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到美国违宪审查制度杨遴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是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它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自从华盛顿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到今天的第55届总统奥巴马，它一脉相承到今天。
所以在历史上，美国只有一次制宪，那就是制定了1787年宪法。
二百多年来，美国虽然先后通过了27条修正案，但都是修宪。
但由于美国资产阶级政权的一直持续，因此美国并没有再一次制定宪法。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宪法制定出炉仅有七条，两百多年间仅有27条修正案，这个惊人的宪法，并没有随着美国经济政治的变迁和发展被历史淘汰，相反却让美国在此规范的带领下欲发法治文明而强大。
历史的变迁和世界法制的发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可以算是宪法的“圣经”了，它无时不为美国贡献着巨大的力量。
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为国家政治、经济、思想建设提供了法律标的和向标，意旨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
它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目的是确保革命果实，资本经济市场的正常运转。
当然，这里我不再从深思考这一问题。
既然宪法是以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来保证革命的果实，标的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那么就要保证宪法的正确正常运转。
这就必须对宪法进行监督，由行政、司法、立法的三权分立制衡来达到这一目的，才能使宪法达到确保法律的安定、平等、合目的性，从而使国家稳定、法律合目的，最终为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服务。
在这里，我要以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来阐释这一观点，证实法律——宪法的监督的重要性——违宪审查制度。
一、从“三权斗争”到“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在这里，我要把“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案情详细的梳理一下。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发生在十八、十九世纪交替时期，也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与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交接时。
时任美国总统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是联邦党人。
在18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击败约翰••亚当斯当选美国第三任总统。
在这期间两党斗争日趋激烈，最初的争论是围绕财经政策进行的。
此时，在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政府担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主张建立稳定的国家信贷、建立国家银行、征收进口税、集中权力于联邦政府，并要求从宽解释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
而这一主张遭到时任国务卿杰斐逊的反对，杰斐逊认为应当从严解释宪法，使各州和地方政府能够享有较多的权力。
两派意见在国会形成了两个投票集团，进而组成了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
此时，此案的主角——被告——《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麦迪逊（曾经是联邦派（还未成为有组织的政党时）的核心人物）则与杰斐逊联盟，所以在杰斐逊上台后即任麦迪逊为国务卿。
面临大选失败的联邦党当然不甘心。
他们在失去行政和立法主导权的情况下，将眼光自然放在了不受大选影响的司法权的争夺上。
1800年12月，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因健康辞职，尚未离任的总统约翰••亚当斯任命国务卿马歇尔接任首席大法官并于1801年1月27日获得参议院通过，此时的马歇尔既是大法官又是国务卿。
与此同时，在联邦党控制下的国会在压力和慌乱中通过了《巡回法院法》和《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至此，巡回法院数量从三个增加到六个，新增加16名法官；又在华盛顿特区增加了五个地区法院，每个地区还增加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联邦执法官，在人口稀少但临近首都的各县设立42名治安法官，（马伯里便是其中的一名新任命的法官）。
巡回法院设立的官职都已由忠诚的联邦党人顺利赴任；而后设立的42名法官由于时间紧迫，直到总统亚当斯任期的最后一天才予任命。
按规定，这些任命必须在总统离任前一刻经参议院同意、总统签署、国务卿盖章后才能生效。
马歇尔竭力的忙碌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最后还有17份任命状没有送出。
焦点问题在这里产生了。
第二天，即1801年3月4日，杰斐逊就任美国第三任总统，权利到手的杰斐逊立即任命他的国务卿麦迪逊扣押了未送出的17份委任状，接着新一届国会于1802年成功地废除了《巡回法院法案》，以此削弱联邦司法权。
为了防止马歇尔控制的最高法院的对抗，新国会以法令形式迫使最高法院从1801年12月至1903年2月关闭了14个月。
整个案件的案情到这里就差不多就是这些了，但这个案件最终在强大的压力和斗争中获得了它应有的价值。
在这个奇特而似乎合法的政治斗争中，这个案子却有着重大的影响，它关系着美国三权的权利分配与制衡。
在此，先不从这个案子的结果来分析，因为它在此还未真正的开始。
从“三权斗争”到“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一个循环斗争的必然。
三权分立，即行政、立法、司法的统一制衡，是近代宪法的思想理论之一。
而美国宪法就采用了这一理论基础，国家体制也相对应的是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三大部门。
从美国国家体制与宪法思想划分来看，又再一次证实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政治、经济、立法等诸多部门的标的、指向标。
用数学中的三角形边角对应关系来喻指三权分立，更能体现权利统一制衡的重要性。
我们都知道，三角形的边角对应关系成正比，即简单的而理解为大角对大边。
当三个权力同等大小的制衡情况下，在三角形上的表示情况是等边等角的等边三角形。
在这个“魔幻三角三权分立表示图”上其他三角形情况便可想而知其权利之间的制衡关系。
当某个权利或某两个权利小到为零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抽象的认为是一个新的“杠杆原理”或是全国“一条龙说了算”。
谁有权利谁说了算，这还是宪法所规范的吗？所以在三权分立里，势必会引起新的三权分配，新的“三权斗争”开始了。
面对美国司法权的削减，“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在新的“三权斗争”中拉开了序幕，它是现实的、必然的。
二、“违宪审查”还原美国“三权制衡”在这个宪法基本理论“三权分立”被美国现行政治的冲击下，国家体制中的行政、立法、司法几乎被某以权力圈拢大权的情况下，宪法几乎被某一权力获得者所操控，失去了它应有的安定、平等和合目的性。
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看来，政治成为了党派之间镇压宪法的工具，三权体制被党派之间各自的利益搞得“谁有权谁说了算”，宪法着一根本大法形同虚设。
美国在此期间的做法又恰恰证明了“三权分立”的提出者法国启蒙家孟德斯鸠的另一理论。
他认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切又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用权力约束权力，就必须实行权力的分立。
”这里明确了三权分立和制衡三权之间的均衡与相互制约，而美国这一时期的政治却与此相反。
假设同一个机关，既是法律执行者，又享有立法者得全部权力，它就可以用它的一般意志去蹂躏全国；因为还有司法权，它可以用它的个别意志毁灭每一个公民。
如果立法权与执行权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或同一个机关手中，自由便不复存在。
因为很可能君主或议会制定出暴虐的法律，而又粗暴的强制实施推行。
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或被凌驾，自由也是不复存在的。
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二为一，法官既是审判者同时也是立法者，那么将会法律不自觉地赋予了执法者对人民生命和自由的独断专权。
如果司法权与行政权合二为一，那么法官将成为魔鬼，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掌握执行者的权力，就更容易滥用权力。
如果同一个人或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那么，彻底的“一条龙说了算”彻底形成了，“三权分立”指导的宪法牺牲了。
而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时期的美国，正不自在的处在上述假设之一中。
前面已经说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在美国的价值，从新分配三权并使三权得到了相互制衡，这是美国法治的又一里程碑。
在美国这一时期的党派政治斗争中，围绕“三权分立”之间的关系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凸显了出来，宪法的三权制衡能否立住脚跟，便成了美国法律、政治之间平等、稳定和合目的性的关键。
而在此案中，却正是大法官马歇尔使此政治、法律之间化险为夷——违宪审查制度。
马歇尔一直认为美国三权中司法权处于相对弱势，美国政权中还是立法、行政有权，他们说了算。
在三权分立中，司法权处于被动地位，司法方面“不告不理”，是没有主动权的。
它即没有军权、财政权，并无法支配社会力量，它的实施判决必须“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其实宪法一直处在立法、行政之中，而司法却被孤立了。
它——美国政治、法律又处在了前面的几种假设之中——后果如假设所述，司法失去了在三权中相互制衡权利和本身的权利。
就在党派之间极力的权力斗争下，“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成了马歇尔的对抗行政、立法的机会。
面对该案中民主共和党的扣押委任状和废除法律关闭最高法院的做法，是完全没有司法存在的。
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无所事事，十年只判过一个案子，并且也被否认了。
这一切，对于一心想强大司法力量的马歇尔来说，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但“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又给了他一个机会，给了他一个拯救三权分立下的宪法和政权，如何让弱势的司法权和行政权、立法权制衡？在强大的行政权之下，马歇尔受理该案实在非常棘手。
他首先的试探：要求麦迪逊解释不发任命状的理由被置之不理。
所以，马歇尔在此作出了斩钉截铁而又不需要执行的判决。
它的逻辑是：第一，申请人有权得到委任状，因为程序合法，拒发委任状便是侵权；第二，被侵权人应当得到救济。
“合众国政府为法制政府，而非人制政府。
”第三，由于司法法违宪，最高法院无权发出强制执行。
因为依据联邦宪法规定，只有外国大使、公使、领事、领事及州政府为诉讼当事人时，联邦最高院才享有初审管辖权。
而1789年的《司法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在法律原则和习惯所容许的范围内，得向联邦政府现职官员下达令状，命其履行法定义务。
”“当事人之全国性利益受到法院否定时，受害人得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
”因此，联邦政府对此案就有了管辖权，《司法法》与宪法存在矛盾。
为此，马歇尔强调“法院必须决定这些相互冲突的规则中哪一个管辖该案，这就是司法职责的本质。
”——违宪审查制度。
这一决定，这一逻辑，让以三权分立为理论的宪法获得了它应有的权利，让政府、立法、司法三个部门得到了相应的平衡——还原了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
三、宪法的目的：法律的稳定、平等、合目的性在英美法系里，判例是一种法律的裁决标准，“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成功，解决了美国三权之间的不平衡。
司法对宪法的监督——违宪审查，让美国这部仅有七条条文和二十七条修正案的宪法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里，一直指引着美国法制建设。
可以说，美国的民主法治正是在这部宪法的标的中，从宪法到普通法规，都保证了其稳定、平等和合目的。
“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庞德的这句话无疑是“一个永恒无可辩驳的真理”。
这部宪法——1787年宪法无疑是一个完美的典型。
事实确实如此，每个时代，当然也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具有复杂性的社会，法律在对稳定与变化这一巨大悖论中成长。
当然1787年宪法也不例外。
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让我思考了这个问题：宪法的目的是法律的稳定、平等、合目的性，那么，法律首先必须存在，要正确的发挥调控社会关系和生活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