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在司马迁看来，夏、商、周的制度变易，是通过后朝对前朝的损益救弊而按照忠、敬、文秩序进行的，忠、敬、文三王之道的变易是“若循环，终而复始”。

司马迁明确认为秦朝不知变易，而汉朝“承敝易变，使人不倦”，乃“得天统矣”。

这就从制度循环变易的角度否定了秦朝的历史统绪。

与司马迁的隐含之意不同，班固的“摒秦”思想则比较彻底。

班固在接受刘歆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的同时，也接受了其“摒秦”的思想。

据《汉书·律历志》所记，刘歆在《三统历谱·世经》提出的五德终始说中就宣扬了“摒秦”思想，其基本观点是认为秦得水德，“在周、汉木火之间”，因而不得其序，属于闰朝。

班固《汉书》在记述刘歆《三统历谱·世经》宣扬的“摒秦”论的同时，自然也接受了这种思想，并且在《汉书》中作了贯彻。

如在上述《古今人表》中，建朝帝王都被列入上上圣人中，唯独秦朝建立者千古一帝秦始皇则被列入中下等；《高帝纪赞》和《郊祀志赞》等篇，都明确宣扬了汉为火德上继周之木德的思想，将秦朝排除出历史统绪之外。

而班固在所作的《典引》篇所勾勒的自伏羲至刘汉的王朝统系中，也明确认为“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后汉书·班彪传》），直接将汉朝上继周朝。

毫无疑问，《汉书》在正史当中，开启了以“五德”言正闰的先河。

与“摒秦”相呼应，汉代史学普遍重视于“宣汉”。

司马迁《史记》以实录著称，却也有“宣汉德”和“颂功臣”的旨趣。

《太史公自序》明确说道：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颂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耻之；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这段话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为了与壶遂论辩作史而说的言不由衷的话，其实它与其父司马谈的临终遗言所体现的思想也是相一致的。

与司马迁《史记》相比，班固《汉书》的“宣汉”思想则更为凸显，实际上《汉书》的撰述旨趣就是“宣汉”。

《汉书·叙传》说：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

在此，班固一方面明确认为，史家作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当代君主“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而《史记》通史撰述将刘邦“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做法，是贬低了汉朝的历史地位，违背了历史撰述的这一旨趣。

另一方面，汉朝是历史上的盛世皇朝，有赖于专门的典籍来传颂大汉之德，而司马迁《史记》关于汉朝历史记载止于汉武帝，并非汉朝全史；《史记》之后自褚少孙至班彪十余家《史记》续作，也都没有肩负起系统反映汉史的任务。

这样一种历史撰述局面，是与汉朝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的。

这是班固之所以要断汉为史作《汉书》的原因之所在。

魏晋南北朝史学正统观念的特点马小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所，北京100875）收稿日期：2010－03－20作者简介：马小能（1982—），女，河南永城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

与秦汉大一统政治不同，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和民族融合时期，史学正统观念上自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由于王朝更迭频仍，为凸显新朝政权的合法与正统性，史家在史书撰修时的断限、起元及具体内容上，都非常注意弥缝与讳饰。

其次，面对魏、蜀、吴三国鼎立政权，由于时代背景的迥异，史家对三国孰为正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再次，南北对峙时期，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间的正闰之争，主要通过夷夏之辨的方式进行，然而随着民族融合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夷夏色彩逐渐淡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越发凸显。

一政权更易频繁是魏晋南北朝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为凸显新建皇朝的合法与正统性，史家在撰修史书时的断限、起元及具体内容上，普遍重视于弥缝和讳饰。

断限即划定年代界限。

魏晋南北朝时期，晋史、宋史断限所受争议最大。

我们知道，司马氏以“弑君”、“篡位”取代曹魏政权，如何洗刷“弑君”的恶名，成为晋武帝即位后的头等大事。

据《晋书》所载，贾谧主张以西晋建立之年（265）为始，而荀勖和王瓒则分别把晋朝的历史上推至·412·240年和249年。

结合历史事实，不难发现，上推的目的是要将齐王芳的被废黜、魏高贵乡公曹髦的被杀作为西晋内部的政治斗争来处理，这就很好地弥缝了司马氏父子弑君的恶名。

另据《宋书·徐爰传》所载：“起元义熙，为王业之始。

”两汉政权也早在丰沛和昆阳之日就已开始。

“降逮二汉，亦同兹义，基帝创乎丰郊，绍祚本于昆邑。

”同理，刘裕亦在义熙年间建立了赫赫功名，实已受命为王。

这就很好地掩饰了其篡夺晋室皇位的“不道”行为。

起元与断限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南朝齐修国史，认为萧齐得天下乃“受之也，非取之也。

”（《南齐书·高帝纪下》）因而，所修国史，“开元纪号，不取宋年。

”（《南齐书·檀超传》）不再将年限上推。

和南朝相对应的北朝，在齐史起元问题上亦争执不一。

据《隋书》和《北齐书》所载，魏收认为《齐书》应以高祖平四胡之岁（532年）为起元。

阳休之认为应以齐显祖高洋天保元年（550）为限断。

二人相持不下，魏收寄书与李德林以征求意见。

李在答复中，指出应以“受命之元”作为《齐史》撰修的开端。

“受命之元”是指开基业而未有帝号者。

其理由是：“唯可二代相涉，两史并书，必不得以后朝创业之迹，断入前史。

若然，则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传，不作齐朝帝纪，可乎？”（《隋书·李德林传》）后代创业之迹不能断入前史，这是现实政治所要求。

由此可见，在王朝更迭频仍的情况下，断限是粉饰靠阴谋和暴力而建新皇朝的重要手段。

从史书撰述的具体内容来看，史家在宣扬本朝功业的同时，往往重视大力宣扬天命王权思想，以为新朝建立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做出论证论。

为本朝歌功颂德，是史家的职责所在。

如沈约《宋书》就是为了追“述一代盛典”（《宋书·璞子约传》）。

《北齐书》则借崔暹之言指出，“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

”（《北齐书·魏收传》）北魏史官高祐认为，“皇风大猷”，“功臣懿绩”，“成事所以昭扬”，是因为“载籍作”的缘故（《魏书·高祐传》）。

在正面歌颂之外，史家还通过为本朝避讳、同时暴露前朝之恶的形式从反面进行映衬。

《宋书》之“《后废帝纪》，但历叙帝无道之处，以见其必当废杀。

”《顺帝纪》亦但叙萧道成之功勋，绝不见篡夺之迹。

对于效忠刘宋而谋讨萧道成者，“概曰‘反’，曰有‘罪’。

”然“其党于道成而为之助力者，转谓之起义。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南齐书》则将齐末帝比作桀、纣，而暗喻梁武帝即汤、武。

如此一来，梁代齐，自然也就是合理、合法的了。

天命王权思想是神化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政治理论。

《后汉书》开篇不厌其烦地描述了“赤光照室”及诸多神秘预言。

《南齐书》和《魏书》中更有“其夜陈孝后、刘昭后同梦龙据屋上”（《南齐书·武帝纪》），“其夜复有光明”、“榆生于埋胞之坎，后遂成林”（《魏书·太祖道武帝纪》）的离奇描写。

如此一来，就给新朝统治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其统治也就被合法、正统化了。

《宋书》、《南齐书》、《魏书》还专门设有《符瑞志》、《祥瑞志》、《灵征志》等，在他们看来，讲符瑞的本质目的是要警告那些“力争之徒”、“乱臣贼子”尽快醒悟，“受命之符，天人之应”，王命实乃天授，并非逐鹿可得（《宋书·符瑞志上》）。

二东汉结束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三国魏、蜀、吴鼎立时期。

三国各为正朔，极力标榜自己为正统，而贬斥他国为非法的僭伪政权。

尤其是汉魏之间，长期互指对方为贼。

“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据险乘流，跨有士众，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

”（《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诸葛亮《出师表》亦表达出一种“汉贼不两立”的历史意识（《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

三国究竟以谁为正，成为当时史家研究三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

西晋史家陈寿以其杰出的史才与史识，将三国历史统于《三国志》一书之中。

而《三国志》在正统观上是以曹魏为正的。

首先，《三国志》采取了帝魏而传蜀、吴的编纂原则，为曹魏君主立“纪”，而为蜀、吴君主立“传”，且将曹魏“纪”置于蜀、吴“传”之前。

《魏书》中对蜀、吴君主的继位称帝皆无其本国年号记载，而在《蜀书》、《吴书》中蜀、吴君主继位则必记曹魏之年号。

如记蜀汉后主刘禅继位，曰：“是岁魏黄初四年也。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记孙亮继位，曰：“是岁，于魏嘉平四年也。

”孙休继位：“是岁，于魏甘露三年也。

”孙皓继位：“是岁，于魏咸熙元年也。

”（《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对三国创立者的称谓也有所不同。

如对曹操，在《魏书》中称“太祖”或“公”、“魏公”、“魏王”，在《蜀书》和《吴书》中称“曹公”。

对刘备，《蜀书》中称“先主”，在《魏书》、《吴书》中则直呼其名。

对孙权，不论是《魏书》、《蜀书》还是《吴书》，一概直呼其名。

曹魏君主的死称“崩”，蜀汉君主的死则称“殂”，孙吴君主的死则称“薨”。

其本人对后主刘禅面缚衔璧、全蜀归魏一事亦极表赞美之情。

称赞刘禅此举“恢崇德度，深秉大正。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其次，陈寿在记述曹魏代汉的历史时，还大书特书符瑞之事，以明曹魏政权的建立，实乃天命所归。

《魏书·武帝纪》记曹操破袁绍之事时曰：“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

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

”《文帝纪》中则有“黄龙见谯”之异象。

“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飏：‘此何祥也？’飏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

天事恒象，此其应也。

’内黄殷登默而记之。

至四十五年，登尚在。

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飏之言，其验兹乎。

’”汉献帝以为曹魏乃众望所归，于是令人“持节奉玺绶禅位”。

按：黄星是土德的象征，黄星的出现，也就“预示着曹魏要以土德代替汉朝火德了，而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天下莫敌’，说明这种黄星之瑞得到了验证。

”黄龙和黄星一样，也是土德的象征。

谯是曹操的家乡，谯地出现黄龙，意味着曹魏代汉乃天命所归。

不同的是，《文帝纪》中“不但记载了符应出现的地点、时间，更重要的是它·512·有具体的见证人和当年的历史记录，从而使这种符应之说更具有了真实性、可信性。