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原因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形成了史学多途发展的总特点。

这种特点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本文就统治者的重视、史官制度的发展、史料的储备、私人修史的盛行及门阀氏族制度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阐述了这个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史学；多途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

在其370年的历史中，经历了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统一，东晋南北朝十六国这样一个政权更换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

而正是这种政治斗争激烈、社会矛盾尖锐的社会环境为这个时期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形成了史学多途发展的局面，使中国史学走上了由初步发展到渐趋成熟的道路。

对于这个时期的史学发展，晚清学者梁启超曾评价说：“两晋六朝，百家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犹然。

”[1]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形成了这种史学多途发展的局面呢。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

不仅汉族统治者重视，而且少数民族政权中也开始出现以本民族及其政权为中心内容的史学专著介绍本民族的起源、发展和建国等历史状况，以标榜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正统性。

除了编修本国史书以彰显自己的功德外，新建立的王朝往往还会编纂前朝的历史，分析总结其灭亡的经验教训，作为统治天下的龟鉴。

这也成为断代史编写成风的
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史官制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向史馆制度过渡的时期。

无论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大都设置了史官。

著作官在此时建立并得以发展，它主要有皇帝直接任命，或由中书监、秘书监或吏部官员任命，或他官兼任。

而曹魏政权始置不兼他职的专任史官。

《晋书职官志》记载说：“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

此后，《史通史官建置》和《通典职官八》都有相关记载。

《史通史官建置》的记载为：“当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职隶中书，其官即周之左史也。

晋元康初，又职隶秘书。

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

”《通典职官八》中《著作郎》条的记载也很明确：“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官，隶中书省，专掌国史。

”这实际上是我国古代不兼他职的专任史官设置的开始。

[2]晋元康初改隶秘书省,除设著作郎一人外,还有佐著作郎八人,宋、齐以后改称著作佐郎。

佐郎负责博采史料,正郎负责撰修记载。

宋、梁、陈又置修史学士。

十六国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但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多有设置史官记载史事者。

而北齐时设立史馆，以宰相兼领，掌兼修国史。

魏收在北齐史馆修史期间,如《魏书自序》所云:“受诏撰魏史,除魏尹,故优以禄力,专在史阁,不知郡事。

”史阁即史馆,有《初学记》卷三冬第四所载《北齐邢子才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可证。

这标志着古代设馆修史之初步形成。

[3]史官制度的发展促进了官修国史的编纂。

再次，史料的储备。

这一时期政权变更及政治斗争引起的社会动荡曾多次导致史料的散失、破坏。

但政局稳定后，统治者又积极组织整理史料。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导致图书文献损失惨重。

曹丕代汉后，“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

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

”[4]此后，政府对史料的储备工作也十分重视，委派专人写起居注，广泛搜集资料，以方便编修国史。

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年）下诏：“自泰始以来，大事皆撰录，秘书写付。

后有其事，辄宜缀集以为常。

”[5]这样，史料储备、整理完善，为本国及后人编修历史提供了方便。

第四，私人修史成风。

由于混战不断、政治分裂，文人学者的生命和地位没有保障，常常无故遭贬或被杀，因而他们在仕途失意之时，转而著史以抒发愤懑之情。

而且当时政府对私人撰史并没有严格限制，许多人，特别是寒门出身的人通过编修史书来扩大自己的影响。

此外，私人藏书的增多也为私人修史提供了可能。

第五，门阀氏族制度的影响。

门阀制度的发达，九品中正制的建立，为纪传体的风行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

士庶不平等，一些庶族为获得特权，跻身士族之列竞相伪造户籍，冒充清流；而士族为保持门第不被混淆，开始注重家谱和立传叙家史，使谱牒和人物传记兴盛起来。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一时期江东世家大族的著作达300部，总计卷数约4000卷，相当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典籍的分量的百分之五左右。

[6]
综上所述，在魏晋南北朝政权更换频繁、社会矛盾尖锐的环境下，
统治者认识到史学的重要性，开始召集人才，储备、整理史料，设置史官编写前朝历史吸收经验教训，撰写本国历史宣扬自己的功绩。

而私人修史的盛行及门阀制度影响使得史书的种类和数量剧增。

正是在这种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魏晋南北朝的史学发展呈现出了多途发展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
[2]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陈其泰：《设馆修史与中华文化的传承》[j].《清史研究》，2003.2(1).
[4]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庞天佑：《中国史学思想通史》[m].安徽：黄山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