汉语也更适合于用来做语言文字游戏,因为从形体上,汉字是一种方块字,其不同的笔画变化无穷;从音义上讲,汉字能够借助会意、谐音等艺术手段将汉语中大量的多音多义字演绎得有声有色,多姿多彩。
所以在中国,语言文字游戏就特别多,上到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包括小偷乞丐,都喜欢语言文字游戏。
中国的语言文字游戏的传统也特别悠久,灯谜、字谜等就是中国的国宝。
[5]它源远流长,形成了一种语言文字游戏文化,甚至可以说中国是个“语言文字国”,同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比较喜欢文字游戏,如字谜、灯谜、谜语、酒令、相声、歇后语、民谣、歌谣、笑话、网络语言等。
单以谜语为例,它在中国自西周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再从谜语从不同时期的名称也可大致了解文字游戏在中国文化中的繁荣程度,它春秋时叫“言隐”、“隐语”、“辞”;在汉代叫“射覆”、“离合”、“字谜”;在唐代叫“反语”、“歇后”;五代时称为“覆射”;宋代称为“地谜”、“诗谜”、“社谜”、“戾谜”、“藏头”、“市语”;元代时称为“独脚虎”、“谜韵”;明朝时称为“反切”、“商谜”、“猜灯”、“弹壁”、“弹壁灯”、“灯谜”、“春灯谜”;清朝时称为“谜子”、“谜谜子”、“切口”、“缩脚韵”、“文虎”、“灯虎”、“春谜”、“灯谜”。
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说:“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之嘲隐,化为谜语。
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
或体目文字,或图像物品,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
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
”他对谜语从理论上作了高度的概括,对谜语发展的历史,谜语的定义及其特征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和阐述。
民国时期被誉为一代“谜圣”的张起南(1878-1923,在其《橐园春灯话》中有这样一段叙述:“谜虽小道,然扩而充之,宇宙间一名一物无所不包。
此所谓‘语小天下莫能破,语大天下莫能载’者也”。
[6]从修辞角度看,语言文字游戏是一种走到了极端的修辞活动。
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们的修辞天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语言和文字的表达功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出语言和文字的一切的潜在表达功能,它是修辞技巧的实验室。
汉语中双关语、藏词、析字等许多修辞格实际上与传统的语言文字游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二,谐音在汉语文化中也占有突出的地位。
声音作为语言的物质外壳,不仅是语言交际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也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重要修辞因素。
中国人历来对声音非常重视,并形成了独特的谐音文化。
例如《诗大序》把声音和人心密切联系起来:“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礼记・乐记》中也有几乎相同的话:“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谐音不仅常常出现在言语交际、文学作品中,还经常出现在非言语交际中,不仅运用于日常生活,诸如谚语、歇后语、人名、地名、广告语、流行语中,还出现在各类民间艺术中。
可以说“它已不再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的、杂乱的现象,而是一种大量的、经常的、系统存在的现象,是汉人从某一方面来认识、把握世界的一种手段,更是汉人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重要方式”。
[7]冯沅君和陆侃如研究了南北朝的乐府诗,发现南朝乐府诗中的谐音双关语非常常见。
中国的许多社会习俗和礼仪也常常和谐音有关。
例如,谐音文化就贯穿于安徽徽州婚俗的全过程:媒妁之亲初定之后,男方要向女方派送提亲礼金,古徽州的礼金数字一般送108元或128元,取“8”的谐音图个“发”家之吉;新娘离开娘家时要行“过炉”仪式,即由家人背着从家中锡炉子里烧着艾叶的香气中跨过再到祠堂上轿,“艾”、“锡”谐音“爱媳”,是一种祈愿和嘱咐;新娘花轿进入男方祠堂后,要行“过袋”仪式,即地上两只青布袋,新娘踩着青布袋而行,当新娘踩上前一只青布袋时,后边一只青布袋便被两名傧相掀起从新娘头顶翻过,口中高喊“一袋(代传一袋(代,一袋(代高一袋(代”,如此周而复始直抵祠堂门口,这里的谐音文化则是一种美好的祝福;进入洞房后,要将新娘嫁妆中的男、女新鞋各一双置放在床前,谐音“同鞋(行到老”,因为在徽州方言中,“鞋”与“行”同音;闹洞房时的“撒帐”仪式,依次撒向婚床帐幔的物什是红枣、染红壳的生花生、桂圆和生瓜子,谐音“早生贵子”,用的是物体语言的谐音,表达的是一种良好的祝愿。
即便是现代,谐音也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人们送礼也少不了“糕”(高升、“鱼”(富裕、有余,却忌讳送“钟”(送终送“伞”(散,吃梨吃桔子忌讳分着吃(分离、分居,过生日要吃长寿面,不喝南瓜汤(难过等。
电话号码、车辆牌号、证件号码等有“8”(发财有“6”(六顺就受人欢迎,而含4的数字就备受冷落。
中国的饮食文化中也普遍采用谐音双关手法,如菜肴名称中的霸王别姬(鳖鸡、大鹏展翅(鱼翅、绝代双骄(青辣椒加红辣椒、呱呱叫好(南瓜炒冬瓜、龙凤呈祥、一帆风顺等等。
有着四千多年悠久历史的酒文化中谐音双关语更是突出。
[8]还有一例,四川省内江市城郊的三元塔上刻着一副令人称奇的三国人名谐趣联,“身居宝塔,眼望孔明,怨江围实难旅步;鸟在笼中,心思槽巢,恨关羽不得张飞”,其中,姜维、吕布、曹操等人名均用谐音道出,对联一语双关,暗示人生有时会处于一种身不由己(恨关羽、无可奈何(不得张飞的境地。
这副对联言此意彼,虚实相生,谐音其中,十分生动有趣、富含哲理、回味无穷。
第三,汉语双关传统与中华民族的整体直觉思维方式和含蓄的民族心理也有一定的关系。
关于中西思维方式的特点和差异,近代不少专家学者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连淑能对此研究后总结说,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思维方式的特征表现为十个方面:伦理型、整体性、意向性、直觉性、意象性、模糊性、求同性、后馈性、内向性、归纳型,而与此对应,以古代希腊、古代罗马、近代西欧和北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思维模式也表现在认知性、分析性、对象性、逻辑性、实证性、精确性、求异性、前瞻性、外向性、演绎性等等十个对应的方面。
[9]具体而言,东方思维沿着政治伦理的方向发展,而西方思维却沿着认知科学的方向前进。
东方思维具有阴柔偏向,含有艺术家的素质,力图求善,而西方思维具有阳刚偏向,含有科学家的素质,力图求真。
东方重视伦理道德,重视身心修养,重视内向自求,重视治国安邦,因而带有强烈的主体意向性;政治上追求治国安邦,产生了“大一统”的思想,惟圣、惟书、惟上是思维带有后馈性和求同性。
注重政治伦理,必然对探索自然失去兴趣,因而热衷于对天地人作比附,进行直觉体悟与整体综合,用以解释政治、社会、伦理、人生的种种问题。
内向自求、主体意向与直觉体悟相关,直觉体悟又以整体综合为前提,同时又是直观经验的结果。
重视直观经验又引出重视意象和归纳。
以直觉体悟和整体综合把握事物,容易使思维带有模糊性。
西方认知科学型的思维方式重视探索自然、重视求知、重视理性,重视外向探求,因而带有强烈的客体对象性。
科学上追求知识和理性,必然要借助逻辑,以分析和实证的手段获得对认知对象的精确认识。
追求科学认知又使人们不断求异、创造、超前,采用演绎与归纳的方法,不断推导出新的科学体系。
在这种思维方式和含蓄的民族心理之下,我国古代诗论家大都强调意在言外、意贵含蓄,也就是钟嵘所谓“文已尽而言有余”,司空图所强调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戴叔伦所注重的“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等。
正如梁实秋总结的那样:“向来写情感的,多半是以含蓄蕴藉为原则,像那弹琴的弦外之音,像吃橄榄的那点回甘味儿,是我们中国文学家所最乐道。
”[10]难怪王希杰谈到汉语中的双关传统时,说:“中国人一向比较喜欢双关,与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含蓄的民族”(王希杰,1996:446。
二、汉语双关语的人文传统汉语中双关语的运用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诗经》、《论431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语・八佾》等中就有双关语的用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