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内幕》读书报告
一、作者简介
安东尼·唐斯：安东尼·唐斯，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大都市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他还曾担任兰德公司的高级分析员，以及美国各级政府机构和大公司的顾问，并在芝加哥大学任过教。

他是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得博士，本书即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他写作或参与写作了24本书和500多篇论文，其中著名的专著除了《民主的经济理论》以外，还有《内部科层制》/《官僚制内幕》(1967)。

目前他的研究领域为交通，住房等城市政策。

二、写作背景
1957年，正值西方行政学的批评和转变时期，专家学者对官僚制的批评越来越多，这其中还包括著名的帕金森定律。

在这种潮流下，唐斯在《民主经济理论》中第一次把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运用到了政治行为的分析中，对官僚制进行了论述。

而到了1966年，公共选择学派进一步发展，同时政策科学也在西蒙的倡导下逐渐成熟，成为了一门显学。

因此，唐斯在此时把公共选择学派经济人的假设运用到官僚行为分析中，如他自己所说，想发展一套理论，让人们能预知官僚行为，从而进行科学决策。

三、主要观点
主要观点1：官员行为剖析
1.官员的局限和偏见。

官员的局限有：投入决策的时间有限，进行决策权衡时所使用的信息有限；每个官员各自的职能使得他们都只注意自己所关心的部分；制定决策所需信息的不充分；获得更多信息的成本高昂；很多重要信息尤其是关于未来事件的动态的信息的缺乏，以致决策的制定面临着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

官员的偏见主要体现在：每个官员向上层传递信息都倾向于扭曲信息的真实度，即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尽量减少或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每个官员都对特定的政策和行动抱有偏见，即使他的职责要求它执行这些政策或行动，他仍旧会努力推行那些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和行动，反对或不履行损坏自己利益的政策或行动；每个官员增强自己的责任和接受有风险的职责的程度，主要取决于这样做能否帮助其实现个人目标。

2.官员所处的官僚制背景。

身在层级制官僚组织中的官员，都处于一种由上级、同级和下级所组成的组织网络中，他除了必须处理好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外，还需要协调与不同部门的经常往来的人员的关系。

由于官僚制组织的产出无法直接衡量，官员的功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直接上级对他工作的评价，所以保持良好的上下级关系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官员都会致力于发展这种与上级的良好关系。

3.官员个体的动机和目标。

官员的一般动机包括：权力、金钱收入、声望、便利、安全、忠诚、精通工作的自豪感、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愿望、对特定行动计划的承诺。

作者认为前五个属于纯个人动机，后四个属于混合动机。

唐斯还指出官员的目标包括：终极目标、履行社会行为准则的目的、履行基本政治行为的目的、基本的个人目标、
特殊的官僚制导向的目标。

4.官员的类型及其心理倾向和行为。

按照官员的目的和动机，作者将官员分为两个大类五种类型，即：完全自私的官员（权力攀登者、保守者）和混合动机的官员（狂热者、倡导者、政治家）。

主要观点2：官僚组织行为剖析
1.官僚组织的信息沟通行为。

作者将一个组织系统的沟通分为三类：正式、非正式和私人沟通。

由于官僚组织的信息沟通有信息歪曲的特征及其原因，官员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信息失真的程度，比如：重复和核查报告、反向偏见措施、消除中层人员数、发展能够查处信息歪曲的证据等措施。

2.官僚组织的调控行为。

唐斯指出官僚组织内部控制存在着三大定律：不完全控制定律，即没有人能够完全控制一个大型组织的行为；控制递减定律，即组织规模越大，顶层官员对组织行为的控制力越弱；协调递减定律，即组织规模越大，协调行动越困难。

作者针对这些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的克服措施。

3.官僚组织的信息收集行为。

信息的收集与调查在制定决策和执行决策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决策者在决策形成过程中以及在几个行动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评估下属执行情况时都需要大量的信息作为选择依据，同样，下级官员在执行过程中也依靠执行环境的信息来贯彻上级的命令，并根据其他信息对决策进行及时的反馈与调整。

四、评价
《官僚制内幕》一书中的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官僚化的官员，如同社会的其他代理人一样，很大程度上被自我利益所驱动（不是唯一的）。

该理论遵循了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的“经济理性人”假设的思想传统，也与西姆内尔、杜鲁门、布坎南和西蒙等对政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政治学家的思想一脉相承。

如在分析官员的局限着方面，实际上是西蒙有限决策的的延伸，所不同的是，作者更注重对决策主观性的分析，认为决策者的主观意愿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决策的制定，而西蒙则比较注重对决策者客观局限的分析。

唐斯的这本官僚制著作相对于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写的关于官僚制的著作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因为前人都是经验主义的和描述性的，而很少是理论性的，而唐斯则把官僚制理论化了。

在研究方法上，该书突破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个人主义追求的偏好，引入了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十分注重组织结构和整体功能的分析。

本书不仅较为合理地解释了官僚组织和官僚行为，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指导我们学习如何与官僚组织及官员打交道，以及如何克服官僚病等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这本著作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并非尽善尽美，它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局限性。

尼斯坎南认为唐斯的这部著作发展了官僚机构内部管理过程的整体理论，但没有探讨在官僚机构的预算与产出绩效问题上最大化行为的影响。

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和公共管理学家帕特里克·敦利威也指出唐斯的研究存在四个主要缺陷：（1）将所有的机构当成当成严格的直线型官僚制模型；（2）对官僚效用函数的
组成要素采取了过于宽泛的定义；（3）对所有官僚行为做出了本质相同的解释，因而他们不能合理地解释机构目标和策略的变化；（4）将机构体系当成单个机构同比扩大的相似物而加以分析。

其实，唐斯本人对其理论局限性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本书导论部分作了说明：“第一，本书所有的假设和命题都缺乏系统的经验性证明。

第二，该理论仅仅适用于官僚整体行为的一小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